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塔赫與哈馬斯在北京會面了，悲觀情緒卻籠罩着阿拉伯世界

【文/伍麥葉的熏籠精】

近日,在中方主持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與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北京就內部和解展開磋商（以下簡稱“北京會談”），並取得積極進展，新聞消息一出，只要是關心世界大事的中國民衆都感到高興，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能夠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尋求一個光明的未來。

很多中國同胞都單純地以爲，在中東，人們一定也是一樣的反應。對中東人來說，這一條消息當然很有分量，不過，“中東”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那裡的情況錯綜複雜，並不是鐵板一塊。從“族羣”上而言，目前，那裡有三大種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即所謂雅利安人）、土耳其人（即所謂突厥人），此外還有其他族羣如庫爾德人，不同族羣當中又穿插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伊斯蘭教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基督教徒等等。

我們經常接觸到的一些概念，彼此之間並不等同。如，“伊斯蘭世界”是將世界上所有以伊斯蘭教爲國教的國家包括在內，指從摩洛哥、土耳其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廣大區域，北至中亞，南到東非，甚至還包括許多國家裡的穆斯林社羣；中東大致與“西亞”重疊，但又包括北非的一部分，並且，近年還出現了“大中東”概念，將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等國囊括進去。

其中，不管土耳其人有多大的野心、經西方灌輸了多麼瘋狂的迷魂湯，但目前的實際狀況爲，土耳其人的主體生活在“土耳其（突厥）”那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高度重合；伊朗人也是同樣，在近代建立了民族國家“伊朗（雅利安）”，伊朗民族主要生活在伊朗，出了伊朗，伊朗人便變爲少數族羣與移民羣體。也就是說，土耳其與伊朗都是中東國家、西亞國家。

但是阿拉伯人不同，在近代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國家，那些國家分佈在北非與西亞，最西邊從摩洛哥起，沿着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到波斯灣與阿拉伯海，構成了媒體中經常提到的“阿拉伯世界”。

地圖上的“阿拉伯世界”（圖片來源：網絡）

上述種族劃分是否符合歷史，是另外一個問題。單論現狀，當代中東的複雜格局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形成，並且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在如此的世界體系之內，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也門的主體人羣是阿拉伯人，與北非同西亞的阿拉伯各國人民同種同族。同時也明確的是，他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波斯人。

我國人往往不瞭解情況，把伊斯蘭、中東、阿拉伯三種不同範疇混在一起。去年，中伊沙三方協議（以下簡稱“三方協議”）簽訂後，一位朋友高興地對我說：“阿拉伯人終於團結起來了！”那種誤解大致相當於，中國和日本形成某項合作，一位阿拉伯人感嘆，中國人就是抱團呀！（好玩的是，這正是目前中東人的看法，認爲“東亞人”都是“中國人”。）

中東局勢迷霧重重，所以，當我們談論那裡的情況時，要對不同羣體分別進行描述。本文就單隻談談阿拉伯世界對“北京會談”的意見。

阿拉伯世界失去了自信

阿拉伯人當然對“北京會談”很敏感，但普遍認爲不會取得實質成果。他們更進一步認爲，中國目前採取的方式也不會有多大作用。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那樣一種理論：

中國在利用時局，推進新的中東秩序、新的世界秩序。

埃及作家穆拉德《加沙戰爭與世界秩序中》的說辭便很典型：

爲此，兩位青年學者（一位爲在澳洲大學就職的阿拉伯學者，一位爲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的西方學者）聯合在阿聯酋《民族報》上發表《什麼纔是中國在加沙—以色列戰爭中的真實立場？》，針對流行的喧囂，指出：

《什麼纔是中國在加沙—以色列戰爭中的真實立場？》截圖（圖片來源：網頁截圖）

然而，如此理性的聲音難以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因此得不到重視。

在今日阿拉伯世界，失敗情緒瀰漫，人們普遍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主體意識，甚至自我厭棄、自我否定，便任由西方的“帝國理論”侵蝕心靈。

