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原爆下的「另一個廣島」：從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見證殖民史縮影

廣島在明治維新後逐漸發展爲現代軍事重鎮，軍需工業伴隨龐大人力需求，因此二戰期間也有衆多朝鮮半島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工作，在1945年8月6日美軍投下「小男孩」原子彈時，這些朝鮮半島出身者也無一倖免成爲「被爆者」。圖爲廣島原爆後的市容照，圓頂建築被保存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中。 圖／美聯社

現在大家熟悉的廣島，早在日本明治維新進行兵制改革時，便在1871年獲選爲軍隊駐守的地點（鎮臺），隨後逐漸發展成現代軍事重鎮，而有了「軍都」之稱。甚至，廣島在198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時，就已經是日本陸軍的重要基地，即可看出廣島的重要性。

廣島能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軍需工業，勢必需要大量人力，所以在二戰結束之前，廣島便有爲數衆多的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這羣在廣島奮鬥的殖民地出身者，在美軍投下原子彈的1945年8月6日那天，也無一倖免，成爲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

本身就是在日朝鮮・韓國人第二代的樸壽南，長期關注在日朝鮮．韓國人夾在日本與韓國之間、何處是吾鄉的處境，靠着日韓雙聲道、可以和長輩溝通無障礙的優勢，再加上較早開始拍攝紀錄片，讓樸壽南的作品，得以保存下青壯年時期帶着家人來到日本打拚的第一代在日朝鮮．韓國人的身影。即將在第31屆臺灣國際女性影展上映的《另一種廣島： 韓裔原爆倖存者實錄》，正是樸壽南早期的作品之一。

在這部記錄片當中，「韓國人原爆犧牲者慰靈碑」還在「河的對岸」，三菱重工的核武受害者，也還沒有拿到賠償。從樸壽南拍攝這部紀錄片的1986年到2024年的現在，中間過了38年的歲月，舊殖民地出身者的「被爆者」權利救濟運動，也有很大的變化。

廣島「韓裔被爆者」慰靈碑。 圖／美聯社

▌來自朝鮮半島的苦力

樸壽南在片中花了不少篇幅講述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的歷史事件，就是希望讓閱聽衆能更加了解，爲什麼廣島會出現爲數可觀的韓裔「被爆者」，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對於殖民地出身者的影響。

來自朝鮮半島的苦力，出現在日本內地的歷史，比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還要早。早在日本正式統治朝鮮半島之前，煤礦業等特定產業的業者，只要獲得日本行政單位批准，就可以前往朝鮮半島招募工人。在日本正式殖民統治朝鮮半島之後，殖民政府在朝鮮半島實施的產米增殖計劃，導致朝鮮半島的農民更加困苦——人民有離開朝鮮半島的推力，再加上明治維新後加速發展重工業的日本急需人力，以及人力業者的仲介，讓不少來自朝鮮半島的民衆，早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前期，便陸續前往日本內地的工廠、礦場或營建業從事底層苦力活。

狹義上，日韓「徵用工」一詞專指，日本在1944年擴大《國民徵用令》的適用範圍，利用戰時國家總動員的方式，大量徵用朝鮮（韓國）人前往日本內地，補充軍需產業不足的勞動力。

不過長期研究在日朝鮮・韓國人歷史的東京大學外村大教授認爲，縱使朝鮮勞工最初是以「募集」的方式招募到日本內地做工，按照《軍需會社法》也可以在日後轉成「徵用」，所以不該以最初來到日本做工的招募方式作爲判斷依據。

不論是日本殖民政府在1939年放寬讓特定企業可以到朝鮮半島「募集」朝鮮工人，或是朝鮮總督府在1942年開放地方行政組織展開「官斡旋」，最終在1944年走到擴大《國民徵用令》適用範圍這一步，都是日本政府爲了解決「內地」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制度性、組織地大量招募朝鮮工人赴日做工的手段，所以廣義上也可視爲「徵用工」。

近年，不時能在新聞版面上看到的日韓「徵用工」問題，其實也和廣島息息相關。因爲其中一例日韓「徵用工」訴訟，受害者們當時都在三菱重工的廣島工廠工作。

左爲《另一種廣島： 韓裔原爆倖存者實錄》導演樸壽南，右爲《另一種廣島： 韓裔原爆倖存者實錄》宣傳圖。 圖／2024臺灣國際女性影展

▌三菱重工徵用工・在韓被爆者訴訟

三菱重工是其中一家，在二戰前獲得政府許可、可以到朝鮮半島招募勞工的企業。當時他們招募了不少朝鮮民衆到廣島工廠，成爲廣義的「徵用工」。美軍在1945年8月6日投下原子彈的那一天，就有不少朝鮮半島出身的工人們，因此成爲核武受害者。

