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討論美國“底層貧困”, 卻沒看穿敘事背後的一大推手?

✪ 曹豐澤

中國企業駐外工程師

【導讀】美國2024年大選在即，特朗普及其背後的美國民粹主義力量展現出了驚人的力量。美國問題的根源，除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外流與經濟不平等、傳統社區解體導致的社會問題、移民社會帶來的文化衝擊、美國羣衆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憤懣等等外，還有一個對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必須重視的社會根源——美國的基層治理失能問題。‍

作者從閱讀特朗普提名的副總統萬斯所寫的《鄉下人的悲歌》時的感受談起：雖然萬斯筆下的美國底層白人社會中，人們普遍過着混亂、墮落、暴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但他們的物質生活並不匱乏。萬斯吸毒的母親並不缺乏工作機會收入，2000年左右和當時的伴侶一年收入加起來超過10萬元，對生活來已經綽綽有餘。但爲何即便有經濟收入，這些美國的底層白人擺脫不了悲慘的生活？‍‍‍‍‍‍‍‍‍‍‍‍‍‍‍‍‍‍‍‍‍‍‍‍‍‍‍‍‍‍‍‍‍‍

作者指出，美國底層社會的悲劇並非簡單的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組織的失序。在一個缺乏組織能力的社會中，越來越多失去了對正確與錯誤的感知、失去了約束越軌行爲的力量，以至於基督教在美國承擔了許多基層治理的職能。如果從基層失序的角度出發理解美國，即便製造業迴流，可能也無力解決美國基層失序的問題。

美國的基層治理問題值得所有國家重視。一方面，美國的經驗指出單靠社羣自治、金錢投入都很難實現有效的基層治理。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需要看到基層治理對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越意識形態框架，認識到基層治理更是一個理性的、科學化的工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有效的基層治理體系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應對生產方式變革帶來的基層治理新問題，更是所有國家都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本文《文化縱橫》新媒體欄目特稿，感謝作者授權發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基層治理

——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

▍一

作爲一個歷經過苦難的中國人，每每讀起美國人寫的“傷痕文學“的時候，總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憤怒感，如同街邊瀕臨餓死的乞丐聽到深宅大院裡的少爺高聲抱怨今天的熊掌燉得欠了火候。我第一次產生這種荒誕感是在十年前，讀到《憤怒的葡萄》一書。在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下，書中的主人公一家淪爲了破產農民，向西逃荒。只是他們的所謂“逃荒”，是開着自家的拖拉機。

同時代的歐亞大陸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當中，中原大地是一片人間地獄，生靈塗炭，農村面對動輒來襲的饑荒毫無抵抗力，人相食的慘相司空見慣。蘇聯也在鬧饑荒，烏克蘭的農民減員了四分之一，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情況也差不多。最發達的老歐洲的經濟也沒好到哪裡去，德國人民正在飽嘗50萬馬克麪包的鐵拳，生不如死的飢餓也直接促成了納粹的上臺。而與此同時，美國人眼中的“慘”，僅僅是“很多家庭被迫用廉價的劣質香腸代替鮮肉”。

最近，川普提名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他的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也讓我產生了這樣的感覺。從造成心理衝擊的角度講，我願稱之爲《憤怒的葡萄II》。同全世界的底層社會一樣，萬斯筆下的美國底層白人社會中，人們普遍過着混亂、墮落、暴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這些人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觀念愚昧，且普遍面臨嚴重的各類成癮物威脅，包括酒精、極其大量的糖，以及真正的毒品。在愚昧觀念和成癮物的雙重作用下，他們一言不合就拔槍，視秩序和生命於無物，即使是全書看起來最正常的角色，萬斯的姥姥，也有幾次差一點就把人開槍打死。萬斯的母親本人就有嚴重的毒癮，先後換過數不清的性伴侶，萬斯的親生父親則幾乎沒怎麼在萬斯的生命中出現過。

