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 “即使俄烏停戰, 世界也回不到過去了”
作者曹遠征系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
近幾年來，圍繞“建立什麼樣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問題，國內外爭論激烈。那麼，“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到底該如何定義？
曹遠征指出，所謂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是相較於“二戰”前依靠實力相互競爭的單雙邊爲主的國際秩序而言的。這一體系包括以聯合國爲代表的國際政治協商機制、以自由貿易爲宗旨的開放市場經濟機制和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機制。它的建立，帶給世界幾十年和平與發展。但俄烏戰爭及隨之出現的西方對俄製裁，卻把規則當作“武器”，非理性地動搖全球化制度根基，嚴重挑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曹遠征認爲，作爲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防止某些國家的無理性輪番制裁對規則的破壞，對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及經濟全球化的過分傷害。要從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戰思維，以和平與發展爲原則，鞏固現有國際多邊治理的陣地，尤其是區域治理平臺，從不同類型國家平等競爭出發，改善在現代化道路上各國交流合作機制，以實現共贏、鞏固經濟全球化成果——這些纔是跨越俄烏衝突陷阱，面向未來的建設性態度。但同時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即使俄烏停戰，恢復和平，世界也回不到過去了。面對一個日益區域化、地方化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應以RCEP爲抓手，以“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爲經濟金融治理理念，將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建成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標杆地區。
跨越俄烏衝突陷阱：
重新思考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秩序
當前仍在發展中的俄烏衝突是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歷史性事件，正在深刻且全面地動搖“二戰”後建立在雅爾塔共識上的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世界各國在震撼之餘，程度各異地捲入其中，卻立場不同，不僅構成“二戰”後，至少冷戰結束以來性質最爲複雜的全球性分歧，而且很可能成爲國際秩序變動的轉折點。“二戰”前民族國家以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爲基礎的“合縱連橫”的格局正隱約重現。
▍俄烏衝突對國際秩序的挑戰的意涵
區別於“二戰”前依靠實力相互競爭的單雙邊爲主的國際秩序，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是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這一體系的建立汲取了“二戰”的慘痛教訓，既是各國，尤其大國利益博弈的結果，具有實力均衡的背景；也是人類歷史進步的產物，基本反映了全球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小國家平等發展的共同意願，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正當性。
這一國際治理體系由三個相互依存的支柱組成，並形成了相關機制。一是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協商處理國際政治事務的機制。它以聯合國爲代表，一國一票，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以自由貿易爲宗旨的開放市場經濟機制。它起初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爲代表。冷戰結束後，爲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GATT轉變爲世界貿易組織（WTO），形成了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新機制。三是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機制，即佈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在使美元擔任國際貨幣的同時，衍生出一系列相關的國際金融制度，不僅體現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國際組織有關國際金融秩序的安排和協調，更體現爲諸如巴塞爾協議等國際金融標準的制定和完善。這一國際貨幣金融機制規範着各國金融機構的行爲，維持着全球金融的有序運轉。經過“二戰”後七十多年的發展，這三個支柱在各自建立整套嚴密規則的同時又相互支撐，形成了涵蓋整個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治理的規則體系，構成今日經濟全球化的體制依託。
