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決：日本以中國自居

劉剛/文

理學的變節

日本儒者主張的國學，是在儒教的基礎上來發展日本國學，沒有將它們對立起來，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的政治導向，便是將儒教日本化、國學化，使日本成爲“新中國”。這方面有兩個代表人物，一是山鹿素行，把儒教轉化爲日本武士道，另一爲德川光圀，以儒教重構日本歷史。

素行48歲時著《中朝事實》，表明他的“中國心”。本書要點，就是“本朝中國”說，他的“中國”，並非華夏中國，而是以日本爲中心的“神之國”，而華夏，則被他稱爲“支那”。他在書中，以日本爲“本朝”，支那爲“外朝”。

他說，“本朝”方興，“正當天之正道”，不光神道在日本，連聖道——周孔之教也在日本，他在書中指出，就應該由日本來“得地之中國”，因爲“支那”在天道方面本來就缺了神道，現在連聖道也不保，只剩下“朱子學”了，而且“朱子學”還掌握在夷狄——滿人的手裡，已無道可言了。

清兵入關時，中國學者講氣節，他們或怒髮衝冠，慷慨赴死；或削髮爲僧，悲苦終生。可“朱子學”似乎沒有什麼氣節可言，與新的統治者結盟了，被夷狄拿來照樣統治中國。學者不妨去當烈士，而學術依然可以媚世。

亡國之後，那些平日裡道貌的學者們，連寡婦守節的志氣也沒有，像妓女接客一樣，自問“畫眉深淺入時無”。而爲國捐了軀的學者，抱着理學的教條去當了烈士，他們拋頭顱灑熱血，可結果呢？頭顱白拋了，熱血白灑了，理學竟然搖身一變，頭上的士人方巾變成了頂戴花翎，還是御用之學，還以那樣一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嘴臉，君臨天下。

而那些殉了理學的學者們，血的教訓，使他們對理學產生了懷疑，他們懷疑理學以理殺人，懷疑理學是僞學。因此，他們從理學走出來。一條腿走實證的路，走向經世致用；另一條腿走向儒學原典，深入考據之學。結果，他們認爲，憑實證，則理學“空”，因考據，則理學“僞”。

明末以來，中國思潮的演變，素行是清楚的，雖然身在日本，但他似乎耳聞目睹了明末思潮變遷的這一過程，他對“朱子學”的反思，放大了看，也算是東亞明末思潮的一部分。

而明末思潮，是由明朝的遺民帶到日本的。明遺民中，最有名的是朱舜水。明朝亡了，原因很多，作爲學者，舜水從學術上找原因，找到理學頭上，說宋儒辨析毫釐，卻不曾做得一事，用不能做事的學問來治理國家，當然要亡國了。這對於日本幕府倡導“朱子學”，無疑是一個提醒。

舜水被幕府聘爲賓師，來江戶講學時，素行向他請教過。“亡國之學哀以思”，其“哀以思”，不僅打動了易感“物哀”的日本人的心，還爲日本學術指引了走出理學樊籬的門徑。他確實影響了素行，把明朝亡了、“中國”沒亡的思想，帶到日本來了，欲使當時日本成爲中國復興運動基地。

孔孟之道非孔孟

受此啓發，素行轉頭一想，乾脆就把日本當作“中國”了。他說，日本不僅“當天之正道”，有天皇神道、周孔聖道，而且“得地之中國”，惟有日本國土，乃爲當然之“中國”。

我們來看他如何用“中國”來讚美日本：我“中國”呀，水土卓爾於萬邦，人物精秀於八紘，故神明之洋洋，聖治之綿綿，煥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其北側高山，南窺大海，中有平原，河海暢通，而有漕運之利，全“中國”有如一家，外無敵國，故無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因此而不可能爲夷狄所征服，而且物產之華美，亦堪稱爲“中華”。

然而外朝“支那”已經“華夷變態”，又怎能稱之爲“中國”呢？光是王朝內亂交替，就有30次，況且，還有幾次周圍夷狄入主而爲王者，至於臣下起而弒君者更是無計其數了。唯我“中國”，自開國以來，直至今日，神代皇統從未變過，弒天皇之叛逆者無幾，而入侵之事，則不可能有。更何況，當下的“支那”，已經亡於夷狄，日本應該責無旁貸，挑起“中國”的擔子，去徵韓，去佔領滿洲，去逐鹿中原。如此“中國心”，方爲武士魂！