然而，真正富有美國特色的地方在於，即便是萬斯母親這樣的人，居然也能獲得一份工作，而且是醫院的護工工作，收入頗豐。在經濟條件最好的時候，萬斯母親和她當時的伴侶兩個人每年的收入加起來超過10萬美元（2000年前後的10萬美元），這在同時代地球上的大多數國家的中產階級看來都是一個天文數字。按照我的想象力，我根本想不通這麼多的錢在當時美國的小城鎮物價下該怎麼才能花得光。可即便是這樣的高收入，幾年下來，萬斯母親的生活也並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到他們離婚時，二人不僅沒有任何積蓄，還倒欠了幾萬美元的信用卡和外債。任何人，包括萬斯的母親本人，都想不通這些錢到底花哪兒去了，但它就是花完了。她陷入個人的經濟危機當中，變得更加焦慮，變本加厲地吸毒。她成爲了一顆定時炸彈，任何一丁點兒的風吹草動都會激怒她，然後把萬斯和萬斯的姐姐往死裡打，開車載着孩子在大街上把油門踩到底想與這個社會來個“時日曷喪”（所幸被制止了下來），因爲家暴而上了法庭。萬斯和他的姐姐，整日生活在對母親的極度恐懼當中。

毒品讓萬斯的母親失去了像一個正常人那樣生活的能力，同他們社區中大多數的人一樣。在無孔不入的摧殘下，這裡的人均壽命只有67歲，甚至不如越南、埃及、伊拉克這些貧窮的欠發達國家。作爲讀者，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發現，這些人的本質其實並不壞，但是任何一個好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中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墮落幾乎是唯一的歸宿。就連萬斯本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四年的海軍陸戰隊生涯所拯救，重新學會了自律，掌握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技能，這纔有了後面的精英人生。絕大多數萬斯的同胞們顯然是永遠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的。

美國底層社會的崩潰並不體現在物質上。像萬斯的母親這樣的人，就算你一年給她50萬美元，也照樣解決不了她的問題，也許只會讓她吸毒而死的那天更早到來。美國已經足夠富有，以致於在吃穿用度這些基本物資的獲取上，即使是美國的底層人民也沒有感受過真正的匱乏。社會財富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流向底層人羣，確保他們不僅能活得下去，還能每天無意識地造成巨大的浪費。如果我們的視野僅僅停留在指責美國人巨嬰，身在福中不知福，自甘墮落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發現真正的問題所在，也無法從鄉下人的悲歌當中爲我們自己獲得教訓。

相比起物質因素，美國底層社會悲劇的根源，更多是在於其社會中組織的失序。換言之，這個社會中缺乏一個相對權威的結構性力量，去規範其內部的人們按照一定的規則做事。在精神上，由於缺乏引領，人們對於“什麼對，什麼不對，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觀念十分淡漠，吸毒，濫交，乃至一言不合就突然暴起，針對鄰居甚至骨肉至親使用終極暴力威脅都不被識別爲“不能忍受的惡行”。在物理上，由於這一權威力量的缺乏，底層美國人“作惡”的現實成本也變得非常低。無論是吸毒還是暴力，都不會迅速招致什麼毀滅性的後果。不管我怎麼折騰，我還是能以和之前差不多的狀態活着，吃穿用度還是有保障，那我就沒有什麼終止作惡的動力。而另一方面，停止作惡，選擇更積極的生活方式的收益則異乎尋常的低。就算戒了毒，忍受住心中的暴力衝動，又能如何？相比起毒品和暴力帶給人的短暫快感，一個體面的工作和幸福穩定的生活帶給人的長期快感顯得非常蒼白，更何況它還需要你付出數年乃至十數年的艱苦努力，最後還未必能夠成功。

因此，在美國底層社會中，那些不甘於墮落的個體和家庭普遍傾向於尋求基督教的幫助，變得十分虔誠，以致於達到了否定進化論甚至地球論的程度。這當中固然有美國的文化因素，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願意是，基督教是美國底層能夠找到的唯一一個權威性的組織，僅此一家，別無分店。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如果不依靠基督教，他們就只能跟着社會一路墮落下去。基督教至少給了他們一個不去墮落的理由，一個防止他們墮落的略微帶點強制性的、聊勝於無的力量。換言之，在美國的基層，基督教承擔了許多原本無人撿拾的基層治理職能，爲美國底層提供了墮落之外的第二種選擇。