毋庸諱言，現行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存在很多缺陷，仍需要改革和完善。但總的來看，它基本實現了雅爾塔會議構建和平共識的初衷，自1945年這一體系建立至今，再沒有出現過世界性的戰爭。與此同時，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實現了獨立，並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隨着冷戰的結束，和平的世界環境更使發達國家的資本放心地大舉流入發展中國家，加快了後者的工業化進程。結果，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不斷提高、貧困不斷緩解的同時，社會也得到發育和發展。
多邊治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更突出地體現在西歐。德法矛盾曾是歐洲大陸衝突的根源，兩次世界大戰也因此爆發。“二戰”後，隨着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立，德法矛盾開始化解，歐洲共同體發展成爲歐洲聯盟。特別是以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爲標誌，歐洲一體化上升到新的高度，歐元區19國已實現了產品、資本和勞動力全面的自由流動，既帶動了成員國的經濟增長，也使它們之間的經濟差距顯著縮小，提高了落後地區和國家的居民收入。
然而，俄烏衝突及隨之出現的制裁卻在綁架這一體系，西方正在把規則當作“武器”，以自殘爲代價，非理性地動搖着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例如，在經濟制裁方面，取消俄羅斯的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最初屬於雙邊範疇，是指甲乙雙方簽訂協議後，丙方則自動享受同等待遇的安排。這在WTO前常見於GATT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中。隨着WTO的成立，由於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其成員，最惠國待遇就成爲WTO的普遍優惠制，成爲多邊制度安排中的應有之義。以取消最惠國待遇作爲一種制裁方式，實際上是從多邊關係退化到從前的雙邊狀態。又如，在金融制裁方面，凍結俄羅斯的外匯儲備。美元雖是美國的主權貨幣，但同時是國際貨幣，因此是國際公共產品，應具有中立性。美國利用自身主權貨幣是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凍結甚至沒收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舉動，既是對美元信譽的損害，更是對規則的違背，將多邊關係中的公共產品退化爲雙邊關係中的一國貨幣秩序。再如，在金融基礎設施方面，SWIFT系統也成爲制裁的手段。SWIFT是上世紀70年代建立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報文規範和傳送處理系統，旨在通過確定金融機構之間信息傳輸路由及編碼，適應與日俱增的國際支付清算。SWIFT協會本身是非政府和非盈利組織，以中立、專業、高效、安全爲宗旨，無歧視地爲各國金融機構服務，即使在冷戰時期也是如此，如今卻在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各國政府的威逼下剔除了俄羅斯部分銀行的使用資格。這破壞了金融機構之間的國際業務的多邊關係，損害了國際資金清算的系統性安全運行。
令人吃驚的是，類似以規則爲“武器”的制裁，正在蔓延至油氣管網、鐵路交通、電信網絡等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領域。初步統計，西方各國已出臺了五輪對俄製裁措施，累計已達到近4000項。凡此種種，均挑戰着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及其基礎，瓦解着國際共識，擾亂着國際秩序。這一影響在金融系統表現得尤爲明顯。如今，許多既有規則淪爲制裁工具，在增大金融風險的同時，也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契約精神和標準的嚴肅性。更嚴重的是，這開了惡劣的先例，意味着這些標準也可能被用來制裁其他國家。這些制裁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擔憂，成爲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盪的重要原因。
現行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建立及完善，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自地理大發現後，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相應地建立了以主權、平等爲基礎的民族國家國際關係準則，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隨後，經過19世紀初《維也納和約》關於正統主義、均勢原則和補償原則的補充，確立了戰爭後果應指向和平的指導思想，完善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然而，戰爭的後果應指向和平並不必然防止戰爭的重演。這不僅反映在“一戰”的爆發上，而且更深刻地體現在《凡爾賽和約》的後果上。
自《維也納和約》後，歐洲進入大革命時期，既有以蒸汽機爲代表的工業革命，又有以法國大革命爲代表的社會革命。工業革命使生產力成倍提高，生產的擴張遠快於市場的擴張，生產過剩式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發作，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成爲最大的制約。社會革命提高了人們的覺悟，尤其工業革命帶來了工廠制度，歐洲由此出現了規模化的工人階級隊伍，勞資對立更加深刻，社會矛盾趨於激化。
