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美化和宣傳侵略戰爭的三大手段，簡直厚顏無恥

日本大正、昭和年間，中日兩國民族矛盾日趨尖銳，最終在1937年全面開戰。在抗日戰爭前及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人士和民間力量是怎樣宣傳戰爭，爲軍國主義辯護的？

一、強調天皇的絕對領導和軍人的絕對忠誠

1882年，明治天皇頒佈訓誡日本軍隊的《軍人敕諭》，宣佈了天皇對軍隊的絕對統率權，並要求軍人遵循忠誠、勇武、信義等精神。自彼時起，《軍人敕諭》，連同這之後明治、大正、昭和三任天皇頒佈《教育敕語》等類似訓示詔書成爲日軍各類官方和私人文件、著作中的常客，無時無刻不提醒日軍士兵與天皇連心、絕對忠於天皇的統治。

如日本陸軍中將、日後出任首相的田中義一在其所著的《壯丁讀本》一書中，序言稱希冀通過本書對青年予以“教育”“指導”，接下來便在正文以前接連全文摘錄了明治天皇的《軍人敕諭》《教育敕語》《戊申詔書》和大正天皇的《陸海軍軍人敕諭》。而其在書中所謂的指導，除軍備、兵役等軍事常識外，也充斥着忠君教育，並將近代日本對中國（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俄國（日俄戰爭，日文寫作“日露戰爭”）的勝利與天皇綁定。

同樣，在日軍手碟中，天皇的訓導也是必需的內容。手碟，是民國時期中國、日本等國軍人隨身攜帶的一本小冊子，內有手碟持有者的姓名、籍貫、家庭、住址、受教育經歷等基本個人信息和兵種、所屬部隊、從軍經歷、受表彰情況等服役信息。

在日軍手碟中，開篇同樣是自1882年《軍人敕諭》以來歷代天皇的訓誡。每有新天皇登基，手碟便會增加新天皇的敕語。如田中義一的《壯丁讀本》出版於大正七年（1918年），其中便有大正天皇的敕語，而全面抗戰時期的一些日軍手碟，內中便印上了1926年登基的昭和天皇的敕語。

同樣，這種手碟往往是日軍侵略戰爭的罪證。如在日本陸軍步兵第75聯隊士兵金子傳男的手碟中，便記錄了其在上海青浦縣（1999年改爲青浦區）、浙江石灣鎮等地參加“警備”、“討伐”等，最終在浙江戰死的經歷。

通過這種無處不在的洗腦工作，日本將侵略戰爭美化爲日軍在天皇統率下進行的“聖戰”，既爲日軍提供對外文化侵略的工具，又使日軍士兵爲之瘋狂，更加賣力、兇狠地投入到侵略戰爭中去。

二、突出既往侵略戰爭的“光輝”歷史

翻看大正、昭和年間的舊日本文獻便不難發現，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同時又將這種自信轉化爲對外戰爭的狂熱與自負。

這一點很容易理解。自古以來，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即便元世祖忽必烈在13世紀後期兩度征討日本失利，中日兩國也多將其歸爲元軍艦隊所遇到的巨大風浪而非日本實際軍事實力的強大。因此，長期的文化交流，中國在唐、明兩代對日的軍事勝利，以及晚清政府在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交往初期表現出來的某些強硬態度，使甲午戰爭對日本的崛起，在政治上、軍事上甚至於精神文化上有着莫大的意義。

1904-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更是被日本自詡爲“黃種人第一次戰勝白種人”，遠較清朝強大的沙皇俄國成爲日本自信乃至自負的另一個墊腳石。

因此，日本官方歷來總是強調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如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天皇頒佈的《戊申詔書》中便感嘆日本歷史“光輝”，祖宗“威德”遠揚。

田中義一也在《壯丁讀本》第三章《忠君愛國》中將天皇的統治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聯繫起來。而後又在第五章《現代的日本》，回顧明治年間日本的現代化舉措與所取得的成果時，稱日本在與清朝、沙俄的戰爭中“大勝”，從而成功佔領中國臺灣和庫頁島南部，“租借”了“關東州”，吞併了朝鮮。

所謂“關東州”，便是指中國東北的大連、旅順等地，這裡先後被俄國、日本佔領。日俄戰爭後，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此地，改稱“關東州”，設總督府，這也是“關東軍”其名的由來。

三、修飾侵略行徑，隱瞞施暴行爲

對於已經爆發的戰爭本身，日本方面的宣傳呈現兩個特點：一是通過採用褒義或客觀中立的詞彙，乃至春秋筆法，描述日軍的戰爭行爲；二則是隱瞞日軍在戰場上的殘暴行爲。

例如，1932年1月，日本爲轉移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的關注，以方便籌備、建立以清廢帝溥儀爲首的傀儡政權僞滿洲國，發動了一·二八事變，也就是日本所稱的上海事件，日本國內報紙紛紛跟進報道。

日本《時事新報》以“陸兵出動の上海”爲題專門刊發了號外，其中除報道中日兩軍交戰情況外，還特意報道了日軍對上海日本僑民的“救助”等保護措施，以圖通過塑造日軍保護平民的形象突出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和正義性。

正如日本國內一以貫之宣傳的那樣，日本的國史是“光輝”的，天皇和軍隊更是受到讚頌。因此，在描述實時戰爭時，日本官方及其在民間的喉舌亦通過巧妙的措辭美化身爲侵略者的日軍。

例如，在1944年的衡陽會戰中，日本《讀賣新聞》刊登了大量戰地照片：相互配合掩護、渡河進攻的日軍被稱爲“悲壯”，敢死隊則是“勇士”；通過對盛夏毒辣陽光（衡陽會戰發生在6月至8月間）文學性表述，襯托進攻衡陽的日軍部隊的“艱苦”。

在這些粉飾美化的宣傳之下，日本不斷鼓動國民相信“最終的勝利”，從而驅使更多的日本人加入到亟需擴兵的日本軍隊中去。

另一方面，日本鮮有報道日軍暴行的文章，通過報紙這種官方與民間高效、接地氣地溝通的渠道，也扭曲了日本民衆對戰爭的認識。

這種掩飾並不令人意外。在歷代天皇和田中義一一類的軍國主義軍人、政客回顧日本“光輝”國史時，不吝筆墨頌揚其軍隊，卻對發生在淪陷區各地的屠殺閉口不談。同樣，筆者查閱了昭和十九年（1944年）7月《朝日新聞》所有報紙，儘管報道了日軍在桂林等地與中國軍隊的戰鬥，以及在包括中國臺灣在內的西太平洋、中太平洋與以美軍爲主的盟軍的戰鬥，卻沒有提到日本軍隊對中國民衆和太平洋各羣島原住民的屠殺。

這種選擇性報道契合了明治以來日本對其歷史、戰爭、制度和軍隊的宣揚，卻也是至今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態度曖昧的原因。

四、結語

通過對舊日本官方文件、官方人士出版書籍和各家報紙，以及日軍手碟等一手史料的考證，筆者大致總結出了宣揚天皇神聖性、美化渲染侵略歷史、扭曲侵略現實三種展開戰爭宣傳手段。

實際上，這些手段儘管在二戰後在盟軍佔領下有過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未完全得到清除、整頓。因此，對日本戰爭宣傳歷史的反思，實際上也正是對現實問題的審視。

作者：苗楷 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田中義一：《壯丁讀本》，1918，丁未出版社

[2]朝日新聞發行社：《朝日新聞（印刷版）》，1944，朝日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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