媒體精英羣起宣揚，中東自古就是帝國爭霸的場域，因此今天也逃不過由帝國籠罩的命運。接着就順水推舟，把整個中東的命運歸爲大國強權的“事務”和“責任”，即，大國要從中東獲利，同時就必須進行治理和管控。其中一位典型人物便是沙特報紙《中東報》的主編哈桑·沙爾拜勒，他是個鐵桿親美派，作爲有良心的資深記者，一次次身臨中東與非洲的苦難現場，讓他深感無力與挫折，可是，他卻堅信“世界需要一位警察”，而那位警察只能是民主燈塔美利堅。在2024年初一篇《戰爭、意外與地震之地》中，他把圍繞着加沙的衝突歪曲爲伊朗試圖驅逐美國在中東的勢力並取而代之，竟公然問：

上述發問體現了阿拉伯人目前的共識（少數左派人士除外），那就是相信“帝國是無邊的”，亦即，帝國的勢力擴張到哪裡，其有形或無形的疆界就延伸到哪裡；帝國的擴張不可避免，因此其疆界的延伸也就不可避免；並且，帝國的邊界也有權力在其他國家與人民的土地上肆無忌憚地隨意延伸。什麼國家主權，什麼世界秩序，遇到帝國的靈活邊界通通作廢。

如今，像沙爾拜勒那樣的親美派越來越孤立，其實他的內心也產生了動搖。阿拉伯人民無力掌握自身命運，又目睹了美國在中東稱霸的失敗，便把目光轉向了東方大國，主動把中東包括阿拉伯世界劃給了中國的“責任”，等着中國去替他們解決全部問題！

美軍從阿富汗撤軍完成後，塔利班鳴槍慶祝（圖片來源：ICphoto）

這就形成了中阿在認識上的鴻溝：

中方認爲，中東當然是中東人的中東，中東人是中東的主體，中國只能是一股友好的、積極的、向善的輔助力量。中東要變好，只能靠中東人民自己想辦法，發揮主觀能動性；

阿方卻相信，中方纔是主動一方，整個中東都成了被動一方，是中國不能推卸的負擔、必須出手管理的對象。——中國人民滿懷希望地等着阿拉伯世界支棱起來，沒想到人家直接臥倒了。

在那樣的心態下，阿方反而譴責，中東亂局持續至今，且日益惡化，部分原因在於東方的那條龍支棱不起來。媒體上充斥着此類言論：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中東問題涉及國際政治，兩件事情性質不同，對這一點，阿拉伯精英加以斷然否認。

薩貝娜·悉迪圭《中國在中東的推進充滿了各種侷限》一文引用了王外長的話：“中國堅定支持中東人民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支持中東國家團結自強解決地區安全問題。”

然而，阿拉伯人就是聽不懂這話的意思！該文竟將中國的這種主張理解成“申明瞭北京對該地區的承當（commitment ）”，直白表示：“（中沙）兩國關係的最大不足（setback）之處，就在於缺乏北京的一種軍事角色。”

如我在前面的文章裡反覆提及的，要求中國直接派軍隊，是阿拉伯世界的共識，早在敘利亞發生戰亂時，阿拉伯人就真心相信中國會派大軍前去平叛。埃及亞洲研究專家、金字塔研究中心教授穆罕默德·法耶茲·法拉哈特在《埃及人眼中的“一帶一路”倡議》一文中即坦言：

這種心態一直延續到今天，儘管中國爲巴勒斯坦與中東的和平不懈努力，但阿拉伯人想的卻是另一回事：明明有軍隊，爲什麼不派出來？沙爾拜勒在《控制住第二次納克巴（Nakba，阿語專用詞，指以色列佔領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流亡）》中對美國感激涕零，“（美國的）艦隊和運輸機到了。這一角色特別地強派了一種巨大的責任給美國。對這場衝突出手，通過停止新的納克巴以防止其再度發生，成了它的責任”，相形之下，俄羅斯與歐洲無暇顧及，而“中國不願意也沒那個能力”。

阿拉伯方面對“三方協議”的理解

在如此的迷思中，舉凡涉及中國與中東關係的事情，阿拉伯人都與我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例如，去年，“三方協議”簽訂後，中國民衆普遍都很高興，大家自然地認爲：中國幫助沙特和伊朗疏通了關係，接下來，沙特和伊朗以及其他國家就可以在中東的大舞臺上團結合作，共同爲好日子努力了，希望中東就此出現轉機吧。