進入20世紀，在以重化工業爲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產能的增長使市場問題更突出，而領重化工業化風氣之先的德國面臨的市場問題更爲尖銳，並使勞資矛盾日益形同水火。德國提出“要爲自己要求在陽光下的地盤”，德國的工業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則那樣不可抗拒”。於是，“當世界市場瓜分完畢，重新瓜分就十分重要”。德國以民族戰爭的形式策源了“一戰”。
“一戰”凸顯了市場在工業化時代國際秩序中的意義，經濟問題由此成爲國際政治的頭等大事。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建立平等貿易條件並開放市場的重要性，理解了在金本位制下爲積累國際收支順差的重商主義的危害，並試圖建立相應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規則和體系。在巴黎和會前夕，美國總統威爾遜率先提出了十四點計劃，倡議成立國際聯盟，實現“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然而，由於美國國會未批准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形同虛設，國際政治治理軟弱無力。這不僅使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無從談起，也使《巴黎和約》更注重戰敗國的道德責任及賠償義務。過分苛刻的割地賠款要求，在導致德國經濟崩潰的同時，也造就了納粹崛起的土壤，後來引發了“二戰”。
反思這段歷史，使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二戰”後建立在雅爾塔共識上的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可貴。當前，俄烏置《聯合國憲章》於不顧，悍然開戰並逐步升級；西方發達國家則集體挖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牆角，以規則爲制裁“武器”，甚至連數百年中立的瑞士也加入制裁。歐洲一體化的努力正在被俄烏衝突及其制裁所侵蝕，歐盟內部關於制裁俄羅斯的分歧日益顯現，這種局面似曾相識，氣氛堪比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尤其是沉寂七十多年的中東歐國家邊界及主權問題又沉渣泛起，使人們擔心，不僅統一歐洲的夢想變得遙遙無期，歐盟和歐元區也將面臨離析的風險。包括烏克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會更加極端化，成爲和平潰瘍地和火藥桶；俄羅斯會進一步“沙俄化”，試圖再次扮演“歐洲憲兵”角色；德國以再增加1000億歐元軍事預算爲標誌，正在再軍事化；法國大選馬克龍雖險勝，但勒龐退出北約的選戰口號仍在迴盪；芬蘭則擬放棄“二戰”以來中立化的立場，申請加入北約。與此同時，英國在退出歐盟後重返歐陸政治舞臺，美國則假手英國再次操縱“大陸均勢政策”。一個曾經雄心勃勃謀求一體化的歐洲，正在退回“二戰”前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的博弈之中。
俄烏衝突正在拖累世界，而日益形成的歐洲地緣政治經濟博弈則會加重這一拖累。事實上，作爲國際社會弱勢羣體的發展中國家正在被動承受俄烏衝突及其制裁的政治經濟後果，已經在被迫“選邊站”。如果歐洲地緣政治經濟博弈加劇，將加劇世界“陣營化”傾向，時代主題由此可能從“和平與發展”轉向“衝突與發展”。“世界不再是平的”，是俄烏衝突帶給世界的意涵。
▍俄烏衝突的世界經濟後果
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全面制裁的世界經濟後果正在顯現。從短期看，它推高了基礎原材料價格，尤其是能源和糧食價格，使目前已初露端倪的世界經濟滯脹局面更加嚴重。歐洲統計局估計，2022年3月份，歐元區通貨膨脹率已高達7.5%，創下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從長期看，它正在動搖以規則爲基礎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經濟全球化可能因此發生逆轉。
（一）經濟滯脹局面惡化
過去兩年，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長停滯；另一方面，因疫情衝擊產生的供給瓶頸，加之各國爲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物價持續上漲。上世紀70~80年代經濟停滯、物價上漲並有的滯脹局面，如今再次重現。
雖然俄烏兩國的GDP佔全球比重不高，僅爲1.95%，但兩國有四種基礎產品在世界經濟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是石油，俄羅斯石油出口佔全球石油出口總量的10%，是俄烏兩國GDP全球佔比的五倍。二是天然氣，俄羅斯天然氣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9.1%，是俄烏兩國GDP全球佔比的十倍。三是玉米，俄烏兩國玉米出口佔全球出口的18.6%（其中烏克蘭佔16.4%），也是兩國GDP全球佔比的近十倍。四是小麥，俄、烏的小麥出口分別佔全球出口的16.9%和11.6%，兩國的小麥出口佔全球出口的比重高達28.5%，是兩國GDP全球佔比的近十五倍。因此，俄烏衝突引發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恐慌。
