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中國少子危機」:全年新生兒-15%的人口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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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要你生、生、生!」過年期間「什麼時候要生小孩」的家族話題,時常是造成團圓嫌隙的糾紛主因,但此一問題在當今的中國卻更顯險峻。根據中國公安部年前公佈的《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中國去年全國的新生兒戶籍登記總量,只剩下1,003.5萬人——此一數據較2019年劇烈減少了15%。儘管就人口統計仍有誤差可能,但誇張的變動差異、甚至是刻意推遲公佈的人口經濟數據報告,卻也讓本就苦於「一胎化政策」後果的輿論更感焦慮:是否中國人口出生的「斷崖式下降」,已成爲不可逆轉的事實?

中國公安局的公佈報告,是以戶籍系統爲主的新生兒設籍資料,主要內容仍以較符合年節喜慶的雜趣數據爲重點,像是2020年中國的新生兒姓氏,以姓「王」的寶寶爲最大宗;新生男嬰的最爲重複的熱門取名爲「奕辰」,女嬰則爲「一諾」。

但在衆多雜項數據裡,讓中國輿論笑不出來的數據,卻是2020年的新生兒「戶籍登記」數量——在去年1~12月,中國公安局只收到1,003.5萬名新生兒的新設籍登記,此一數據不僅是歷年來最低,更較2019年劇幅減少了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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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年度出生數據之所以特別重要——或說特別令人急躁,年初同期數字不講清楚就會讓人猜疑的原因——是因爲從2017年開始,中國全國生育力逐年明顯下滑;同時去年中國統計局公告的全年1,465萬名新生兒,更已創下「1958年大躍進大饑荒」以來的最低總數。鑑此,就算公安局的戶籍資料,不完全能說明2020年度新生兒總數的絕對數值,但2020年比2019再減少15%的誇張表現,卻已讓中國的生育展望更陷低迷。

與2019年中國新生兒出生設籍的1,179萬人相比,2020年的設籍數字只剩下1,003.5萬,衰退總數高達14.89%,與2017年——也就是中國本波出生率衰退的起點相比——更誇張地減少了41.8%。

與此同時,各大城市的出生數字都有明顯的降低趨勢,比較極端的狀況——像是浙江台州市,與貴州省的貴陽市——更出現了新生兒數量銳減超過30%的嚴重通報。

中國《新浪新聞》分析認爲:公安局所掌握的新生兒戶籍登記,與實際出生人口之間,仍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時間差,像是晚報戶口、推遲登記...等,都是統計誤差的常見原因。但近年來,中國年度戶籍登記的即時率,已因政策約束而超過80%,因此中國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的狀況,看來確實不是過度緊張,而是真的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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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的社會系教授陸傑華,對中國媒體悲觀表示:「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全局性和戰略性的要素。但中國的出生率連年下滑,不僅影響短期經濟發展,更會長期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

陸傑華指的衛健委報告,通常每年中才會發布。但一般在1月份,中國國家統計局就會透過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國經濟數據報告》,同步說明全年度的人口數據,像是簡單的全年出生總數與全年人口淨增數。唯今年的統計局報告,卻特別「略過」了人口趨勢的公告——無論是記者會、新聞稿,還是官網公告的資料,都沒有提到2020年全中國的「生死概況」。

統計局方面強調:中國的人口普查通常是在11月進行,4月份纔會公佈,因此在1月份官方「手上沒有東西可以報告」。儘管去年此時,統計局明明就公開刊載了2019年的出生數據,爲何之前都可以今年卻不行?也讓各方輿論頗生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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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相關的生育率焦慮,自2020年底就已在中國學界傳開風聲,像是北京大學教授樑建章,日前就高調地表示,中國的低迷出生率,不僅已無法就現有政策逆轉,

「中國的『出生人口塌陷』..已經來了。」

樑建章等人認爲,中國全國性的出生人口暴跌,已經累積了一段時日。雖然在2015年,中國已全面開放自1980年以來的《一胎化政策》,但5年內的生育效果仍十分有限,不僅大部分家庭依舊少生「二孩」,育齡婦女的人口也正隨着時間不斷減少。綜合各項不利因素,2020年的中國出生不僅不可能回升,「與2019年相比出現大幅下降的結果,已經沒有懸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來了!」

所謂的中國出生人口塌陷,指的是出生數字的垂直落體。根據樑建章的估算,如果中國生育數沒能在2020年保住1,400萬門檻,在2021~2025年的「十四五」(第14個5年計劃發展期間)中段,中國很可能就將進入死亡率大於出生率的「人口負成長」時代——最快的時間點,就是今年——而中國的出生數更可能在數年暴跌後,以每年不到1,000萬名新生兒爲新的人口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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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問題,在世界各大先進經濟體中,都是社會的常態痼疾。像是日本從21世紀以後,國家人數就持續衰退;南韓、臺灣也都在2020年,各自進入了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負成長」——但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狀況,與日韓臺差異極大;更何況中國人口已達14億,是當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長年政策導致的「人口結構的後天失衡」,不僅讓中國人口金字塔的傾頹來得更快、更猛,影響範圍也恐怕更爲險峻而極端。

樑建章等人認爲,中國現代社會之所以不生孩,主要的問題仍在於年輕人的社會與經濟壓力過於沈重,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兒童教養成本過高」,以及「購屋買房的投資過於沉重」。因此呼籲中央政府應該即刻插手,擴大各種兒童補助、居住正義...等社會政策的投資。

但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墨爾本大學公衛教授麥當勞(Peter McDonald )卻認爲,除了物質上的匱乏與危機感外,現代中國人之所以不生孩的另一個問題,則可能也是《一胎化政策》的殘留遺緒——像是在過去30年裡,中國政府的家庭計劃政策,時常把小孩形容成「社會負擔」,以嚇阻多生、超生違反了規劃政策;同時,自90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開放,也讓好幾個世代、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子女成爲了「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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