但是阿拉伯世界的解讀卻全然不同，他們的認識爲：該協議的主體並非那兩個中東國家，而是中國，兩國和解根本不是沙特和伊朗的事務，而是中國的事務，相關的權與責也在中方。所以，沙伊和解能否持續，能否得出好結果，不是看那兩個國家的能耐，而是看中國的能耐。在他們看來，沙伊和解，是中國在中東“加強其存在”，也是中國方面的“成功”。如果後續情況不佳，那將是中國的威信受到損害。

伊朗與沙特在中國的調停下達成和解（圖片來源：網絡）

沙特的伊朗研究國際中心負責人蘇拉米博士在《結束伊沙信任危機有待更多努力》中甚至有這樣的言論：

《阿拉伯新聞報》主編費薩爾·阿巴斯則在《伊沙協約的三種後果》中道是：

今年3月11日，三方協定簽訂一週年之際，蘇拉米在《阿拉伯新聞報》發表《協定一年來的沙伊關係》，盤點了兩國取得的成果、關係發展緩慢的領域，並指出，雙方長期積累的信任危機很難快速解決，然後又說：

“與此同時，中國對該協議的推動標誌着該國在全球舞臺上的重大外交轉變。因此，與任何破壞協議的企圖針鋒相對，持續獲得成果，持續進行修復，就格外必要了。”

也就是說，如果伊朗表現得好，那是東方大國有了面子和裡子；如果伊朗不乖，那丟臉和利益受損的是某龍。

阿拉伯世界將伊朗定性爲擴張主義

《協定一年來的沙伊關係》充滿了對伊朗的否定與指責，而這正是阿拉伯世界目前的“政治正確”。

阿拉伯諸國與伊朗的矛盾非常複雜，不過，沙特與海灣國家建立了一套官方話語：

伊朗實行帝國主義，在本地區持續進行擴張，在鄰近國家扶持代理人，給那些國家制造動盪。而驅使伊朗那麼幹的是一股“邪惡的力量”，今日伊朗的政治制度是“魔鬼的制度”，一心要“動搖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

反過來，伊朗對沙特有着同樣的指責，並且多加一條罪名，那就是沙特與美國的關係損害中東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利益。

伊朗方面的問題且放一邊，待有機會另談，今天先談阿拉伯方面對伊朗污名化的目的。

一旦把伊朗定義爲帝國主義國家，那麼它的一切行爲就變成了對阿拉伯世界的蓄意破壞，於是，美國對伊朗的剿殺便被洗白了，有了正當性——懲罰和遏制“流氓國家”，維護美國單極主導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此般對伊朗的定性，讓路人也不免要爲之不平。去過伊朗的人都知道，美國持續的高壓制裁，實際上是把伊朗變成了一座無形的大集中營，伊朗人民困在其中，近乎與世隔絕，喪失了發展的機會，更喪失了與世界人民交流的機會。在伊朗，會明顯感覺那個國家停滯在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連滿街跑的汽車的車型都是一九七零年代的歐美車型，而在伊朗之外，那樣的車型只能在老電影裡看到了。可是，被困在集中營的受害者，其自衛與反抗竟被污衊爲帝國主義擴張，這是顛倒黑白。

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圖片來源：ICphoto）

不僅如此，掌握阿拉伯世界話語權的當權羣體還把“抵抗之弧”判定爲伊朗用以瓦解阿拉伯的工具。“抵抗之弧”是近年來形成的說法，即由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也門胡賽武裝形成了一條抵抗的弧帶，最初稱爲“什葉派之弧”，現在也稱爲“抵抗軸心”。究竟該怎樣理解抵抗之弧，本是見仁見智，必須加以認真研究、爭論、探討，揭示其複雜性。可是，阿拉伯當權派建立的官方話語咬定，抵抗之弧僅僅是伊朗進行擴張的工具，其中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領導者都是伊朗的代理人。這種話語生成了一種圖譜，在那一圖譜裡，抵抗之弧各部分的反抗，都不再是當地人民絕地求生的抗爭，而是伊朗搶奪阿拉伯人的地盤。於是，無論是伊朗與阿拉伯的矛盾，還是抵抗之弧各部分的行動，都變成了伊朗“將美國從中東驅逐出去之夢”（沙爾拜勒《中國廚房裡的伊朗火焰》）。由此形成一種立論：