在油氣領域，一方面，OECD國家原油庫存處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歷史低位；另一方面，隨着2015年《巴黎協定》達成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加之油氣價格的長期低迷，石油行業的資本支出連年下降，未來幾年新增產能十分困難。上述兩方面將使油氣價格在高位持續徘徊。依仗歐盟國家能源轉型過程中對油氣進口的高度依賴，俄羅斯藉口SWIFT的制裁，要求歐盟國家以盧布支付，更增添了大宗商品市場的恐慌氣氛。農產品領域同樣如此，一方面，全球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小麥、玉米、大豆庫存相對於全球市場需求，處於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歷史低位；另一方面，俄烏兩國是小麥、玉米的主要出口國，起着市場價格的邊際引領作用。目前正值北半球春耕時節，戰爭正在嚴重影響兩國、尤其烏克蘭的糧食播種面積。爲穩定本國經濟，烏克蘭已宣佈禁止本國小麥、玉米出口，引起世界糧價上揚。
油氣本身還是農產品的核心生產要素，是化肥和衆多農用物資的原材料，是農機和運輸車輛的動力來源。油氣價格上漲會增加全球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系統性地擡高全球主要農產品的價格。這種油氣和農產品螺旋式成本推動，不僅使全球滯脹形勢更加棘手，而且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政治經濟危機，甚至人道主義危機。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等許多中東國家是俄烏兩國小麥的進口大國。2011年埃及曾因小麥價格上漲帶動的通貨膨脹引爆了“顏色革命”，由此陷入危機和動盪，令埃及民衆嚐盡切膚的“失序之痛”。如果國際小麥市場再度發生當年那樣的困難，包括中東各國在內的糧食進口國是否會重蹈覆轍？
（二）經濟全球化逆轉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相對於冷戰而言的。在冷戰期間，全球在經濟金融領域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對立的體制，由此形成了兩個平行的市場之間的經濟冷戰。而冷戰的結束表現在經濟金融領域，就是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兩個對立體制和兩個平行市場因之消亡，經濟冷戰因之結束。全球經濟體制的一致性極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可貿易程度得到極大提高。在土地和勞動力難以跨國流動的情況下，生產要素貿易首先表現爲資金的自由流動（即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全球金融的一體化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實質就是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市場經濟爲基礎、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爲標誌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三方面變化。一是因投資自由化，資本可以遵循最小成本原則尋求與其他廉價生產要素結合。大批資本進入發展中國家，與其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形成了全球生產力配置。區別於傳統的垂直或水平國際分工，這種新型全球生產力配置根據不同國家各自的自然稟賦，將不同產業環節配置在不同國家，整個產業鏈條橫臥在世界各國之間。這一產業鏈條因其物理及產業性質形成了一致的製造標準，推動各國市場標準的統一，使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更加深化、細化、機制化。
二是產業鏈條上所有環節幾乎都可以外包代工，代工廠又可以將其環節再細分成零部件外包出去，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電子產業上。例如蘋果，無論其電腦還是手機，蘋果公司主體僅負責研發和設計，其他環節均分包給不同廠商或服務商代工。這種幾乎可以使產業環節無限細分化的生產與服務外包，不僅需要精準的生產管理，還需要精確的供應鏈管理，由此推動管理標準化、流程化，而契約精神又是其基礎。
三是全球經濟被結構化地整合成一個整體。在全球生產配置的佈局和產業鏈供應鏈的整合下，世界經濟形成三個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板塊：包括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在內的亞非拉資源出口板塊，以中國、印度爲代表的亞洲新興製造業經濟體板塊，以美歐爲代表的服務經濟板塊。資源出口板塊將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納入全球化，爲全球尤其亞洲製造業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亞洲板塊將其低廉且素質高的勞動力資源納入全球化，爲全球尤其歐美提供物美價廉的製成品。歐美服務經濟板塊則將其服務業優勢，尤其是研發和金融服務業優勢納入全球化，不僅引領着全球產業的技術進步，而且還爲其提供融資安排。從產業鏈的角度觀察，這三個板塊各自將其稟賦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用供應鏈串聯了彼此，使世界經濟成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體。這意味着，各國的政治經濟政策制定，特別是制度規則安排需要相互協調，不能一意孤行。
