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評級下調的“蝴蝶效應”

9月裡，旭輝完成了配股、“中債增”擔保中票發行，還按時支付了境外債的利息。

但這些，都沒有打動標普、穆迪、惠譽這三大國際評級機構。

它們在9月以來，一共給旭輝做出了7次評級下調。

連續的下調，催化了旭輝的“違約”。

在11月1日官宣“暫停支付境外債”的公告裡，它就提到了“躺平”的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九月以來，市場進一步惡化，銷售疲弱，行業融資愈趨困難，集團現金流惡化程度超出預期；

二是部分融資因評級下調觸發提前兌付條款，境外兌付壓力在短期內劇增。

2017-2020年，是內房企的美元債發行高峰，能事關企業美元債發行及成本的境外信用評級，也因此備受追捧。

但自2021年下半年後，內房企幾乎停止了境外債的發行，國際評級的積極作用，甚少再能派上用場。

負面作用卻在放大凸顯——因爲對國內房地產行業銷售與融資不看好，它們將內房企的評級無差別下調，由此導致部分債務需要提前兌付，企業短債激增。

評級機構的看空預言，就這樣在評級力量的牽引下，一家家“不幸言中”。

當評級成了債務推進器，已經有至少約70家房企，選擇及時止損，撤銷評級合作。

近一年來，國際評級機構對內房企的評級調整，常常是“一棍子打死”。

2021年10月18日、19日兩天裡，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一口氣下調了19家內房企的主體或相關債券信用評級、評級展望等。

隨後另一家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更是在10月21日時，將29家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納入標準觀察範圍。

這裡面涉及的企業，甚至包括被視爲“民營房企最後一道防線”的龍湖，以及金茂、遠洋、首創、首開等央國企。

兩家機構給出的調整理由，主要都是：融資條件緊張，國內房地產市場放緩，從而影響了房企的業務和財務狀況，包括削弱公司的運營現金流，削弱流動性。

也就是說：因爲“不看好國內房地產銷售和融資環境”，評級機構們把內房企集體貼上了“不值得投資”標籤。

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在9月27日至10月26日之間，穆迪對內房企有7次負面評級行動，都是基於上述原因。

哪怕是示範房企，都沒逃過。

10月13日時，旭輝控股發了份公告，一方面是聲明自己已經支付了當期債務的離岸利息和分期款項，另一方面也解釋道，因爲時值國內假期，匯款有所滯後。

這一舉措，引發了惠譽和穆迪的“看空”。認爲中期內旭輝無法再融資，只能倚賴可用現金和內部現金流償付到期債務，流動性風險上升。

內房企們彷彿陷入了一個bug，用自有資金還錢是流動性風險上升，不還錢是違約。

只要融資、銷售環境不變，不論個體怎麼做，都要被下調評級。

不滿的房企，也曾做出過回擊。

比如在6 月時，海倫堡曾提前入賬，償還了一筆合計8.63 億元的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

不料“按期還債”後，卻遭到了穆迪的下調——認爲這次還債後，海倫堡的流動性緩衝將減弱。

“守規矩”的海倫堡於是公開回懟，表示穆迪在沒有充分了解公司的情況下，就做出片面的結論下調公司評級，公司對此深感不解與失望，並聲明“穆迪的觀點和評級行動不能反映公司當前以及未來的經營和財務狀況”。

但市場，並沒有聽信房企的回擊。

這也是評級的最可怕之處：信用評級市場上的話語權直接影響到金融博弈中的力量。

即，【評級能改變企業原本“穩健”的經營軌跡】。

旭輝CFO楊欣在7月時曾表示，評級調整不會觸及任何違約事件，也不會帶來融資成本的跳升。

當時，旭輝年內已無剛性到期債券，最近一筆美元債在2023年1月到期。

大家都以爲，至少今年內旭輝是不用把評級下調當回事的。

但在11月1日發佈的“躺平”公告裡，旭輝的表態已經變成：部分融資因評級下調觸發提前兌付條款，境外兌付壓力在短期內劇增。

包括今年裡，旭輝歷經了多次“股債雙殺”，在11月2日時，年內股價已跌幅近90%。

還有上述提到的海倫堡，在10月19日時，也終於堅持不住，尋求利息展期。

這些結果都在昭示，評級對左右債權人和投資人們的決策，有多大的作用力。

中指研究院企業事業部研究負責人劉水就認爲，評級下調會誘發多環節的負面影響：

這就形成了一副多米諾骨牌：評級的力量，打亂了企業償債計劃，甚至導致管理層股權質押的平倉，加速了企業的消亡。讓最初不夠精準的預言，都成真了。

當評級不能雪中送炭，只能雪上加霜，房企的合作訴求，就從“正面宣傳”變成了“撤銷”。

據中房報的統計，去年下半年至今，已經至少有約70家開發商，撤銷了在標普、惠譽和穆迪的評級。

（製表：地產壹線）

僅10月以來，就有恆大、融創、新城控股、旭輝、佳兆業等多家房企，主動選擇停止參與評級。

畢竟，再不撤銷，信心就要更被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