這樣的宏圖遠略，啓迪了明治時代，打開了一個海島帝國的想象力，明治君臣以此爲藍本，制定國策，並一步步展開帝國的戰略行動，將武士道弘揚極致。

與素行同時，另有一位儒學者山崎暗齋，他提出了一個更爲尖銳的問題，在《先哲叢談》中，他這樣問弟子：若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數萬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如之何？弟子皆不能答，他說：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這樣，他就將孔孟本人同孔孟之道區分開來，孔孟之道，是普世性的，而孔孟本人，則有民族性和國家性。在民族性的層面上，孔孟爲異族；在國家性的立場上，孔孟爲敵國。因此，可以孔孟之道來對付孔孟本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自身。

經此一問一答，崎門儒者頓悟，弟子淺見絅齋繼以《春秋》例示，曰：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以吾國爲主，成天下大一統，此即孔子本意，他認爲，孔子若生在日本，也會以日本爲主，確立《春秋》之旨。不知此而讀唐書，讀了就以夷狄自居，這就有悖於孔子“春秋大義”，此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讀《春秋》者害《春秋》也。

這樣一說，就將“《春秋》之旨”從大唐中國剝離，成爲普世價值，而放諸四海，故其所謂“《春秋》之旨”，亦即以“吾國”爲主體，從根本上確立“吾國”的主體性——神道。

如此“神儒習合”，使儒教神道化，其影響反而不及素行儒教武士道，因其專注於國體論，侷限於神儒之間，從思想到思想，以觀念論觀念，沒能像素行那樣，用儒教裝備了一個社會階層——武士，爲武士階層提供了一整套思想觀念——武士道。

《大日本史》的幽靈

如果說舜水對素行的影響，是不期而遇，是一見相知，那麼他對德川光圀的影響，則是居師尊之位，言傳身教之，故其影響更爲深遠；如果說素行的儒教武士道，有無舜水影響都會形成，那麼德川光圀的水戶學派，則在其直接影響下形成，尤其該學派撰著《大日本史》，可以視爲浙東史學在日本的經世致用。

《大日本史》是一部中國化的紀傳體史書，用儒教聖人觀來寫日本歷史，使日本歷史儒教化，故以漢文撰寫。何以日本歷史要用漢文來寫？有人這樣問。我們認爲，這就是水戶學派以中國自居了。

因爲德川光圀認爲，明清易代，中國已然亡於夷狄，作爲日本總應該做點什麼。宋元之際，日本曾經抗元，但那是元軍渡海而來，擊之有如神助。可明清之際，清軍並未渡海來攻，如何抗清？雖有反清義士前來乞師，如黃宗羲、朱舜水等，籲請出兵救漢，但均被其拒絕，秀吉徵韓失敗，已有覆轍，故不可能。

若乞師成功那又如何？會不會成爲吳三桂第二？還真不好說。總之，我們應該感謝歷史，因爲歷史愛惜賢者，沒讓他們去幹吳三桂那樣的髒活。天命自有安排，安排黃宗羲在龍虎山中創建中國式的民主學說，安排朱舜水在日本再造文化中國。

在《大日本史》裡，從表面看，日本以“中國”自居，破天荒將代表王朝中國的滿清政權貶爲藩國，看似日本勝利了，最起碼，是一種以歷史的方式所表達的日本民族精神的勝利，但實質上，我們也可以說是以朱子、陽明和朱舜水爲代表的文化中國，征服了日本，是日本千年修行唐化得以完成的一個成果。《大日本史》以日本爲中國，滿清爲藩國，這樣的歷史定位，讓舜水從墳墓裡出來，他也不會反對。他與滿清不共戴天，滿清不滅，他誓死不歸，有關民族氣節，他決不妥協。因此，滿清非中國，這樣的看法，是他與弟子德川光圀的共識，當然，也可以說是他傳授或潛移默化所致。

他本非王朝中人，明朝曾經多次聘其入仕，都被他拒絕，若無國難，若非救國，他何至於投身南明小王朝？可他一旦投入，便義無反顧，不但身入，而且魂入，孤身一人，乞師東洋，海天茫茫，但求復國，不作他想，漂泊長崎，流落倭壤，幸遇光圀，復國無期，便在他鄉，再造一華邦。如此投入，使他不但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先驅，還以其中華士人風骨成爲當時正在興起的日本武士道的榜樣。

