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低收入者每月發1000美元，會發生什麼？Altman...
連續三年每月給低收入者無條件發放1000美元現金，結果會怎麼樣？他們會把錢花在哪兒，還會繼續找工作嗎？對教育、創業創新、生活質量會產生什麼影響？……最近，OpenAI CEO Sam Altman支持的一項這項實驗得出了結果，相關研究結論於近日以論文的形式刊發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網站上。
這是迄今爲止美國從金額上最大的一次接近全民基本收入（UBI）理念的現金轉移實驗。UBI，全稱Universal Basic Income， 按照UBI運動領軍人物之一Philippe Van Parijs的定義，指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以個人爲基礎向其所有成員支付的收入，無需經濟狀況調查或工作要求”。
長期以來，UBI被視爲減少經濟貧困和不平等的最合適的解決方案之一，尤其是在新技術呼嘯而來的時刻，然而這一理念目前還面臨非常多的爭議，最常被提到的缺點之一是可能對勞動力供應產生負面影響，如助長懶惰，從而使UBI項目變得不可持續。支持者則強調，UBI會提高就業的質量，因爲增加了參加教育和培訓的選擇，同時也會助長創新創業。
爲了測驗UBI的社會效果，Altman和他的支持者斥資數千萬美元，從美國兩個州低收入人羣中選擇了1000名被試（下稱“受助者”），從2019年到2021年三年間連續每月向他們無條件發放1000美元；另外挑選2000名被試作爲對照組，每月發放50美元。這1000名受助者2019年的收入約爲29900美元，接受轉移的現金後相當於其收入增加了40%，這是個不小的提升。
之後實驗者通過調查問卷、手機應用程序，等獲得了豐富數據，響應率高達96%；然後結合行政數據進行了分析。
然而結果恐怕很難讓任何人感到滿意，用研究者的話說，實驗結論“有喜有憂”（mixed）。他們在近日發表在NBER上的論文中列舉了以下結果：
首先，無條件現金轉移計劃減少了工作時間和勞動收入。被試組每週工作時間減少了約1.3-1.4個小時，同時勞動收入人均年均減少1500美元。兩者降幅約爲4-5%。
收入減少的主要部分來自工資或者其他形式的薪金。另外，收入減少也跟勞動時間減少有關。有意思的是，現金轉移不僅影響到了直接受助者的勞動供給，也影響了其他家庭成員的工作行爲。每收到1美元的現金轉移，不包括現金轉移的家庭總收入至少減少21美分。另外，被試組的伴侶每週工作時間也已同樣的幅度減少了。
那麼減少了的工作時間，都花在哪兒了？
論文指出，閒暇活動的增加是時間使用變化中最大的部分，雖然沒有給出具體閒暇時間增加數值，但強調這是時間使用中最顯著的變化。除此之外，用於交通和財務管理、創業活動和醫療健康管理上的時間也有增加，但幅度較小。
至於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更期望看到的效果，如兒童照護、鍛鍊、找工作或者自我提升上的時間，用論文的原話說，“沒有發現哪怕很小的變化”（reject even small changes）。
14%的受助者（主要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確實在接受無條件現金轉移後轉而去接受更多更高的教育了，但解釋不了整體勞動力的減少。
好消息是，接受了無條件現金轉移的人，更可能去找工作並申請崗位。然而申請崗位的數量，在過去三個月裡相比控制組的5.5個崗位還要少1個。也就是說，實驗組被試，對找工作這個事兒更感興趣了，但對工作本身更挑剔了。所以，在工作效應上，結果還是喜憂參半。
那就業的質量是否上升了？按照實驗者的預期，無條件現金轉移後，參與者雖然可能會經歷更長的失業期，但可以讓人擁有更多選擇自由去尋找更好的工作崗位，改善工作生活質量。事實上，此前確有研究證明，更慷慨的社會保障能夠促進更好的工作匹配。
然而研究人員沒有從有關就業質量的任何維度上找到任何提升，在大多數維度上，可以說“哪怕小小的變化都沒有”。儘管如此，研究者在另外一篇解釋性文章中也強調了現金轉移對特定個體的一些重大影響，比如有受訪者告訴他們，參與這個項目使得他們能夠在自己想從事的領域從事一份薪水較低的入門級職位，並在兩年內獲得了六位數的薪水。“如果沒有現金轉移，我不可能接受減薪。”
在創業創新方面，無現金轉移實驗確實帶來了影響。研究者從兩個維度對此進行了討論，一是承擔更多財務風險的意願，二是未來五年是否希望開辦企業。接受了現金轉移的被試，在這兩個維度上都比控制組展現出了更多的創業企圖和意願，儘管在統計上並不顯著，更重要的是，這種意願和企圖，至少從這個實驗數據中所見，並沒有顯著地轉化成爲創業行動。
