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結構下 向小國說再見

（圖／美聯社）

攻勢現實主義提出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2014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爲《爲何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誤——挑釁普丁的自由主義分子的妄想》長文，指出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侵犯（當時甫發生克里米亞危機），其實源自西方對俄羅斯的過度侵略，包括北約與歐盟的東擴。「安全」始終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

米氏強調，要解決俄烏緊張有兩點問題要處理：一、烏克蘭必須成爲中立國家；二、烏克蘭必須成爲北約與俄羅斯的緩衝國。此二問題不解決，將加劇西方與莫斯科敵對。米氏警告屆時「每一方都會是輸家」。2015年6月，米氏以同主題在芝加哥大學校友周演說。校方將演說發佈在YouTube，意外在7年後獲得破千萬點閱，因爲俄羅斯真的全面入侵了烏克蘭。

對米氏來說，這不盡然意外。國際體系結構限制下，俄羅斯必然對西方軍事、經濟物質權力的進犯做出迴應，因爲大國「別無選擇」，這是俄烏衝突的「深層因素」。米氏狠批，西方對於價值觀以及政治制度的錯誤理解與強制推銷，例如基於法律規則的自由主義原則，以及經濟相互依存和民主，也都是對國際政治的錯誤觀點。這是赤裸裸對於自由主義的強烈批判，套他的話，「大幻象」。

自由主義者當然沒有坐以待斃，得過普立茲獎的美國記者阿普爾鮑姆反批米爾斯海默等人的敘事根本是爲俄羅斯的貪婪和帝國主義辯護；芝加哥大學學生甚至發起抗議，要求調查自己的老師是否有拿俄羅斯人的錢。

他們在意的點始終在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的俄羅斯本身，以及偏執狂妄、一心恢復蘇聯光榮的自戀普丁。可這些說法本身不能解釋爲什麼俄羅斯選擇在「此刻」入侵烏克蘭。米氏並非沒有考慮這些因素，他把這些理由歸於「誘發原因」，意即基於莫斯科生存空間受持續擠壓的「深層因素」，再加上述那些元素作用才誘發侵略。很多媒體與評論在批判米爾斯海默時，都忽略他這些考慮。

同樣的卸責，在美中臺三方也出現一樣現象，將北京的侵犯歸罪到習近平本身對歷史地位的追求、第二個百年與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癡想，而忽略結構有限，現任強權與崛起大國在權力劃分下取得妥協。權力的過度逼迫，輔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領導人特質等問題催化，終將使華府難逃自毀反噬。太平洋夠大，但逐漸難容兩個偉大的國家。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結構因素還是誘發因素？看起來兩個都成立，缺乏戰略自主性而與華府處於某種程度的類結盟，對上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加上位處中華民族跨到偉大復興的第一道檻之時，又遇上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對抗的最前線，同時還有臺獨聲浪、美方不時造訪、北京日益頻繁的軍事騷擾。結構與誘發交織作用，已經不是妥協或剋制能簡單釐清的問題，也難怪米氏只能悲觀「向臺灣說再見」、甚至讓「臺灣安息吧」。如果理解結構組成，就知道臺灣所處環境有多複雜兇險。

蘭德公司今年1月底發表《如何避免長期戰爭：美國政策和俄烏衝突走向》，指出俄烏戰爭長期化對美國長遠利益不利。俄烏談判時，烏克蘭應該妥協，放棄入北約維持中立；同時美國要確保維持對戰後基輔的支持，引起西方輿論譁然。

蘭德和米氏對於戰爭核心因素的設定一樣：犧牲的必須是烏克蘭，而不是喪心病狂的普丁。大國結構下，必須向小國說再見，這種說法顯然政治不正確，也當然就被臺灣忽略了。

（作者爲軍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