1179萬畢業生，17.1%失業率，既要又要的困局，無解的就業歧視

《2024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報告》——

2024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規模預計1179萬人，相較於2023年，增加21萬人，達到歷史新高。

按照我國新生兒出生數計算，直到2038年左右，我國高校畢業生總數，還會持續上升，不斷刷新歷史記錄。

某種角度而言，高校畢業生數能表現一個國家高文化水平、高素質人才儲備的現狀，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優質的人才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

我國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居高不下。

2023年12月爲14.9%；2024年1月爲14.6%；2月爲15.3%；3月與2月持平；

4月、5月、6月分別爲14.7%、14.2%、13.2%，連續三個月下降，似乎就業市場開始呈現積極態勢；

但7月又升至17.1%；8月破錶至18.8%；9月略降至17.6%；10月再降至17.1%。

很明顯，不包括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雖有上下波動，但整體上看，仍處於歷史高失業數值階段。而這一數據正好涵蓋所有本專科應屆畢業生和部分應屆研究生。

一邊是不斷刷新歷史紀錄的畢業生數；一邊是應屆生失業率居高不下。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迫在眉睫。

這樣的大背景下，卻不斷出現“不和諧”音。

“學歷歧視”

——用人單位招聘中，以應聘者取得的學歷高低，對應聘者進行評價和篩選；

——用人單位招聘中，以應聘者畢業的院校檔次，對應聘者進行評價和篩選。

前者形成的“鄙視鏈”大體是，博士學歷>碩士學歷>本科學歷>專科學歷>高職學歷>自考學歷>成考學歷；

後者形成的“鄙視鏈”大體是，留學海歸>清華、北大和C9高校羣>一般的985高校>部屬211高校>普通211高校>普通高校。

“疫情班歧視”

——就業市場近幾年出現的一種針對高校畢業生的新型歧視。即，用人單位不招聘疫情期間就讀大學的應屆生。

用人單位爲2022年至2024年畢業的應屆生貼上“疫情班”標籤，認爲這段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沒有在高校接受過完整、系統、有效的線下教學。

因爲疫情的客觀原因，大量的時間都在上網課，長期的隔離，又容易沉迷手機，既沒有學好專業理論知識，也沒有機會進行專業技能實習。同時，還缺少溝通能力和社會實踐。

各類就業歧視，加劇了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嚴峻趨勢。

媒體認爲——無論是“學歷歧視”，還是“疫情班歧視”，嚴重傷害就業市場的公平性，破壞競爭環境，是一種赤裸裸的偏見，這種傲慢病必須治一治；

教育專家，公知學者認爲——高學歷並不等於高能力、高素質，反而會影響人力資源隊伍的整體素質。不要疫情班畢業生是一種扭曲的招聘觀體現，不僅否定具體個體的努力，也表現企業缺乏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這是典型的“聰明反被聰明誤”；

心理學家認爲——“學歷歧視”和“疫情班歧視”現象，給歷屆生帶來自我懷疑，喪失自信，更加焦慮不安。不利於年輕人的健康成長，造成更多的心理問題出現；

法律專家認爲——招聘者以“學歷”和“疫情班”爲由，拒收相關應聘的高校畢業生，涉嫌違反《就業促進法》，構成對特定羣體的就業歧視。主管部門需制定堅決糾正就業歧視的專項行動方案，及時接受相關申訴，建立相應的處理機制，完善和落實就業歧視公益訴訟制度。

總之，一邊倒的指責用人單位是共性，所有的“鍋”必須由用人單位來“背”！

存量經濟時代，部分企業發展處於困境階段，削減產出、減薪裁員的情況時有出現。

企業在不斷掙扎中，招聘新人，一方面是企業自身剛需，一方面自然是希望以最小的用人成本帶來最大的用人效益。

無論是所謂的“學歷歧視”，還是“疫情班歧視”，某種角度而言，更多的是企業的自保行爲——在簡歷階段，通過硬性要件篩選部分應聘者。

這種篩選，確實不能做到百分百準確，但在“鑑別”和“培養”都已經成爲企業不可承受之重的運營成本時，用“學歷高低”、“學校差別”和“學習形式不同”作爲分辨條件，是節約成本的最有效方法了。

再者，學歷、學校、學習形式，當然是有證明力的。

學習之路，本來就遵循着“付出與回報”成正比的關係，應屆生所獲得的學歷，所畢業的院校，是學生素質和能力的典型表現。

不可否認，“疫情班”畢業生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線上學習的，無論所謂的“教育專家”怎麼普及線上模式的優越性，基本的學習規律就是“面對面”纔是最好的教學模式。同時，因爲客觀大環境，正常的社會關係被割裂，實習實踐機會被減少。學生質量下降是必然。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問題是——現在的企業還有容錯的空間嗎？

將“鍋”推給企業在背，公平嗎？

就業歧視，當然需要解決，特別是每年千萬級的畢業生人數，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在。

但僅靠企業是不行的。

例如“疫情班”就業歧視，客觀原因造成，不是個體責任，全部壓力都推給企業，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會給企業造成新的經營困境。

那麼，政府首先要站出來，出臺針對性的激勵政策，共擔“網課一代”畢業生進入人才市場後的磨合、培養成本；教育部門、人社部門應積極幫扶就業不暢者，組織相應的職業培訓，使其更好的與用人單位進行對接。

各高校應該具備基本的社會責任心，對近幾年畢業的學生，不能直接放手。教育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教育的質量，對疫情期間，因客觀原因，教學形式的改變，導致教育質量沒有得到保障的事實，應進行儘可能的彌補。對重點課程、實踐課程，進行後續的完善，提供專業的培訓服務，指導畢業生重點提升、完成鞏固。

至於“學歷歧視”，就目前現狀而言，其實是無解的困局，陷入惡性循環。

我們的教育，本就是“中高考制”，其實質就是在進行人才的選拔、淘汰。

正因爲如此——哪裡都有重點中學；哪裡都在大興“集團化辦學”，優質學校壟斷化；哪裡都在將學生以成績爲標準分爲三六九等。

1995年，我國啓動“211工程”；1998年，我國提出“985工程”；2017年，我國推進“雙一流建設”。

是我們的現行教育管理評價體系，給學校貼上了各種標籤，把學校進行分級。我們自己給學校加了“冕”，卻要求，用人單位把“冠冕”踩在腳下，這本就是自相矛盾。

我們不能既要又要，遮遮掩掩，欲拒還羞，明明是“應試選拔”的根，非要開出“素質教育”的花。

很無奈的是，用“學歷”進行歧視，起碼是尊重個人付出的，是承認個人付出與回報成正比的。

徹底根除“學歷歧視”，就必須要在中高考選拔機制上動大手術，但取消了中高考，又拿什麼維繫公平？從某種角度而言，考試是目前最簡便的打通上下渠道的方法，這或者也是我們這樣的國家必須要堅持“中高考制”的意義。

對一部分人“歧視”的不公平，往往意味着對另一部分人的公平。打破“歧視”最好的方式，是修煉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