他雖未參與《大日本史》的編纂，但一個幽靈，一個朱舜水的幽靈，卻通過光圀與安積覺等人的史筆，在《大日本史》裡徘徊，在水戶學裡徘徊，從江戶時代徘徊到明治時代。

該史，在德川光圀主編期間，僅完成了本紀和列傳部分，他去世後，由他的屬下，也是舜水弟子的安積覺，繼任主編，在第三代藩主德川綱條手上完成，並命名爲《大日本史》。

此後，幕府又不斷修撰，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前後花了約250年時間，歷述了自神武天皇即位以至於南北朝的日本歷史，書中，本紀有73卷，列傳170卷，志126卷，表28卷，共計有397卷，另有目錄5五卷。

江戶時代，日本唐化完成。明治時代，西化又開始，舜水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大日本史》的編纂過程，從江戶時代進入明治時代，不僅有助於唐化的完成——從大化改新到以中國自居，而且爲西化到來做準備——從尊王攘夷到明治維新。

歷史的弔詭在於，《大日本史》本是用儒教史觀爲德川幕府正統性的確立提供的一部奠基之作，是一部基於春秋大義的“尊王攘夷”的歷史教科書，而結果卻是，德川光圀因此一書，反倒在後來興起的“大政奉還”中成爲了倒幕運動的政治教父。

這便是如黑格爾所說的“理性的狡計”，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動”了。當其開國時，國家思想新鮮出爐，爲其立國奠定理性的基礎，當其末時，國家氣數已盡，被儒教反噬。

儒教有反骨，在中國，表現爲“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聖人革命，表現爲復古主義的頌古非今，以禮樂文明的標準和中庸之道的立場，對治國理政採取“諫”的現實主義的批判方式。這樣適度的反骨，是一個正常的儒教國家應有的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應該說，德川幕府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趕超同一時期的大清朝，用儒教的勝利來以中國自居了。

雖說在近代化方面，德川幕府和大清朝同屬失敗的國家，但失敗的分量及其影響之於日本和中國，卻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由於儒教武士道的反骨作用，及時止損了國家的失敗。而大清朝則由於儒教反骨的式微而苟延，本當終結於19世紀的一代王朝，卻賴活到了20世紀，耗盡了中華國力，延誤了中國國運。

儒教反骨之於清朝，一受制於剃髮的滿奴衣冠，二受挫於文字獄留下的專制病根，致士人盡萎靡，磕頭而已。理學的剛勇呢？不見了；心學的異端呢？消失了；還有原始儒教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血性呢？也因韃虜而流亡，它們都去哪兒了？去了江戶時代的日本，被德川幕府收留了。

這一切，都被山鹿素行納入儒教武士道，造就日本國學，被德川光圀納入《大日本史》，用來確立日本國體。這當然是儒教在日本的勝利，在日本的進取，飛鳥、奈良時代，日本之於儒教僅以之建制，非以之立國。而江戶時代，爲在日本締造“新中國”，能使日本以“中國”自居，而採取以儒教立國的國決。

日本儒者執念於“中國”，敬仰之，禮讚之，曾一度放棄本國立場，而全盤儒化，其中，多少帶有“興滅國，繼絕學”的意思，故其所言“中國”與入主中原的大清朝無關，而是要以“中國”爲己任，這就要求日本人在思想上完成華夷轉換。

淺見綱齋在《中國辨》一書中提到，中國儒書稱日本爲夷狄的習慣，由來已久，影響至深，以至於凡讀儒書者，均以唐朝爲中國，而自嘆“吾生在夷狄”，他認爲此乃可悲之事。根據儒教原則，內外有別，他指出：蓋生於某國，就當以某國爲主，以他國爲客。中國稱他國爲夷狄，即以唐朝爲內，他國爲外，若以日本爲內，那麼內外賓主一分，日本當然也可以爲主，爲中國，而以他國爲客，爲夷狄，不論對誰，都是此理。

這種從日本出發的華夷之辨，基於國家的自然屬性，只能說是國家認同的底線。但僅僅守住底線是不夠的，還要立足高端，在文化上與大唐分高低、爭長短。而淺見綱齋的“內外”說，只是將“中國”與日本扯平，於孰優孰劣，尚未分明。以此，又有《華夷變態》一書問世，其中提到，明末清初，有反清人士赴日乞援時，就曾言及中國“華夷變態”，當以日本爲“中國”。

明清易代，是否真的導致了中國“華夷變態”？對此問題，我們可以另當別論。但此一事件，對於日本來說，卻是一個歷史的契機，趁此機會，日本國決，就能以“中國”自居。可這還是機會主義，未能證明其固有的文化優越性究竟在哪裡。

