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資敏專欄》大陸發射洲際飛彈的餘震

9月25日中國火箭軍朝太平洋試射一枚洲際彈道飛彈。（圖／央視）

9月25日中國火箭軍朝太平洋試射一枚洲際彈道飛彈，距離上次試射已間隔44年。中方提前向美國、澳洲和紐西蘭等通告了試射信息。有實力發射洲際核飛彈的5個國家中，俄羅斯甫於本年9月23日試射薩爾馬特導彈失敗，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實力不容小覷。雖然中國聲稱試射是年度軍事例行性演習，但普遍被認爲是由於近幾年在南海問題上中美有着愈演愈烈的衝突，而美國有明顯的軍力優勢，這可能是中國此時要展露飛彈實力的動機。

中國事前已知會美、澳等國，雖然飛彈落在美國夏威夷近海，美國也在6月4日於加州范登堡試射「義勇兵3型」飛彈。飛彈飛行6760公里，準確落在太平洋馬紹爾羣島海域。美國另規畫於2029年起啓用哨兵LGB-35A新一代飛彈。

對於中方的試射，美國認爲未違國際軍演慣例，而未做任何譴責。倒是臺灣的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國防部、陸委會等紛紛嚴詞譴責。總統府指責中國意圖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呼籲「中國應自制，回到國際常軌，成爲區域負責任的一員，捍衛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些教訓式的發言，比美國口氣大得多，似不太合宜，也無助臺海和平。

在前世紀美蘇競爭核武時，兩國人民都普遍意識到，核武會導致雙方「國亡而百姓滅絕」。1970年我在紐約大學醫學中心任職，那時幾乎師生都是「世界醫師反核聯盟」成員，且紛紛到莫斯科和蘇聯醫師合作反核。當時普遍有「反核人人有責」的意識，共同敵人就是核武。有次我聽美國榮獲化學與和平二次諾貝爾獎的鮑林博士說，他應甘乃迪總統邀請赴白宮餐會，但他不入白宮，選擇在白宮牆外設個人的反核示威攤位。當夜下大雪，他想到核爆，人類很可能就此滅絕，就不禁心寒。

現在已不同於當年美蘇核武爭霸時代。二戰後，美蘇二國同時崛起，且勢均力敵針鋒相對，而引世人憂心。兩國人民都意識到核戰危機所在，因而很快促成兩國簽署限核裁軍協定。現在美中兩雄和過去美蘇關係有顯著不同，他們是亦敵亦友。國勢是美國領先，但中國一路趕上來，兩國的相爭像溫水煮青蛙，是逐漸形成，因而未覺危局一觸即發，因此也未提裁軍限核。

中美兩國政治上交往，開端應是在1879年，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和美國卸任的第18任總統格蘭特會晤於天津開始。格蘭特曾受李鴻章之託，爲琉球事件向日本交涉，但毫無效果。格蘭特就勸說中國必須強壯起來，否則必被日本弱肉強食。

美國南北戰爭中，格蘭特是北軍的統帥。李鴻章提出，他曾參與平息太平天國之亂，因此他們兩人都平了南方之亂。格蘭特則認爲南軍雖有不同主張，但戰爭結束，雙方都同屬美國，不必再有區分，因而美國曆史就僅此一次內戰。而中國則頻頻內戰，烽火不停，至今國共之爭仍在臺海持續。

現今美國境內有華裔550萬人，在中國境內有11萬美國人。照理，美中兩國應融洽友好，但事實卻相反。探究其肇因，很大因素是肇自諸多美國華裔「政論家」。他們大都是在中國最黑暗時代流亡美國，因而他們的思維是明顯「反中仇中」。他們對已有進步改革的今日中國絲毫不領情，他們是「美國至上」的美國政治家所最愛，因可利用他們於「反中制華」的策略中。這些「華裔專家」的確影響美國諦造了「仇中」的因子。事實上中美雙方應仍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美國一派反華政治人物，極力主張趁此機會在經濟等各方面打壓中國，使其再無發展機會。那時布希總統召見我和新任命駐華李潔明大使，及中國駐美大使韓敘3人談談。總統回憶在二戰時他是空軍飛行員，他的飛機被擊落海，同機兩位戰友殉難，想到此他就無法進食。他痛恨戰爭並堅信美中兩國應合作，兩國絕不應相互攻擊，戰爭實際絕無贏家。我們3人長談後，結論是「國與國之間，凡事都應以和平方法解決」。

美國文學家馬克吐溫（1835～1910年）與美國華人有密切交流，他着有《艱苦歲月》爲華人伸張正義。他評論華人：「他們安靜、平和，優雅，沒有酗酒，一樣勤奮。」、「華人不依靠別人，是一無害的民族」，自是持平之論。日前美國前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籤贈一本他的《回憶錄》給我。他當過Iowa州州長，他很喜歡中國，我說當年Iowa州就翻譯爲「愛我華」。

韓非子說，「兵者，兇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不管哪一國試射飛彈都不是好事，畢竟飛彈是戰爭的武器，不是和平的白鴿。希望中美都不要再射飛彈了，下次大家一起坐馬斯克的太空艙遨遊太空。

（作者爲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