由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經濟變化既是格局的變化，更是機制的變化。體制的一致化、規則的系統化及操作的細膩化，使世界各國經濟日益融爲一體，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了增長質量。相較於此前，冷戰後全球經濟增速提高了一個百分點左右，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增速，而代表國際投資的國際金融增速又快於國際貿易。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尤其投資狀況的改善，使產業鏈持續向發展中國家延伸，並使更多低收入人口進入工業化進程，實現收入增長。世界性的貧困現象大大緩解，即使在人均收入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貧困發生率也在大幅下降，中國則在2020年消滅了絕對貧困。這一切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全面制裁，正在顛覆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擾亂長期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佈局，威脅與之相適應的供應鏈安全。出於安全的需要，產業鏈會重組，供應鏈會縮短，國際政治甚至意識形態會成爲全球生產力配置的第一考慮。久而久之，經濟全球化會逆轉，一體化的世界經濟將碎片化，重返由地緣政治傾向決定的“團團夥夥”的區域經濟安排，甚至倒退到閉門造車的孤立狀態。目前這一調整已初見端倪，未來還會進一步加速，這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新的風險。特別是在滯脹局面日益惡化的當下，供應鏈斷鏈、產業鏈重組將導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進而加劇貧富分化等國際社會既有的政治經濟矛盾，給世界和平蒙上陰影。
▍俄烏衝突挑戰的中國應對
（一）捍衛經濟全球化
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國際制裁的經濟後果是去全球化。而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和受益者，這決定了中國在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中的捍衛者立場和改善者行爲，構成中國面對俄烏衝突的基本態度。
建立在雅爾塔共識基礎上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先天性地含有東西、南北問題。東西之間是和平問題，雖然表現爲兩種體制和兩個平行市場，但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核心是誰戰勝誰的問題。南北之間的發展問題，雖然表現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異，但本質上是現代化在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核心是工業化的問題。
“二戰”後初期，東西、南北問題攪在一起，但東西問題佔主導。在冷戰的同時，美蘇雙方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這一“中間地帶”擴展勢力範圍，並出現“代理人戰爭式”熱戰，時代的主題呈現爲“革命和戰爭”。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國也不得不做出“要準備打仗”的應對。上世紀70年代後，隨着爭霸對美蘇兩國自身的消耗，尤其是一大批亞非拉國家的獨立，冷戰出現了趨勢性緩和。對中國而言，這既預示着不會再爆發新的世界大戰，也使中國可以從“備戰備荒”的戰時經濟準備轉向正常的經濟建設。
當中國一旦轉向經濟建設，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首先要改革經濟體制，中國由此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改革開放之路。所謂改革，就是以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由計劃主導的國家工業化轉向由市場主導的普遍工業化；所謂開放，就是按國際慣例辦事，將工業化進程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摒棄計劃和市場“姓社姓資”的對立思維，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爲原則，以經濟發展論體制短長，在理論意義上消解了東西對峙的經濟體制根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還爲此前同樣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蘇東國家以及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榜樣，鼓舞着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全球的深化，從而在實踐意義上瓦解了冷戰的經濟體制基礎。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的意義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崛起，更在於推動經濟體制東西對立的終結，促進了時代主題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換。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的歷史性貢獻，使中國國情能爲世界所理解，爲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創造了前提條件，中國因此成爲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使中國日益成爲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貢獻者。一方面，中國已成爲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危機中，中國製造業的世界作用得到特別的彰顯。