於是，山鹿素行出來發言，他將中國分爲“本朝中國”與“外朝支那”，言及國土、國族、國體，強調“本朝中國”——日本文化優越性，他說，本朝中國“水土卓爾於萬邦”，這樣一說，就將島國自卑一掃而光，雖然四面是海，卻非孤懸，而是神佑天啓，得此天塹，做了國家安全的天然保障。不像“外朝支那”，被四夷包圍，四面受敵，防不勝防，尊王攘夷，攘不勝攘。行中道而成中國，然外朝已失中道，故“大明”不“大”，日本“大”，“中國”不“中”，日本“中”，君臣一綱，外朝已失，而本朝永存，故“大”、“中”二字，當屬日本。

儒教的反骨

在儒教方面，日本優於大清朝從江戶時代就已開始了。面對西方列強，同樣是失敗，大清朝的失敗，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德川幕府的失敗，則如鳳凰涅槃，而有明治維新。

日本近代化能反敗爲勝，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發揚了民族精神的動能，另一則是堅持了國家神話的根本。

在明治人的精神結構中，儒教的反骨，是其中的一個硬核，其影響於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陰等，尤以心學爲巨。陽明學中，本有以心學爲兵學、以心法爲兵法的啓示，陽明本人即爲此典型，受此啓發，山鹿素行以儒學與兵學相結合，吉田松陰等人受學於素行，面對西學亦以心學回應。

思想的偏激，在日本表現爲一種美學的風格，叫做“傾”，日本人討厭四平八穩。思想上，不那麼追求岸然，朱子理學之於國家觀念，雖受推崇，且爲正統，但它卻難以讓日本人動“心”，而心學的異端一出，便沖決網羅，令日本人“傾心”。

日本人對於陽明學的反應，一開始就是泰州學派式的，表現爲“傾”，一往無前，向着狂與死的美學“傾心”。可惜的是，江戶時代日本人只知王陽明，不知何心隱，但他們卻見識了一位像何心隱那樣的人，那就是朱舜水。

心學的狂氣裡，有禪狂和墨狂。當年，朱熹批評陸九淵，就說過“江西之學都是禪”，一句“吾心即是宇宙”，那口氣同馬祖說的“即心是佛”何其相似？當其詩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時，那自居於南辰北斗間的姿態也就難免禪狂嫌疑了。

禪狂，宜於“知”，能發飆自由之思想，突破傳統理障，從傳習的塵封中，撥見新知的太陽，開啓“知”的天堂。但禪狂之於“行”，可以作爲行爲藝術，卻不宜於從事社會實踐，所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很重要，禪狂之“知”，如星星之火，必須與實學相結合，轉化爲實行，才能燎原起來。

在中國，沒有哪一種學問能比墨學更可稱爲“實學”，沒有哪一種人爲比墨者更能“實行”，故啓蒙運動的禪狂之“知”，當與墨狂之“行”合一，以社會實踐的“實業”來“落實”。

何心隱、朱舜水都是這樣的墨狂之人，如果說，中國學問中，對日本近世影響最大的學問爲陽明學，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中，對日本近世影響最大的人就莫過於朱舜水了。

舜水以墨狂之行，赴湯蹈火，死不旋踵，乞師日本未果，卻與德川光圀相知，遂於日本“落實”其“實學”和“實業”，因此，我們不但能於德川光圀所撰《大日本史》可見其“實行”，還能從山鹿素行那裡，看到以其人格爲標準的儒教武士道人設。

舜水在日本，其影響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從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陰，不但觸及兩代日本武士魂，成就明治維新，而且重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反清救亡運動，再造“我以我血見軒轅”的中華士人魂。如其所願，累積二百餘年。他那含恨不死的幽靈，終於等到了另一位墨狂——孫中山的來臨，使“反革命”的日本，成爲了排滿革命的大本營。

如同舜水之於德川光圀，孫在日本也不乏追隨者，宮崎滔天就是其中一位，他將自己追隨孫中山的革命經歷，寫了一本書，名爲《三十三年落花夢》，此書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動。其個性，頗似江兆民在《三醉人經綸問答》中的“豪傑君”，具有儒教武士的“反骨”，他在孫中山身上，找到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

在他看來，孫的革命綱領，符合明治時代精神——“尊王攘夷”，也符合自由民權運動綱領——“建立民國”，他投身中國革命，如拜倫之於希臘，兩百多年前，德川光圀等人想做而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他做了，因爲德川光圀代表的是國家主義，而他採取的是民間立場。可憐孫中山本人，爲了誕生在戰火紛飛中的搖籃裡的“中華民國”，也像朱舜水那樣“乞師日本未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劉剛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