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設一定是爲了人民
過去幾十年，我和團隊一直從事老城、老街區的保護與活化工作，見證了我國城市保護更新的發展與變化，併爲保護城市文化遺產傾盡全力。
新陳代謝是城市有機體演進的自然過程，但現代城市的發展模式打斷了這一過程的連續性，使城市在物質、社會、文化等方面面臨碎片化的挑戰，需要綜合“織補”。對此，我一直主張不能採取外科手術式的大拆大建，而是通過有限干預，用繡花功夫來“織補”城市，將城市功能和空間體系更新與文脈傳承相結合，讓歷史痕跡最大限度保留下來，使城市在生態、文化、經濟上更具可持續性。
這樣的“織補”不僅能彰顯城市文化魅力，留住城市記憶，還能使歷史融入當下，激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夯實文脈傳承的基礎，增強居民的文化認同感與身份自豪感。
不止於大雜院
上世紀90年代初，獲得首屆中英友好獎學金的我從英國約克大學學成歸國，來到清華大學做博士後，正值我國城市大規模開發建設時期。
樑思成先生曾說，北京城是“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我的導師吳良鏞先生也認爲，北京舊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最後結晶”。但在當時，除了重要的紀念性建築，人們對於北京胡同、四合院的保護持懷疑態度。
由於工作關係，當時我帶着學生對北京老城很多街區都做了詳細調研，其中包括國子監—雍和宮地區。這個街區除了輝煌的廟宇和宮殿外，還有很多破敗的院子。
當時挨着國子監有一片四合院被定爲危改項目，規劃要拆除。根據相關部門評估，這片房屋的結構安全等級都是三類或四類：三類是接近危房，四類是危房，必須拆。
我很震驚，爲什麼要拆呢？太可惜了！很多房子都有百年以上歷史，假如因爲它們年久失修就拆除，那北京城不就只剩下些文物建築了嗎？當時北京老城大量平房被定爲三類建築，但這些看似普通，甚至破敗的院落是整個老城風貌的本底。爲了挽救它們，我們對其歷史文化價值進行了深入研究。在地毯式調研的基礎上，將所有建築進行細分，最後通過綜合評價，提出留、改、拆、補的建議。
當時計算機繪圖軟件還不普及，我和學生進行“一房一院”實地調研時先把信息用筆標記在地形圖上，再回到教室用針管筆、馬克筆和尺子謄寫到新的地形圖上，並用不同顏色標註每個房屋的現狀屬性和未來規劃對策。
基於此，我撰寫了《探求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的小規模改造與整治——走“有機更新”之路》這篇文章，當時在學術界並非主流，但後來被《城市規劃》評爲40年40篇影響中國城鄉規劃進程優秀論文。
國子監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的調研方法，奠定了我和團隊在歷史街區保護方面的學術方向。在這一理念指導下，我們做了很多老城街區的保護工作，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南京的老門東，以及泉州晉江的五店市。當然，還有我的老家泉城濟南。
靈動的泉與城
濟南地處泰山和黃河交界處，是溝通魯北平原和中原地區非常重要的交通走廊。靈動的泉水是這座城市的靈魂，與泉水相關的自然和文化遺產是濟南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上世紀90年代起，我們與濟南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起對濟南老城中的芙蓉街—曲水亭街片區開展了保護規劃編制工作。“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是這片地區的生動寫照。我提出要保護以泉水爲主線的原有街巷、院落、園林，開展小規模改造，以線、點、面三層次展開與文化旅遊相關的特色商業活動，使之成爲濟南繼“泉、山、湖”之後的第四大以文化保護髮展爲主要定位的綜合片區。
2002年，《濟南泉城風貌帶規劃》出臺。規劃中“山泉湖河城”的提出，使濟南成爲全國首個明確將自然要素作爲城市遺產重要組成部分加以保護的城市。
2007年，濟南啓動大明湖景區東擴項目。設計伊始，我們就把大明湖作爲文物來對待，保留了大明湖南岸、東岸的歷史印記，採取最小干預的方式將擴展區與老的湖岸相銜接，使新舊園區既交融又可識別。
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歷史、傳說、詩歌等，如何把這些文化記憶通過適當的、物化的方式傳承下來，也是很大的考驗。準確解讀濟南泉城文化景觀的關鍵，在於理解泉水與人類生存、城市建設相互限制又相互利用的特點。
歷史上，大明湖由城南的泉水匯流而成。後來，城市建設阻塞了部分泉水流入大明湖的通道，影響了大明湖與古城的生態聯繫。我們的設計方案疏通了5處大明湖南岸泉水進水口，大大改善湖水生態環境。同時方案將“園中湖”還原爲“城中湖”，將老城歷史街區與湖連爲一個整體。新湖區的“七橋風月”景區還化用了北宋文學家曾鞏回憶濟南的詩句“從此七橋風與月”。
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我國古代城市的山水環境不僅是生態要素，還是一種文化現象。保護多層次的“文化景觀”，對於歷史文化傳承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都尤爲重要。經過多年實踐探索，結合對濟南泉水文化遺產價值的綜合研究，我們建議從探求冷泉與人類生產生活互動關係的角度來思考濟南泉城的遺產價值。
