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6年無法上映，這部片子揭露了5800萬人的困境

“長大了想做什麼？”

“打工！”

這句話來自紀錄片《村小的孩子》。

在這些孩子的心中，長大就等於打工。

《村小的孩子》講述的是關於留守兒童的故事。

自2009年起，導演持續跟蹤拍攝了6年。

地點位於湖南省邵陽市新寧縣一渡水鎮光安村。

這也是導演蔣能傑的家鄉。

這部紀錄片雖不爲大衆熟知，但在豆瓣上5000多名觀衆爲其打出了8.8的高分。

爲了讓更多人瞭解留守兒童的困境，導演在影片簡介中留下了聯繫方式，藉助最簡單的方式免費傳播自己的電影。

紀錄片提到，光安村共1700餘人口，外出務工的將近900人。

村子裡剩下的，主要是老人、體弱者、病患以及留守的孩子們。

老人們靠養雞、種地維持生活，也承擔了照顧孫輩的責任。

孩子們在沒有父母的陪伴下，度過了被“散養”般的童年。

村裡唯一的小學——光明小學，原本的校舍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樓，村子只好租下一間民房作爲臨時學校。

臨時學校共有22名學生，只有3人的父母都在家，2人有父親或母親在家，其餘17人都是留守兒童。

紀錄片聚焦於三個家庭的故事。

蔣雲潔是個活潑的小女孩，2009年時年僅6歲。

她的父母在廣東務工，她和體弱多病的奶奶相依爲命。

家裡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到下雨天屋頂就漏水。

每天清晨，奶奶都會給她梳兩個小辮子，繫上粉色髮卡，讓她打扮得整潔漂亮。

放學後，她會幫奶奶幹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餵雞、收衣服、燒火等。

當被問及想不想父母時，她說：“不想，家裡有他們的照片。”

她也不願去父母身邊，因爲奶奶一個人需要照顧，而父母要掙錢給奶奶看病，家裡經濟拮据，能省則省。

蔣恆和蔣鑫是一對兄弟，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難得見面。

當問及他們想不想父母時，蔣恆笑着掩飾：“他經常給我買東西。”

由於爺爺奶奶無力監管教育，兄弟倆頑皮、無心學習，經常因不寫作業被老師留堂。

兄弟之間常問彼此：“想讀書嗎？”

弟弟乾脆回答：“不想，哥哥，打牌去？”

父母在電話中苦口婆心勸他們好好讀書。

但懵懂的孩子並不瞭解生活的艱辛，連四年級的乘法口訣都還背不熟。

2009年，範魏煜7歲，他和上初三的姐姐範魏媛跟隨奶奶生活。

母親因難產去世，父親在廣東打工，因搶劫入獄4年。

奶奶靠種地養活姐弟倆，姐姐初二時就去打工掙學費，但因年齡太小，被僱主拒絕。

2009年10月，奶奶去世，姐弟倆搬去外婆家。

姐姐原本猶豫是否繼續上學，幸運的是，她考上了免費的高中。

他們的父親剛出獄不久，再次因犯罪被捕，這次要到2019年才能出獄。

2014年，範魏媛考上廣西一所大學，通過社會資助、助學貸款和兼職來維持學費和生活費。

2020年，弟弟範魏煜高考考了541分，進入湖南理科一本線。

他們是村裡爲數不多考上大學的孩子。

然而，影片中的其他男孩大多輟學，早早步入打工的生活。

紀錄片最開始，便展示了孩子們上學的困難。

由於校舍成了危樓，縣裡要求撤校合併，孩子們必須去鎮上讀書。

小孩去鎮上讀書，需要爺爺奶奶陪讀，這對經濟拮据的家庭無疑是沉重負擔。

村裡領導最終頂住壓力，私下租房設立臨時學校，供一二年級的學生就近上學。

經過不斷努力，2009年新小學建成。

縣領導出席了剪彩儀式，但新教學樓的質量令人擔憂。

整所光明小學只有一位代課老師，他一個人負責兩個班，一個月工資僅六七百元。

任教十多年的張老師因轉正問題四處奔走，2011年他因種種不滿離開了村小。

在這種薄弱的基礎教育環境下，許多孩子連基本的常識都不清楚。

他們知道毛主席，卻不知道國家主席是誰；

知道毛主席是中國的象徵，卻不知道天安門和北京在哪裡；

甚至對2008年的奧運會毫無瞭解。

但當問及未來的夢想時，答案出奇一致——打工！

因爲在他們的世界觀裡，打工意味着有錢，有錢能解決許多問題，打工是他們眼中最理想的未來。

有人出生在羅馬，而有人出生就是騾馬。

有人說，貧窮限制了想象力，但在這些孩子身上，貧窮限制的遠不止想象力，而是整個人生。

導演爲這部片子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希望！希望！》，但希望究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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