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與抵達──以文學手段讓旅行寫作煥發光芒

遙遠的中歐就像一個鏡像，有不安與刺痛，也有親切與安慰。（劉子超攝／新經典文化提供）

劉子超遊歷中歐照。（新經典文化提供）

《午夜降臨前抵達》是劉子超的中歐文化漫遊記事。（新經典文化提供）

《午夜降臨前抵達》記錄了我在歐洲大陸的兩次漫遊：「夏」以搭火車的方式，「冬」以自駕的方式。

其實去歐洲大陸的次數遠不止兩次。這三年來，總有各種機會讓我像舊地重遊的幽靈一樣回到中歐，這其中或許有什麼潛在的緣由，就像地心引力那樣存在。我想，除了這一地區本身的魅力，中歐對我的吸引還在於它始終生長在帝國和強權的夾縫中，執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獨特性。它至今仍有一種強烈的撕扯和遊移感，而這讓三十歲的我感到了某種心靈上的契合。

並不是說我此前遭遇過多大的不幸，以致喪失了人生的意義。在我看來，隨着年紀漸長，儘可能有尊嚴地應付日常生活，已經是足夠有意義的事。或許正因如此，我才時常覺得，需要在這平庸的現實世界中找到一個「支點」──只有找到了這個「支點」，今後的生活纔會獲得更有力的突破口。這恐怕也是我這一代人的共同感受。

作爲一九八O年後出生的一代，我們沒有經歷過飢餓和戰爭，也沒有過父輩那樣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變化最爲迅猛的三十年，目睹了層出不窮的新事物，見證了一波又一波的時代浪潮。我們希望找到某種恆定的東西，然而無論是故鄉還是童年，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某種層面上，遙遠的中歐就像一個鏡像：它也在撕扯、遊移、焦慮，卻依然保持了某種永恆不變的特質──有不安與刺痛，也有親切與安慰。這種特質並非顯而易見，而是需要旅行者耐心地觀看、傾聽。這大概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歐的原因。

當然，我也喜歡旅行者的身分。正是這一身分賦予了我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權。在旅行中，我收穫喜悅，卻不必害怕樂極生悲；我見證苦難，卻不必擔心承擔重負。沒人知道我是誰，而我可以成爲任何人。這種自由自在的身分，若有若無的歸屬，大概正是如今最爲稀缺的東西。

旅行之後寫下什麼，對我來說，就是那個獲得現實世界「支點」的過程。寫作時，我仍能聞到奧地利山間雪松林的松脂味，想起摩拉維亞啤酒爽朗的口感，看到自己駕駛的小汽車像玩具一樣漂浮在匈牙利大平原上。如果不能以寫作這一艱苦的方式對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加以確認，我總害怕有一天記憶會像我曾經養過的那隻小貓，不辭而別。

很多年前，英國作家羅伯特．拜倫被一張土庫曼高地的塞爾柱人墓塔的照片吸引，遠走中亞，寫出了非凡的《前往阿姆河之鄉》。他是一位紳士、學者和審美家。在奔赴西非的航船被魚雷擊中前，他已經遊歷了很多地方，寫出了幾本充滿可愛成見的著作。

曾是蘇富比最年輕董事的布魯斯．查特文在祖母的餐櫃裡發現了一小塊棕紅色的獸皮，開啓了他半生的放逐與寫作。從巴塔哥尼亞高原到捷克斯洛伐克，從澳洲土着到非洲政變，查特文的視野和經驗讓我深深着迷。

旅行寫作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如果說世界是一座巨大的美術館，國家就是一幅幅畫卷。面對一幅畫，除了需要時間細細品味，也需要相應的知識。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感受、理解，以生動、有趣的語言表達出來，更是需要高明的技巧。

遺憾的是，旅行文學很少被當作一種嚴肅寫作。很多人往往把它和流水帳、攻略混爲一談。流水帳和攻略自有其價值，只是與旅行文學不同。在我看來，旅行文學應該有一種更爲嚴肅而精緻的呈現——就像我們在毛姆、拜倫、查特文這些旅行作家的書中反覆讀到的那樣。

在西方，旅行文學的傳統已經持續了幾百年，而我們的「回望」似乎纔剛剛開始。在這樣的全球化時代，旅行文學或許已不太可能承擔啓蒙的任務，但以文學的筆觸寫下旅程，以精緻的文字書寫異域，仍然自有其價值。我希望做的，就是避免無知的傲慢和廉價的感動，以旁觀者的寬容和鑑賞者的謙遜，觀看眼前的世界。這或許就是旅行文學在今天仍然不失的意義。

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在定義他的作品時說：「在理解精緻藝術跟低階藝術界限的前提下，刻意將低階藝術以精緻藝術來操作。」這本書便是妄圖以文學的手段讓「廉價」的旅行寫作重新煥發光芒。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也不確定如何抵達。就像我在本書中寫過的一句話：「旅行中最大的困難不是抵達，而是如何抵達。」這不僅適用於旅行寫作，也適用於生活中的諸多事情。

好在，我已經出發。（本文系《午夜降臨前抵達：中歐文化漫遊》作者序，新經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