美國一切針對伊朗的行爲，儘管有其自身利益，但同時也是在保護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相反，現制度的伊朗其存在本身就是對阿拉伯世界的威脅。

真正讓我們難以置信的是，阿拉伯當權派利用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判定以什葉派爲主的伊朗具有“魔鬼”性質。沙爾拜勒竟在文章中如此表達：

一旦強加了這款宗教審判所風格的定罪，那麼阿拉伯國家與伊朗攜手合作便絕不可能，共禦外侮就更不可能。我們的觀念是“遠親不如近鄰”、“鄰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但看來中東人並不那麼想。

瞭解到這一點，不僅有助我們明白近四十年來中東的風風雨雨，更讓我們多少理解“洪水行動”之後的形勢。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充滿失敗情緒，根本沒有掌握命運的自信。“洪水行動”剛發生之時，整個阿拉伯世界深受震撼，產生了一絲亢奮。隨後，加沙持續的苦難折磨着人們的心靈，阿拉伯人感到屈辱、憤怒、無助。然而，抵抗之弧起來行動，至少阿拉伯的即得利益羣體備感驚恐，一心爲自家的身家性命盤算。他們不肯修改既定的政治話語，仍然斷言：

“洪水行動”兩天之後，《阿拉伯新聞報》發表了巴勒斯坦學者巴魯德的動情文章《阿克薩洪水的原因與蘊含的意義》，指出：

通過選擇動手的日期，“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希望發出一條明確的信息：巴勒斯坦的事業仍然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事業。”

然而，他們的希望落空了。在富裕的阿拉伯國家，掌權者與文化精英想的全是怎樣儘快妥協，把抵抗之弧壓制下去，換個苟安。

所以，在他們的想法裡，最好東方大國派軍隊過去，進行全面的控制，既控制以色列，防止第二次納克巴造成難民潮，也控制抵抗之軸的行動，平息事態。

被以色列入侵後滿目瘡痍的加沙地帶（圖片來源：ICphoto）

然而，盼望的力量不肯到來，阿拉伯人感到失落和不滿，在他們看來，那是東方大國對他人無動於衷的冷酷性格使然，那個大國“並不急於扮演什麼強大角色”，“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敵人漂浮的屍體”沒日沒夜地漂過。

阿拉伯人的困局

我們不難看出阿拉伯人想法裡的混亂：

假設伊朗真想搞帝國主義，因此它是邪惡的，那麼，一個異質的遙遠國家——比如美國——作爲帝國，把其邊界延伸到中東內部，而且想蜿蜒到哪裡就蜿蜒到哪裡，怎麼反而倒成了一件好事，是阿拉伯人能夠接受的呢？

原因想必很複雜，有待學者們加以研究和分析。但我一定要說一句，我們受惠於五四以來的優秀思想傳統，在我們，只要一個國家對中國搞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不管它是鄰國還是遠邦，也不管什麼人種、地域以及其他名目，中國人民一定要在優秀政黨的領導下將其徹底擊敗，贏得獨立與解放的關榮。因此，當年的日本、美國不管唱得多好聽，既然是帝國主義國家，就是一丘之貉，中國人民絕不允許它們得逞。

反觀日本便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鸚鵡學舌西方史學，打着“領導亞洲擊敗西方白人”的旗號對亞洲各國實行殘酷侵略與殖民，到今天還沉迷在那套話語裡出不來，不肯認罪。——順便說一句，日本當初是要領導亞洲擊敗西方白人，在中東至今都是主流觀點。

日本法西斯宣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畫（圖片來源：網絡）

接下來想簡單討論的是，總有朋友問我，你複述的都是阿拉伯精英的觀點，那麼當地普通民衆怎麼看？

阿拉伯民衆總體上當然是淳樸善良的，但是，沒有一個先進的羣體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啓發，他們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耳濡目染接受西化精英們的觀點；二是始終生活在保守傳統的觀念體系裡。大多數都屬於後者的情況，或者兩種情況參半。實際上，越是底層民衆，就越難以接觸到生活範圍以外的信息。