1995年，46名當時受僱於三菱重工的韓籍徵用工們，在日本向日本中央政府及三菱重工求償。地方法院雖然在1999年一審宣判時，駁回了原告的所有請求，但高等法院在2005年做出日本政府需要賠償46名原告每人120萬日圓的判決結果，成了日本戰後賠償訴訟當中，第一次有高等法院認定日本政府須賠償原告。最後訴訟一路打到三審，最高法院在2007年宣判時也支持二審判決結果。

這場在日本打的訴訟，能夠出現和當年其他戰後賠償訴訟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關鍵在於這羣原告，既是徵用工，也是「被爆者」。

「三菱重工徵用工・在韓被爆者訴訟」一審到二審訴訟期間，正好廢除了深深影響在外「被爆者」權益的《402號通達》。《402號通達》失效後，就代表「被爆者」們只要能夠取得相當於「被爆者」證明文件的被爆者健康手冊，就算當事人日後不住在日本境內，也能獲得完整的權益保障。

日本在《402號通達》施行期間，國家以錯誤的法律解釋，不提供這羣居住在海外的「被爆者」們津貼或就醫保障，已經符合國賠的規定。所以廣島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纔會認定日本政府須賠償三菱重工的原告們。

戰後回到韓國生活的「在韓被爆者」孫振鬥，戰後苦於核爆後遺症，不惜偷渡前往日本接受治療。孫振鬥爲了取得被爆者健康手冊，向日本政府提告的訴訟，促使日本政府頒佈《402號通達》，影響日後「在外被爆者」權益近30年。圖爲韓國首爾的殖民地歷史博物館（식민지역사박물관）展場一角。 攝影／張鬱婕，攝於2024/9/7

▌孫振鬥與《402號通達》

日本在1974年頒佈《402號通達》，規定「被爆者」們就算在日本境內取得健康手冊，只要當事人離開日本、前往海外生活，健康手冊就會自動失效。健康手冊一旦失效，也就不再享有就醫保障，或是各式津貼。

《402號通達》的內容，並沒有特別針對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就算是具有日本國籍的「被爆者」也一併適用。長崎和廣島在戰前就有龐大的朝鮮籍勞動力，就人數或是規模來說，經常往返於朝鮮半島和日本境內的朝鮮・韓裔「被爆者」們，就是最容易受到《402號通達》影響的羣體。甚至退一步來說，日本政府會特別頒佈《402號通達》，就和戰後回到大韓民國居住的「在韓被爆者」有關。

戰後回到韓國生活的孫振鬥（손진두／ソン・ジンドゥ），苦於核爆後遺症，但韓國很少懂得治療核爆後遺症的醫師，所以他在1972年偷渡前往日本，跑到福岡想申請健康手冊，遭到拒絕。背後原因是，日本和韓國在1965年簽署《日韓基本條約》後，日本認爲核武受害者的權利救濟問題，已經在條約中一併獲得解決，所以不希望戰後回到韓國生活的受害者們，可以向日本求償，或是利用被爆者健康手冊等其他管道，要求日本政府必須揹負照顧前殖民地受害者的責任。

然而，孫振鬥就算偷渡也想要到日本就醫，《日韓基本條約》當然攔不了他。孫振鬥申請健康手冊遭拒之後，決定向法院提訴，因爲日本在1957年制定《原爆醫療法》或是1968年制定的《原爆特別措置法》（兩部法律已在1995年整合成《被爆者援護法》），都沒有國籍要件，不論戰後是否具有日本國籍，只要是「被爆者」都應該能獲得同等保障。

最終，孫振鬥打贏訴訟，順利在1978年取得健康手冊，但孫振斗的出現也讓日本政府擔心，今後會有更多和孫振鬥一樣的舊殖民地「被爆者」跑來日本提告，因此取得被爆者健康手冊。所以日本政府率先在宣判前的1974年，頒佈了《402號通達》，做出「被爆者」們就算在日本境內取得健康手冊，只要當事人離開日本國境、前往海外生活，健康手冊就會自動失效的解釋。

