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萊德的中國盲區
2025年春,一宗重磅交易在全球商界掀起波瀾。
3月4日深夜,李嘉誠旗下長江和記實業公告稱,已與貝萊德(BlackRock)牽頭的美國財團達成初步協議,以228億美元出售旗下43個港口資產。
作爲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通過此次收購,將躋身全球三大港口運營商之列,掌控全球10.4%的集裝箱吞吐量。
在此次收購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位於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作爲全球航運的“咽喉要道”,這兩座港口的戰略價值不言而喻,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將此次收購視爲“美國掌控全球航運命脈的關鍵佈局”。
此前,一系列圍繞港口的“活動”早已秘密展開。
據知情人士透露,貝萊德首席執行官芬克與特朗普、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等人通了電話,最終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此外,芬克也受邀於3月17日前往白宮,在那裡受到了共和黨高層的熱情接待。
特朗普召集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以及副總統萬斯等人在白宮舉行閉門會談,討論包括港口交易在內的諸多問題,會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另據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還計劃於本月在自己位於佛羅里達州的私人俱樂部海湖莊園招待芬克。
芬克與民主黨關係同樣密切。2012年公開支持奧巴馬競選總統,2016年爲克林頓的競選活動捐款,2020年參加拜登的籌款活動,貝萊德的一些高管還在拜登政府任職。
正如前財長保爾森對他的評價:“芬克具備商業、政治等方面的罕見智慧。”憑藉這份智慧,不僅使芬克在華盛頓政壇上游刃有餘,更在多次危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但在中國,此交易引發的連鎖反應,對貝萊德的未來影響,卻在未定之天。
01 政商經濟學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我甚至沒怎麼聽說過貝萊德,但雷曼兄弟倒閉後的幾年裡,它幾乎無處不在!”長期報道華爾街新聞的德國記者布赫特曾在2015年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如此評價道。
貝萊德成立於1988年,最初只是黑石(BlackStone)集團旗下的一傢俬募股權公司,隨後逐步拓展至風險管理和資產管理領域。
1990年底,其管理資產規模僅爲1650億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時,這一數字已增長至1.3萬億美元。
雷曼兄弟的破產意外推動了貝萊德的崛起。
由於貝萊德在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領域擁有專業團隊,美聯儲開始頻繁尋求其協助。
據《紐約時報》報道,2008年貝爾斯登等投行破產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委託貝萊德管理這些機構遺留下來的數十億美元不良資產。而貝萊德在協助政府定價並處置資產的同時,也幫助私人客戶收購同類資產,這一雙重角色引發爭議。
在2010年4月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代表納稅人審查銀行救助計劃的總檢察長巴羅夫斯基宣佈,他將徹查貝萊德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但這項調查很快就悄無聲息了。一年後,巴羅夫斯基也辭去了他的總檢察長職務。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美聯儲再次向貝萊德求助,由其子公司爲大規模商業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MBS)和投資級公司債券的購買提供諮詢。