中國出口逆勢而上，2021年出口同比增長29.9%，出口份額佔全球比重已達到1/7左右，支持着許多國家渡過疫情難關。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爲385元人民幣，用當時的匯率折算約合156美元；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8.1萬元人民幣，用現在的匯率折算約合12551美元。更重要的是，這一增長過程也是社會發展的過程。人均收入的持續提高以及絕對貧困的消滅，使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幾乎與世界第一大消費國美國相若，中國已連續12年成爲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爲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貢獻着最爲稀缺的市場資源。
正是由於深化改革開放的巨大努力，中國也成爲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也是利益攸關者。國際上流行用外匯儲備的多寡來衡量一國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獲益程度。在加入WTO前，中國雖通過多重政策鼓勵創匯產品的生產與創匯產業的發展，但外匯仍十分緊張。加入WTO後，2004年中國外匯儲備就超過1萬億美元，此後不斷躍升，高峰曾達到4萬億美元，目前維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這一鉅額外匯儲備的形成是中國經濟深深嵌入世界經濟的結果。中國是全球產業鏈中主要的生產中心，並因此成爲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產業環節之間的零部件（中間品）的貿易量十分巨大，並隨着產業的細分和鏈條的延長而與日俱增。結果，中國成爲開放程度最高的世界大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佔GDP比重曾一度高達67%，目前仍維持在34%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世界工廠是全世界投資的，中國的外匯儲備是由全世界在華企業的出口順差形成的。因此，中國經濟超越了傳統民族經濟的範疇，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
這意味着中國國家利益已與全球化綁在一起。維護並改善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推進經濟全球化包容式發展，既是在維護和改善人類福祉，也是在捍衛和增進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構成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立場，也應是應對俄烏衝突及相關制裁的出發點。從目前的態勢看，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俄烏儘快停戰都是最佳解決辦法。區別於某些國家一味訴諸制裁，中國應成爲促和者，避免無理性輪番制裁對規則的破壞，防止對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及經濟全球化造成過分傷害。
（二）重構國際治理體系
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即使俄烏停戰，恢復和平，世界也回不到過去了。全球性的多邊國際治理，很可能因地緣政治傾向的引入，而分化爲由大國主導的區域政治經濟安排。這一局面的出現，不僅是因爲俄烏衝突給國際體系留下的傷疤使其破鏡難圓；更重要的是，俄烏衝突使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中原有的缺陷更加暴露無遺，也使其不能破鏡重圓。
現行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是建立在發達對不發達基礎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依據，也是治理的對象。由於發達國家先於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其以工業化爲核心的現代化建設經驗就成爲經典，變成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的圭臬。國際治理規則依此邏輯，形成了治理的單向性。與此同時，由於這些規則如此重要而不可違背，對離經叛道者需要加以制裁，而非我同類，其心必異，則需要除之而後快。這種非黑即白的治理方式，構成了治理的不包容性。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中的這種單向性和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冷戰的西方根源。由此，以“向前看”的視角，擺脫歷史的恩怨糾纏，從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戰思維，以和平與發展爲原則，鞏固現有國際多邊治理的陣地，尤其是區域治理平臺，從不同類型國家平等競爭出發，改善在現代化道路上各國交流合作機制，以實現共贏、鞏固經濟全球化成果——這些纔是面對俄烏衝突挑戰，跨越俄烏衝突陷阱，面向未來的建設性態度。中國應該成爲倡導者。