而這項限制「被爆者」權益的《402號通達》，要一直等到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名譽會長郭貴勲（​곽귀훈／​カク・キフン）在1998年大阪地方法院提訴，並且在一審（2001）和二審（2002）接連勝訴後，日本厚生勞動省才終於選在2003年廢除了《402號通達》，讓「被爆者」們就算日後移居海外，權益也不會受到影響。

被爆者的權益與補償，二戰後長年在日本及韓國，乃至全球範圍都持續受到關注討論。由在廣島和長崎遭受原爆的倖存者組成的日本全國性組織「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簡稱「日本被團協」），於2024年10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被團協數十年來不斷向全世界呼籲廢除核武。 圖／法新社

▌在韓被爆者的渡日治療

孫振鬥和郭貴勲，一個促成、一個終結了《402號通達》，但他們2人爲「在韓被爆者」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

1965年日韓建交之際，日本境內開始出現關於「在韓被爆者」的報導。在韓國的「被爆者」們隨後在1967年成立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提升議題曝光度，郭貴勲就是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創始成員，也是韓國媒體上的「在韓被爆者」代表人物。

隨後孫振鬥訴訟案的出現，進一步提高「在韓被爆者」的曝光度，也促使日本和韓國政府展開合作。日本頒佈了《402號通達》，不希望有更多「在韓被爆者」跑到日本領取健康手冊，但雙邊政府也決定從人道角度出發，在1979年做出「在韓被爆者醫療援護3項目」（在韓被爆者の醫療援護に関する３項目），同意派遣韓國醫師到日本學習核爆後遺症醫療、日本醫師到韓國協助治療「被爆者」，以及讓「在韓被爆者」可以渡日接受治療。

不過這項計劃，最終只有讓「在韓被爆者」到日本接受治療，而且計劃只維持了5年（1980–1986），也只有349名「在韓被爆者」成功赴日接受治療。相較於當時在韓被爆者人數約有2萬人，等於不到2%的人獲選，能夠獲選的人又是病情相對較輕，有望在2–6個月治療期間內痊癒的患者，所以也有聲音質疑渡日治療的實際成效。

樸壽南在紀錄片《另一個廣島》中，討論到的「在韓被爆者」就醫問題，講述的正是在這之後的故事。

樸壽南的作品《打破沉默的慰安婦》（The Silence／沈黙：立ち上がる慰安婦）2019年在大阪第七劇場重新上映時，樸壽南（中）和她的女兒樸麻衣（左）連袂出席映後座談會。 攝影／張鬱婕，攝於2019/6/22

▌殖民地出身者的另一個廣島

不論是爲了工作，還是因爲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而來到日本內地生活，在日朝鮮・韓國人數越來越多，與之相應的是日本在1936年在各地成立的「協和會」，日後更發展成全國性質的官方組織，由隸屬警政機關的協和會發行「協和會手帳」，來管理在日本內地的朝鮮・韓國人的住所、職業與「忠誠度」。這本手帳不只是警政機關臨檢時必須出示的身份證明文件，沒有它更無法自由往返日本與朝鮮半島。

協和會不只是管控在日朝鮮・韓國人戶籍的組織，高舉「內鮮一體」大旗，負責在日朝鮮・韓國人同化政策的機構。

二戰結束後，協和會消失了，但卻出現了外國人登錄證（現已改爲在留卡）制度，繼續作爲管控日本境內「外國人」的手段。而這些「外國人」當中，還有很大一羣人是早在二戰結束之前，就已經在日本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殖民地出身者。這羣居住在日本「內地」的殖民地出身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獲得「解放」，卻也因此成爲這片土地上的「外國人」。

紀錄片《另一個廣島》雖然講述的是朝鮮・韓裔「被爆者」們的故事，但導演其實是透過一段段朝鮮・韓裔「被爆者」的口述訪談，讓當事人講出自己當時來到日本廣島的契機，以及當時的日常生活，穿插對應年份的歷史事件，帶出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以及在廣島經歷過1945年8月6日這一天的朝鮮・韓裔「被爆者」的歷史，是日本殖民史的一頁縮影。

廣島和長崎在二戰期間都是軍需工業重鎮，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撐產業發展，因此有大量朝鮮半島出身者在這兩地居住、工作；這一點，也能從「被爆者」的人口比例看出。相對於當時，日本內地的朝鮮出身者只佔日本居民總數3%，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人數卻佔了廣島（42萬人）和長崎（27萬1,500人）整體「被爆者」的1成。 製圖／《轉角國際》編輯賴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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