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承接美聯儲不良資產處置委託,到2020年疫情期間主導企業債券購買計劃,貝萊德與美國政府的合作早已超越單純的市場交易範疇,形成深度的政策協同與利益聯盟,兩者之間甚至還存在着典型的政商“旋轉門”現象。
美國特洛伊大學曼努埃爾·約翰遜政治經濟中心執行主任門登霍爾曾指出,貝萊德通過政商 “旋轉門”機制影響美國政策走向——部分前僱員離開公司後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例如,貝萊德前高管範諾斯特蘭離職後進入美國財政部擔任要職。
在門登霍爾看來,這類人員流動必然催生“政策傾斜效應”——當旋轉門背後站着萬億資本巨鱷時,決策天平很難保持絕對中立。
各國政府前要員卸任後加入貝萊德的情況也十分普遍。例如,瑞士央行前行長希爾德布蘭德擔任貝萊德副主席,美聯儲前副主席費舍爾、英國前財政大臣奧斯本在卸任後成爲貝萊德的高級顧問。
02 東方棋局
同樣,貝萊德與中國市場的重要金融網絡也有着密切的往來。
2009年4月中旬訪華期間,芬克曾與多家中國機構客戶會面,旨在推介美國不良資產及抗通脹類投資產品。雖然芬克未公開具體客戶名單,但據知情人士透露,中投公司就在那份訪客名單上。
2015年8月下旬,正值中國股市經歷劇烈震盪之際,中國政府邀請芬克來華,與相關官員就市場形勢展開會談,期間芬克分享了針對中國股市的經驗與建議。
2018年2月底,中美貿易戰期間,中方首次赴美磋商時,會見的五位美國企業界高管中,芬克是唯一受邀的資產管理行業代表。
爲了更好地拓展中國業務,貝萊德在遴選中國區負責人時,也頗爲“講究”。
2013年初,貝萊德委任王學明爲貝萊德中國地區主席。
在加盟貝萊德前,王學明是高盛集團的顧問董事。在高盛任職期間,她主要負責大中華地區的業務,曾促成多項配合中國內地在9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經濟改革、結構重整的重大私有化及併購計劃。此外,她還爲高盛早先贏得中國電信和中石油上市業務發揮了核心作用。
多年間,王學明爲高盛建立並維繫深遠的客戶關係,角色舉足輕重,而她的主要人際網絡更是推動與促成高盛高華聯營公司在中國內地取得在岸業務牌照的關鍵。
在王學明執掌貝萊德中國區業務期間,公司的發展相對低調,市場上也鮮少見到關於她的相關報道。正因如此,許多國內投資者甚至未曾聽說過貝萊德的名字。
彼時,芬克在北京金融街一場會議上的發言,也印證了這一點。“貝萊德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也許你們中某些人會覺得詫異,因爲我們不是最知名的公司。”芬克表示。
但這似乎並不影響貝萊德中國業務版圖的擴張。
2015年,貝萊德旗下的貝萊德海外投資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獲批QDLP試點機構,由此開啓境內人民幣資金投向海外市場的通道。
2017年,貝萊德先後獲批RQFII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前者打通離岸人民幣投資境內市場的渠道,後者意味着可以像本土私募一樣募集境內人民幣開展資管業務。
不過,貝萊德的中國野心並不止於此。
03 水土不服?
2019年4月,貝萊德中國區迎來一次重要的人事變動——任命湯曉東擔任中國區負責人,全面負責貝萊德在華長期業務戰略的制定與執行。湯曉東擁有複合型職業背景,既具備美國留學與工作經歷,又擁有中國證監會任職經驗,還曾擔任國內頭部金融機構高管。
這樣一份履歷,恰恰契合貝萊德的“旋轉門”機制——通過吸納兼具監管、市場與國際經驗的人才,強化其在中國市場的戰略佈局與資源整合能力。
這一人事決策,很快便顯現出成效。
2020年4月1日,國內正式放開金融機構外資持股限制,貝萊德當日即提交公募基金設立申請,同年8月獲批公募牌照,成爲國內首家外資獨資公募基金,湯曉東也成爲了貝萊德基金的首任董事長。
爲更好展業,貝萊德基金邀請此前擔任泰康資產副總經理的張弛加盟。
作爲公募行業的一員老將,張弛歷任華安基金高級產品經理、戰略策劃部總監助理、副總監,後來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先後擔任產品總監、市場與產品總監、公司首席市場總監,並在2008年升任光大保德信副總經理,而後於2015 年11月離職,轉戰泰康資產。
正是這樣一份橫跨產品研發、市場營銷、戰略規劃及機構管理的複合型履歷,使其成爲貝萊德拓展中國公募市場所需的理想人選。
