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921》把建黨放在國際視野中呈現
《1921》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線索雖多，背景複雜，但事件清晰，人物清晰。作爲籌備建黨的具體會務承擔者，李達就成了一個聯絡各地代表的“中樞”人物。他怎麼給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李達夫婦如何聯繫開會地址，都有細緻展現。
1921，一個數字。一個年份。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情，13個人聚集到上海開了一個會，成立了一個政黨。實際上，彼時的中國黨派林立，望志路106號發生了什麼，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多大注意。然而，隨着歷史進程，很多學社、社團或政黨組織都自生自滅了，甚至成立之日就是消亡之時，曇花一現便黯然消失。而由13位代表宣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卻生生不息，不斷髮展壯大，進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命運，成爲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這是爲什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是怎麼成立的？電影《1921》帶我們重回起點，再現出發的初心。
該片與以往同類題材電影有所不同，直接從1921年這個歷史的橫截面寫起，圍繞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事件，詳細敘述這個組織的成立過程。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一個最有利的角度，因爲事物發展都有前因後果，前史很重要，水到渠成才能順理成章，所以《開天闢地》和《建黨偉業》，或是從五四運動或是從辛亥革命寫起，有一個較長的歷史孕育過程，也才能更充分地表現歷史的、思想的必然性。而且，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是轟轟烈烈的大事變，人物衆多，場面宏大，有利於電影的畫面表達。所以，直接聚焦於1921這個時間截面，對藝術創作而言，是一個挑戰，“時間短，任務重”。
儘管沒有敘事上的時間跨度優勢，但是《1921》有效地開發出空間跨度，擴大空間視野，從而把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事件放在了國際視野中呈現。這主要表現於兩個情節線索：一是荷蘭人馬林，如何被列寧推薦作爲共產國際代表到中國參與革命活動，又是如何輾轉奧地利來到中國，以及來到中國後被警察機關所監視和追捕，富有神秘和傳奇色彩；另一條線索是該片攝製組在日本警視廳發現了當年的一則記錄，記錄日本共產黨曾派人到上海與馬林聯絡一事，據此而虛構了日本特務在上海追蹤一名日本共產黨人行蹤的情節。這些線索看起來和中共一大召開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提供了一個客觀背景和國際視野，即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僅有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性，而且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聯動性。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傳播，各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黨的成立，在一戰後是一個世界潮流，是人類尋找新的出路的一種探索。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人探索中國出路的重要一步，實際上也是和全人類尋求新的出路一脈相承的，是與世界思想潮流同步的。
因此，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僅是中國的事情，也是國際事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國際視野的打開，這些細節的呈現，使影片更具有廣泛的歷史客觀性和藝術真實性。
一個事件的形成，尤其是後來發生深遠影響的事件，一定是有多方面的動因和機緣輻輳而成。實際上，《1921》的特點就是在聚焦一次會議的召開過程中開掘事件背後的動因和機緣，促成事件的各種動因都可能構成敘事線索。除了上面談到的國際線索，我們看到，國內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以及旅法勤工儉學青年組成的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促成一個全國性共產黨組織成立的動能。
不過，作爲一部電影，光有動能還不夠。
一百年前，13個人，懷揣着同一個理想，走到了一起。對於以此爲題材的藝術創作來說，可能聚焦範圍、敘事調性、藝術語言都不盡相同，但很容易都以事件爲結構，無論是時間跨度較長的歷史敘事，還是時間截面的空間敘事，都是爲完成事件而敘事——也就是說，事件統領着人物，結構着情節。這樣結構當然使事件得到了完整表現，但是，衆多羣像人物難免成爲組成事件的零件，很難塑造出作爲藝術作品應有的主人公形象。在這方面，《1921》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線索雖多，背景複雜，但事件清晰，人物清晰。
作爲彼時思想界領袖人物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南北呼應，相約建黨，籌備建黨的具體會務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李達承擔，李達就成了一個聯絡各地代表的“中樞”人物。他怎麼給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李達夫婦如何聯繫開會地址，13個代表是懷着怎樣的心情來參加這個會議，開會的過程以及如何轉移到嘉興南湖的紅船上，會議如何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等等，都有細緻展現。而李達本人尤其獲得了較多的筆墨和鏡頭，通過對他工作和生活場景的展現來表現人物當時的心境。他的房間對面窗戶有一個小女孩經常出現在他的視線裡，他們互相致意，其中傳遞出的畫外音就是：小女孩多麼天真爛漫啊，她應當有美好的生活，應當生活在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中，而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爲了中國的明天。這一組畫面的寓意，就是通過生活細節傳達了人物的內心和初心，自然貼切，起到了點睛的效果。
可以說，這是一種力求還原真實情境的生活化的敘事，從生活化的細節中折射出人物的心境。這方面的例子還有上海法租界正舉行法國國慶，毛澤東與法國人一起唱《馬賽曲》卻遭到驅逐，這塊土地到底是中國人的還是外國人的？這些鏡頭清晰表達了當時中國的半殖民地處境和毛澤東的激憤心情，上海雖然繁華，但主人不是中國人。這樣的現實，恰恰映照出當時的中國需要一個真正能夠擔當起民族偉大復興使命的政黨，而這些先進青年就是抱定這樣的初心和使命從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立黨爲旗，立黨爲誓，迴應歷史的召喚。1921是一個時間截面，因爲這一年成立了一個政黨，歷史因此改變了行程。也因此，它是一個起點。
《1921》雖然反映的是一個世紀前的歷史，但給人以強烈的現代感，創作者運用了許多現代電影手段，比如諜戰、飆車、時尚等元素的融入，於平實敘事中增強了畫面的節奏感和視覺張力。就藝術表現而言，電影語彙豐富，力圖通過生活細節刻畫人物性格，寄寓思想，比如抵制日貨一場戲，燒燬日貨，用的還是日本生產的火柴，李達說，偌大一箇中國，我們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言外之意，共產黨的建立，就是火種。
總體看來，《1921》與《開天闢地》《建黨偉業》在影調上有很大不同，以往的凝重讓位給青春活力，充滿朝氣和樂觀精神，顯示一代新青年登上政治舞臺的精神風貌，意氣風發，也許更符合當時的真實。應當說，這是建黨題材創作的一次新的探索，也是《1921》的新意所在。
（作者爲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