鑑於此，2013年濟南將申遺方向由“濟南名泉”申遺調整爲“濟南泉·城文化景觀”。2019年3月，國家文物局將“濟南泉·城文化景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一個城市的文化傳承有豐富的元素，也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修舊如舊、保留城市原本的痕跡，同樣是我一直以來堅持的。
讓景漂不再漂
2011年，時任景德鎮陶文旅集團的領導找到我幫忙，由於企業發展方向的調整，他所負責的14個陶瓷廠要就地轉爲旅遊企業。我對他說，景德鎮的這些老舊廠區要保護，但要做旅遊還得再琢磨。
景德鎮是世界著名瓷都，保留了豐富完整的瓷業體系及文化遺存，明清時期這裡的瓷器影響力就非常大，全世界很多瓷器都是從這裡生產和運輸出去的。由於當時皇家派的活太多，御窯幹不完，就把它們分給民窯來做。
明代嘉靖年間的督運官王世懋在《二酉委譚》中記載：“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嘗分守督運至此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之曰：四時雷電鎮。”這個描繪非常形象，見證了歷史上景德鎮的輝煌。
旅遊業是非常“挑剔”的行業，一個城市如果對旅遊產品沒有大量投入，環境沒有提升，遊客很難光顧。旅遊消費者的喜好也很多變，當時景德鎮已經建了一個陶瓷文化公園，但旅遊還是沒發展起來，原因何在？
對於景德鎮來說，需要換一個思路。比如北京的798以前是工廠，後來藝術家進入後，慢慢就把那個地方激活了，景德鎮還真有一羣人，號稱“景漂”。20世紀90年代來學藝的工匠、畢業於全國各地美術院校的年輕學生，以及海內外藝術行業創業者……他們在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追尋自己的夢想。
“景漂”所從事的活動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後工業經濟形態，需要考慮他們有什麼需求。其實有很多優秀藝術家，在這座城市並沒完全激發潛能。
2012年，我帶領團隊對“景漂”做了系統調研，包括具體有多少人、住在哪、在做什麼等。彼時有2萬人，如今已超過5萬人。我們確立了整體思路，即利用老城和老廠區發展新的文化產業，以文化復興帶動城市跨越式發展，從而推動一個老工業城市轉型。
但這實施起來並非易事。柴窯廢棄多年，老的陶瓷工廠也都停產，面對這一片巨大的荒廢歷史遺存，該怎麼辦？
我們用在北京調研時的經驗，對陶陽裡進行了詳細調查，調研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北京有四合院、衚衕，而景德鎮過去生產瓷器時，是一個民窯周邊圍着一圈坯房，形成“一窯十坯”的生產組織細胞。這是這個城市的獨特基因，全世界獨一無二。
整個古城最大的一個窯——徐家窯，我們發現時已經坍塌。如何保護修繕？我們徵求了很多專家意見，最後決定用原工藝原材料來修繕。爲此，我們專門請來老工匠，其中有兩三位都已經70歲了，他們從16歲開始就在這裡工作，重修過這個窯兩三次。
爲了還原老窯原本的樣貌，修繕沒有用一顆釘子，採用傳統榫卯結構。同時，按傳統做法，用竹筒做排雨管，下雨時雨水先流到橫管，再流到豎管，最後流到曬架塘的池子中，成爲拉坯時用的水。我國的傳統智慧在此處體現得淋漓盡致。
徐家窯修復後，當地工匠藝人又回到這裡拉坯、上釉，然後集中燒製。現在它已成爲景德鎮在原址上恢復的陶瓷非遺傳承地和文旅體驗區。後來徐家窯東面的羅漢肚窯也用這種方式完成修復。
在遺產保護中，我們始終秉承一個原則：保護真實的歷史記憶載體，將傳承傳統工藝和新技術結合起來，讓實物敘述歷史變遷，絕對不做假古董。
剛到陶溪川的前身——宇宙瓷廠時，車間的頂都塌了。我提出，可不可以不拆，直接在原來基礎上修繕。這個想法和當地一拍即合，他們對我說，好多工人對原來廠房的屋架非常有感情，可以感受到當地居民對器物文化的熱愛是刻在骨髓裡的。景德鎮所蘊含的工匠精神和對工藝、美學的追求，是這片土地的血液文化基因。
我們還利用老廠房做了展覽、藝術工坊、居住、商業、體育休閒等社區服務空間，反響極好。城市保護與更新不但是一個文化、經濟工程，更是民生工程。之前有一個車間被用作羽毛球場地，很多市民在此活動。這個廠房改造設計時，我們延續了這種體育功能，並將之擴大提質，成爲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
做城市的文化傳承、更新或提質，目的就是讓老百姓有一個宜居的、自由自在的地方。我常開玩笑說，很多做藝術的年輕人曾經都被大城市“虐”過，景德鎮的城市更新使他們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景德鎮改造爲什麼成功？關鍵就在保護真實的文化記憶。
曾經荒廢的工廠，現在成爲周邊居民不用付錢就能玩耍的地方，他們還可以同來到這兒的國內外藝術家交流。看到這樣的狀態我非常高興，感到自己的專業對社會有一個正向的反饋，這也是我心中的美好願景。城市建設應該來源於生活，要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最終目的一定是爲了人民。
（作者張 傑 系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國家遺產中心副主任。姚亞寧採訪整理。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