2021年9月7日,貝萊德基金首隻產品——貝萊德中國新視野正式成立。
作爲張弛履新貝萊德基金總經理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貝萊德中國新視野面市之初便獲得了66.8億元的認購,這在當時清冷的發行市場中無疑是一抹亮色,但發行時點卻選在了上證指數近年來的高位處。
此後A股市場持續走弱,產品淨值也是一路震盪下行。時至今日,累計跌幅已超過40%。
在貝萊德巨大光環的籠罩下,貝萊德基金在中國市場的“首秀”,顯然是令人失望的。關於“水土不服”的說法,也一直縈繞着貝萊德基金。但若深入分析便會發現,這一說法難免流於表面。
首先,從人員背景來看,貝萊德中國新視野歷任掌舵者均爲本土基金經理且擁有豐富的國內資管行業從業經歷。
這意味着“水土不服”的根源並非來自人的因素,而是需要從機構與市場風格匹配的特性中尋找答案。
事實上,貝萊德的全球投資邏輯與其在A股遭遇的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美國,該機構擅長通過政商資源聯動切入核心資產領域,借政策紅利實現收益;在全球市場,其慣用策略是直接入股行業龍頭,以相對穩健的長期持有模式分享經濟增長紅利。這種“政商協同+核心資產配置”的路徑,在成熟市場往往能發揮規模效應。
然而,A股市場的生態卻存在顯著差異。一方面,國內投資者結構以個人爲主,短期回報訴求強烈,導致依賴長期價值沉澱的投資策略難以落地;另一方面,A股市場博弈屬性突出,資金流向、政策解讀與情緒驅動的關聯性更強,與貝萊德過往依賴的“長期價值+政商資源”模式形成邏輯衝突。
這種市場本質的差異,纔是導致其業績承壓的關鍵癥結——並非“不服水土”,而是其成熟的全球投資框架,在以短期博弈爲特徵的A股賽道中,難以找到適配的落地場景。
04 高層大換血
持續的業績壓力與本土化困境,也使得未能帶領貝萊德在中國市場打出一片天地的創始團隊成員相繼離開。
2023年8月19日,湯曉東因“個人原因”離開貝萊德,時任總經理的張弛代爲履職。
2024年1月20日,貝萊德中國新視野首任基金經理之一的唐華離職,由神玉飛接棒,與單秀麗繼續共同管理該產品。
同年2月,貝萊德基金迎來新任董事長範華。範華到任後,張弛不再代任董事長,並在22天后卸任總經理一職,時任督察長的陳劍代爲履職,並在此後轉正。但在業內看來,這是貝萊德基金總經理青黃不接的緩衝之計。
正如業內所預料的那樣,今年3月15日,貝萊德基金公告高管變動,鬱蓓華出任公司總經理。原總經理陳劍因個人意願,將淡出公司日常運營,轉任公司高級顧問一職。
至此,貝萊德基金高層完成大換血,董事長範華與總經理鬱蓓華搭檔,重整公司各項業務。
公開資料顯示,範華在加入貝萊德之前擁有豐富的金融從業經歷。她曾在中投公司工作超過10年,歷任多資產組主管、固定收益和絕對回報投資主管以及資產配置和戰略研究主管等重要職務。
此後,她轉戰招商理財,擔任首席權益投資官一職,並從2019年開始領導招商理財上海辦公室,負責公司的投資和研究工作,專注於多資產、股票和另類投資。更早之前,她還曾擔任高盛集團風險建模組的全球負責人。
與範華經歷不同,鬱蓓華職業生涯始於銀行。1994年7月,她進入招商銀行工作,從基層銀行職員做起後逐步晉升,先後擔任招商銀行寶山支行副行長,上海分行會計部總經理、計財部總經理,以及上海分行副行長、信用卡中心副總經理等重要職務。
2012年7月,鬱蓓華離開招商銀行,加入浦銀安盛基金,擔任董事、總經理等職務,直到2024年7月離任。在任期間,浦銀安盛基金資產規模從26.05億元增長至3579.56億元。
正當市場認爲,鬱蓓華會在浦銀安盛基金幹至退休之時,坊間卻傳來她即將離任的消息,而此事與浦發銀行董事長張爲忠有關。
去年2月,張爲忠就任浦發銀行董事長後,啓動了涉及總行、分行及子公司的人事調整。時任浦銀安盛基金總經理的鬱蓓華也在調整之列——浦發銀行計劃將她調任總行信用卡中心總經理。
此次調崗的信用卡中心不僅偏離鬱蓓華深耕的資管領域,且被視爲銀行體系內的邊緣部門。距退休僅剩兩年的她難以接受,果斷提交辭呈。
離開浦銀安盛基金後不久,鬱蓓華便加盟了貝萊德基金,出任總經理一職。
她的加入恰逢貝萊德基金在中國展業四年內第三次更換總經理的關鍵時期,公司正迫切需要一位深諳本土市場的掌舵者來突破發展瓶頸。
值得注意的是,鬱蓓華深厚的招商銀行背景與貝萊德基金董事長範華的職業經歷形成“招商系”協同效應,這一人事安排被業界普遍視爲貝萊德破解“水土不服”難題的戰略性舉措,而貝萊德在國際市場上更爲擅長的“政商協同”,在中國市場領域至今未展現出應有的實力。
本文源自阿爾法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