也就是說，UBI理念所期望的，能讓人們更自由探索提升勞動質量的效應，至少在這個實驗中並沒有體現出來。
也有爲數不多的好消息：現金轉移支付增加了受助者對醫院、急診室護理，以及牙科和專科護理的使用，雖然對身體健康指標沒有顯著影響，但醫療保健利用率的提高可能會帶來長期健康益處。 其中，受助者的醫療保健支出大幅增加，每月增加約20美元；與平均對照組參與者相比，飲酒量減少了20%，使用非處方止痛藥的天數減少了53%。在研究的第一年，壓力、精神困擾和食物安全方面有顯著改善，但到第二年，這種影響就會消退。
另外，相對於食物、房租和交通等方面，因現金轉移而增加的支出，研究者發現，受助者對他人的支持相對控制組增加了26%——每個月會增加22美元資助他人的支出。而且，受助者也更願意搬家或者搬離當下生活的社區。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在多個維度上都發現了時間效應。比如，被試組去掉現金轉移部分收入下降，該效應隨着時間推移在增加，原因有可能距離勞動力市場的時間越來越久，就越難就業。
類似的時間效應，研究者也在勞動力參與率上觀察到了，即現金轉移計劃對就業率的負面影響，在整個研究期間逐漸增加。不過，研究者也用謹慎的措辭表示，現金轉移令勞動參與率下降了2.0%個百分點（在5%的置信區間上），同時“置信區間也包括了最高可能增加2.8個百分點的情況”，即不太可能出現因獲得現金轉移而大幅增加就業的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會小幅正面影響就業的可能。
關於對就業質量的影響，研究者也特意指出，或許諸如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給就業質量帶來的積極影響，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觀測到。唯一能肯定的，是研究者在文末所言，“決策者應該考慮這一事實，即接受援助者已經通過自己的選擇表明，遠離工作的時間，是他們極其珍視的東西。”
綜上，從這項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好消息是：增加了食物等基本需求的消費（沒有像一些反對者擔憂的那樣，會被低收入者拿來飲酒甚至購買大麻等），同時減少了飲酒量、降低了對止痛藥的依賴；更重視健康了；更樂意搬家和嘗試新機會；更想創業了（哪怕行動上還沒有體現出來）；資助他人的行爲增加了。其他方面：勞動參與率減少了，除現金轉移外的收入降低了；就業質量沒有提升；沒有明顯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爲，沒有更多投身家庭生產（比如育兒）或者健身。
關於UBI的討論近年來日益升溫，尤其是在2019年疫情開始後。儘管一些學者認爲，現代的UBI概念大多已不符合其字面含義，通常意味着任何類型的基本收入計劃，通常採取普遍形式或根據個人調整貴規模的“保證”收入計劃，比如疫情期間部分發達國家的廣撒錢計劃以及部分國家的消費券也被視爲UBI理念的一次踐行。去年10月，加拿大參議院提出一項法案，要求財政部長在一年內製定一個全國性的框架，以便在全加拿大實施保障生活基本收入計劃，包括臨時工人、永久居民和難民申請者。法案目前還在討論階段。
出於對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就業以及科技讓大多數普通人淪爲底層的擔憂，Altman，以及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如扎克伯格和馬斯克，都公開表態支持UBI。“人工智能之父”Geoffrey Hinton最近也在與唐寧街接觸，建議英國政府實施UBI。
最新這項研究結果或許會令他們感到失望。不過據此否認UBI理念也缺乏說服力。畢竟跟大多數現金轉移研究相比，該研究的結果屬於比較悲觀的。海外發展研究所（ODI）的Francesca Bastagli 等人曾對2000年至2015年期間所有評估現金轉移計劃的研究進行系統回顧，從數千項研究中選出了165項研究，涉及30個國家的56個計劃，發現其中大多數研究都表明現金轉移對就業參與度和強度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所有相關研究都發現童工的參與度和強度下降。
這或許是因爲，UBI除了關乎勞動供給等經濟問題外，還涉及社會研究、倫理和心理學等領域，以及人類的尊嚴等基本問題。具體到Altman支持的這項研究，無論是持續時間、涉及到的國度和具體的政治、社會政策，都可能影響其最終的效果。只能說，未來關於UBI，更多的關注、研究和討論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