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美國戰略的困境與退縮（譚青山）

圖爲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圖/ 路透社)

當今世界，去全球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民族主義似乎成爲國際關係中的主流意識，主導着衆多國家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國家中，這些意識已或多或少的影響了民衆和國家治理者，逐漸成爲了對外關係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世界最重要的美國，近些年來，有選擇的將去全球化，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一些重要主張納入了美國正在演變成型的全球戰略。這一戰略在拜登政府時期基本上可以用「緊縮和聯盟」來概括。所謂「緊縮」，就是減少美國在國外的「帝國擴張」，降低干預成本，使之與經濟實力相匹配。在經濟上「弱」全球化（不可能完全去全球化），去風險，重塑全球供應鏈，保護國內市場和就業，提高技術管控，加強國際競爭力。以重振國內經濟，來應對其嚴重的財政赤字，國債高築，以及基礎設施的老化和落後，還有日益虧欠的龐大的社會保障支出。二是全球軍事戰略收縮。這應該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越戰以後從亞洲撤出後的又一次重大戰略調整。這一戰略收縮實際上是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從西亞撤軍，經過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的不屑一顧，再到拜登在中東的人權說教，美國的全球戰略是維持歐洲，壓縮中東，加強亞太。而加強亞太就是拜登政府的全球聯盟戰略。緊縮與聯盟使美國全球戰略的兩面，相輔相成。緊縮是實力與民意的現實反映。而聯盟則是一種低成本，講實效的維持美國地緣政治優勢的軍事外交策略。那就是加強美國與傳統盟國的軍事關係，同時以經濟，價值，甚至意識形態爲抓手，大力發展與亞太諸國的軍事，經濟，機制聯盟，來制約或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國。

然而，烏克蘭戰爭和巴以衝突卻干擾了美國拜登政府的這一全球戰略。首先是烏克蘭戰爭。戰爭伊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似乎是給美國和歐盟注射了一針共同道義和安全的強心針。不但彌補了特朗普時期歐美在北約的分歧和隔閡，拜登政府也趁機迅速加強了與北約和歐盟的軍事與政治聯盟，美歐聯盟也成了拜登全球聯盟戰略的重要一部分。但是，隨着俄烏戰爭的持久化，儘早結束戰爭遙遙無期，使得美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持續支持烏克蘭，承擔鉅額戰爭成本的問題產生分歧，各國不得不面對各自國內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民意以及經濟，財政負擔。面對民意和經濟的壓力，歐美政府很難在如何結束俄烏戰爭上找到一個能使雙方滿意的方案。這個方案必須要照顧到戰後各自的戰略， 經濟，和軍事利益。更何況，只要烏克蘭願意打下去，美國和歐洲很難擺脫各自對烏克蘭的承諾。（這也是爲什麼最近西方開始出現一種說法，認爲烏克蘭戰爭成了烏克蘭總統則連斯基的個人戰爭。他正在不顧犧牲一切的將戰爭進行下去，從而也把西方捆綁在這場戰爭的戰車上。）如果戰場事態照此發展下去，那麼以後歐美雙方在支持烏克蘭戰爭的費用討價還價將進一步蠶食美國與歐洲的聯盟關係。實際上，美國國內在對援助烏克蘭的問題上已經開始出現不同聲音，尤其是在美國的政界。而此次巴以衝突，已經具體反應了這種援烏的厭倦情緒，也大大影響到了美國對烏克蘭援助的能力。巴以衝突以來，美國實際上已經將614億美元的援助議案束之高閣，衆議院只是通過了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再看以巴衝突，這場衝突看似是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引起的，是一場有限的，地域性的衝突。但客觀上來說，巴以衝突干擾了美國在中東的緊縮，撤退戰略。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以後，開始了逐漸在中東撤出的軍事部署，將其一部分軍事力量轉調到亞太地區。除了以色列，美國在中東並沒有很多關切地利益。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緊縮是和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的重要性的下降有緊密關聯。中東的石油曾經是美國的戰略命脈，重大的石油利益使得美國把中東納入到美國全球戰略體系當中，以確保美國經濟黑色血液的流暢。但近十多年以來，美國已不再依靠中東的石油了，隨着美國國內頁岩油和近海的大量石油的開發，美國已從石油進口國變成如今的石油出口國。這也是爲什麼拜登在訪問沙特阿拉伯時，公開評論阿王儲的國內人權問題。從而導致其訪問無功而返。當然，說是美國會很快放棄中東也爲時過早。畢竟中東石油對美國的盟友，不管是西歐，還是日本，還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美國從中東軍事脫身，在也門達成脆弱的停火協議，並試圖建立一個從印度，包括沙特，阿聯酋，約旦，到以色列的經濟發展走廊，無非就是實現其在中東的戰略緊縮，軍事脫身的具體步驟。之所以說巴以衝突有可能打亂美國的緊縮與聯盟戰略，主要有兩點。一是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在當今捉襟見肘的財政預算裡，必然要影響到美國財政支出和對其它盟國，包括烏克蘭的軍援。美國共和黨主導的衆議院剛通過的140億美元的對以軍援，卻擱置了對烏克蘭的援助，同時要求削減美國國稅局的預算。這次援以將使美國的年度財政赤字增加300億，達到2萬億美元的總數。第二是巴以衝突的持續或升級，很可能導致更多的中東國家的捲入，而複雜的中東局勢將會大大削弱美國在中東僅有的脆弱聯盟。甚至還會影響歐洲盟國內部在對待巴以衝突的看法，與美國產生分歧，削弱歐美聯盟。

毫無疑問，巴以衝突不光影響到了美國維持歐洲，壓縮中東的外交，軍事戰略，也勢必影響到美國的亞太戰略。俄烏戰爭，巴以衝突在經濟和聯盟關係上很大程度的牽制了美國更多的將其注意力專注在亞太戰略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加強亞太軍事部署的能力，以及更進一步發展亞太軍事戰略聯盟的前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美中兩國的十一月峰會也反映了美國也希望尋求與中國發展一種和平競爭相處之道，以彌補美國實力不足以在亞太全面遏制中國實力的崛起，而又要繼續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的能力。誠然，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地位，也會應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的結束而改變。戰爭的早日結束，將會使美國的全球戰略注意力重新投放到亞太地區。這是因爲這一地區對世界上兩個大國都至關重要。尤其是中國，發展和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亞太地區，對其長遠的經濟與國力的發展息息相關。因而，面對美國受到其全球緊縮與聯盟戰略的挑戰，中國可以採取務實與合作的外交政策，在兩國經濟發展上，幫助美國「緊縮」，互惠互利，爭取雙贏。雙贏使自由貿易上的雙贏，而不是一定要我比你贏得多。在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上，中國也可以和美國共建地區和平。比如在中東，美國和中國可以合作，推動中東經濟共同體的發展，建立一個穩定的中東。總之，挑戰與機遇共存，美國的挑戰可以成爲中國的機遇。關鍵是如何解讀美國面臨的挑戰和作出正確的應對選擇。

（作者爲美國俄亥俄克利夫蘭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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