在俄烏衝突萌發前的2013年，針對現行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包容性不強的缺陷，中國就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這使“一帶一路”超越了西方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桎梏，上升爲一種具有中國智慧的新型國際治理安排。共商，是本着儒家“中庸之道”的傳統，以和爲貴。世上雖有矛盾，但談比打好，通過協商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共建，是根據中國經驗，“發展就是硬道理”，雖然經濟發展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卻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共享，既是人類的普遍追求，也是當今世界現實困境的解決之道。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貿易和投資都自由化了，產業佈局也因之全球化了，但勞動力仍不能自由流動。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收益無法在不同國家以及各國內部各階層之間公平共享的重要原因。這說明，只有堅持2016年G20杭州峰會的共識，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中心位置，各國共同商量、共同建設，纔是應對各種困難的正途。簡言之，發展成果爲各國所共享，是解決不平等問題的題中應有之意。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順應了世界潮流，體現了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意願，因此被廣泛接受，並於2017年聯合國第71屆大會通過決議，正式成爲全球經濟治理理念。
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是有條件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經濟金融治理理念，建成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標杆地區的。俄烏衝突的重要後果之一是地緣政治再次回到國際舞臺，美國治下的單極世界秩序“禮崩樂壞”，將爲多極世界所取代。至少在經濟金融方面，世界會分化爲由地區大國主導且相互區別的區域經濟安排。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麼無論出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還是爲了維護中國自身的利益，經略周邊，加強東亞經濟合作，就成爲中國的現實選擇。
在世界各區域中，東亞地區有着獨特的經濟合作基礎。“二戰”以來，東亞各經濟體逐漸形成了產業上下游彼此銜接的雁行結構，造就了從日本海到南海的完整的生產和供應鏈條，被許多學者稱爲“亞洲地中海”經濟區域。在這一區域，產業鏈首尾相貫，主要由中間品貿易構成的區域內國際貿易佔比高達50%以上，形成了與其他經濟區域的明顯區別，並因此使東亞各經濟體有強烈的合作意願。相應地，東亞地區很早就形成了形式多樣、性質不同的經濟合作機制，如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等，中國都是成員。
冷戰結束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爲這一合作提供了廣闊的腹地和深厚的產業基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凸顯了各經濟體加強合作的重要性，雖然各國體制不同、發展方式各異，但報團取暖的共識推動着本區域經濟合作向縱深發展。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到10+3合作機制（東盟十國＋中日韓），再到十五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正式生效，合作範圍不斷擴大，合作領域持續拓展，合作層次穩步提升，成爲去全球化逆潮中亮眼的風景線。
面對俄烏衝突後的世界，RCEP建設的意義尤其重要。2022年開始生效的RCEP是當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世界人口的30%、全球GDP的29.3%和世界貿易的27.4%。而中國又是RCEP中最大的經濟體，佔其人口的65%和GDP的一半。從市場份額來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佔RCEP的一半，是RCEP的最大市場。從產業鏈來看，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重化工業體系，整體上處於RCEP產業鏈的中上游，可與RCEP其他成員國形成上下游互補關係。這決定了中國不會與RCEP成員國發生正面的產業競爭，反而將爲RCEP成員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及延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如果RCEP成員國共同發揮好中國這一獨特優勢，將使RCEP成員國的合作深化到產業鏈和供應鏈等微觀層面，而不再僅僅侷限於傳統國家層面投資貿易自由化的宏大敘事。反映在實體經濟上，因產業鏈各環節相互銜接，RCEP將不單是國家之間的官方承諾，而且還會成爲各成員國企業的行爲約束，並相應地形成自律性的商業秩序。反映在金融活動上，供應鏈各環節的相互需要，不僅將使RCEP各成員國之間的中間貿易不斷擴大，而且也將爲糾正“貨幣錯配”的本幣化供應鏈金融創造條件，併爲保障區域性金融安全的貨幣制度奠定基礎。
凡此種種，使作爲負責任大國的中國有條件團結成員國，建設好RCEP，使其成爲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續發展的平臺，既是成員國之間長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更是微觀層面民間經貿活動秩序的形成與完善。由此，發展將置於RCEP的中心位置，“涓滴效應”將使合作共贏成爲可能，共商、共建、共享將成爲內生的治理理念。RCEP將以新的國際合作模式示範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