在普通大衆面前，橫亙着語言的門檻：阿拉伯語分爲標準語和方言，前者類似我們的普通話，而不同地區的方言彼此差異極大，與標準語之間的差異也極大。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會掌握標準語，很多底層民衆只懂方言，他們根本聽不懂半島之類現代媒體的內容。所以，阿拉伯語的標準語是精英們的工具，僅僅因爲語言，就在精英與中下層民衆之間形成了鴻溝。大量僅懂方言的老百姓就只能依賴周圍的消息渠道，必然活在信息繭房裡——但願網絡上的新媒體能夠起到打破繭房的作用。

結果，越是基層的民衆就越虔誠，也越保守，對自小掌握的教義沒有絲毫懷疑。半島電視臺的一則新聞中，一位加沙老人站在廢墟之畔，仰天悲呼多聲“阿拉胡阿克巴”，哀愴至極，從那語調裡可以聽懂他的祈求：“偉大的神啊，你到底是顯顯靈吧！”我一邊無比難過，一邊又忍不住着急：既然現實證明你那神這麼不好使，怎麼就一點想不到它可能根本不存在呢？

然而這就是絕大多數阿拉伯人的思想狀態，包括很多精英也不例外。半島阿語官網上有一位記者作家穆罕穆德·阿卜杜哈迪的專欄，專注於巴勒斯坦問題，其中一篇《真主屬於你，哈馬斯！》稱頌哈馬斯與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屈，通篇都是宗教性的修辭，既悲憤又熱烈。

在現有的世界秩序裡，阿拉伯的中下層處於不利位置，飽受折磨，他們也明白，是具體的現實造成了他們的困境。而現實世界是西方化的世界，西方的強勢無處不在，這讓他們覺得“現代的東西”就是“西方的東西”，而那些東西都“有毒”，所以便愈發地退回到傳統中去。相比精英，他們更富於反抗精神，但他們沒有先進的思想武器，就只能以傳統宗教的思想作爲反抗的基礎。

遭受以色列恐襲受傷的巴勒斯坦父子在廢墟上（圖片來源：ICphoto）

近來，一些中國網民關注到抵抗之弧，覺得那是一羣硬骨頭，敢打敢拼，不服軟。可是，除敘利亞之外，抵抗之弧的成員都以宗教保守主義作爲基礎。這就是今日阿拉伯世界的困局，或許也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困局：嚮往現代化的精英們信奉西方右翼思想，起身反抗的人們則固守在最保守的宗教傳統裡，兩者都很難有光明的未來。

結果是，外部世界面對阿拉伯人，也只有兩種情況：要麼是經西方右翼思想俘虜的、認輸的精英，要麼是頑強的、虔誠信奉保守宗教思想的民衆。這就讓外部很難施以援手。

由此推測起來，阿拉伯精英們願意中國“增強其存在”，或許也並非全是受帝國論影響，亦非僅爲私利。可能，他們是希望一股全新的力量能夠對中東產生催化效果，起到引領作用。媒體上，不斷有作者提示同胞學習中國經驗，就在去年，阿曼作者胡萊比在《阿曼觀察者報》上發表《新生的國際秩序如何向古老中國學習？》，介紹商鞅變法，以商鞅的命運感嘆：

由此可見，阿拉伯人在努力清醒，在分析和剖析自身問題，並且有着向他人學習的願望。

縱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的情況遠比我們想得複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與中國極其不同，目前似乎找不到突破困境的方法。我們習慣把自身投影到別人身上，也是一種盲目和幼稚。

同時也要注意到，正是因爲找不到前進的方向，阿拉伯人才對“一帶一路倡議”特別寄以希望，他們渴望倡議帶來的現代化建設能夠爲中東創造穩定，幫助人們擺脫貧窮，擺脫傳統觀念的捁挃，在思想上接受現代化的薰陶。

阿拉伯人深知本地區情況複雜，早在2017年，一位阿拉伯作者穆罕穆德·賽義德在半島官網上發表《珍珠的串鏈——中國龍的阿拉伯沙漠之旅》，竟有如此的比喻：

將生身之地描述爲黑洞般的深淵，這簡直是自虐心理。然而，這種謬論是“受害者有罪論”，阿拉伯世界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後者才該擔負罪責。

更何況，文明悠久、物產豐富、人民聰慧頑強、地理位置重要的阿拉伯世界絕不是深淵，而是一片希望之地。隨着西方霸權時代的落幕，阿拉伯人民終將闖離出困境，探索出一條前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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