▍二

以萬斯家鄉爲代表的美國基層的墮落是如何產生的？許多學者認爲這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的全球化導致的美國產業外遷有關。由於廣大第三世界的人工成本遠遠低於美國本土，因而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大量美國企業將工廠從美國本土遷往第三世界國家，從而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當然，同時也在美國本土造成了大量的失業。失去了體面藍領工作的美國工人同時也失去了生活的奔頭，進而走向了墮落。在此基礎上，以特朗普、萬斯等人爲代表的美國右翼爲美國的基層腐壞開出的藥方爲：製造業迴流。既然美國基層的悲劇是因爲製造業走了，那麼想辦法讓製造業回來不就行了嗎？

這種邏輯的背後存在着兩個漏洞。第一個漏洞是明面上的，那就是：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美國的製造業事實上已經很難迴流了。跟美國相比，不論是中日韓這些成熟的工業強國，還是南亞、東南亞這些新興的工業地區，生產成本相比起美國都有壓倒性的優勢。不論是低端的服裝製造、小商品，還是高端的工業設備、造船造車，美國都是一樣的毫無競爭力。想讓製造業迴流到美國，那是一件徹底違背經濟學規律的事情，是不可能做的下去的，除非美國真能做到徹底的閉關鎖國，片帆不得下海，把自己變成一個大號朝鮮。顯然，這不僅在事實上無法實現，而且違背了美國社會得以存在的基本價值觀。更何況，在教育系統崩潰和毒品的侵蝕下，當今美國普通人的素質已經低到了無法勝任工業生產的程度，即使真能違背經濟規律強行把工廠遷回美國，美國人也沒辦法安安穩穩地進入工廠，一絲不苟地每天打上十幾個小時的螺絲了。

其實，對於中國人而言，只需要稍微換位思考一下，理解“美國的製造業迴流不能實現”這一邏輯並不困難，因爲相似的原理我們也在經歷。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造成了鄉村的衰落和基層治理的種種困境，我們也要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爲農民工提供生存的保障。這時，有的人懷抱着樸素的鄉愿，爲中國三農問題開出的“藥方”是，想辦法把農民吸引回農村。這種思路的荒誕之處很明顯，中國農村普遍地狹人稠，人均只有一畝多地。如果依靠鄉村農業經濟，那不論如何精耕細作，如何發展農業科技，土地的產出都是極爲有限的。試圖讓進城的農民“農業迴流”，最後無疑會既摧毀農業，更摧毀農民。同樣的道理，當今世界，製造業的利潤也是有限的，這點利潤根本滿足不了美國人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讓製造業迴流美國，最終同樣是既摧毀製造業，更摧毀美國人。

這一邏輯的第二點漏洞則更加深層：美國基層社會悲劇的責任，真的僅僅來自於所謂的“製造業外流”嗎？或者說，因爲製造業外流了，所以美國的基層社會就非崩潰不可嗎？至少從萬斯的書中來看，好像並非如此。

所謂“製造業外流造成社會悲劇”，歸根結底，是說工人下崗導致美國底層窮了，沒錢了，所以墮落。可是在萬斯的書中，以萬斯母親爲代表的，他們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窮，但這彷彿絲毫不影響他們以一種偏執的方式瘋狂地自我毀滅。假如在2000年前後的家庭收入10萬美元還能稱得上是“因爲貧窮而不得不墮落”，那我只能說，我實在不知道這地球上95%的人該如何自處了，要不然，美國之外的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上的70多億人都乾脆自殺算了？

我們必須承認，由於美國的全球霸權始終存在，美國始終可以從全球產業鏈中獲得超額利潤，這些利潤中的相當一部分都以福利或涓滴效應等方式流入了美國的基層社會。因此，即使在美國的製造業發生了外流，美國工人陷入大下崗之後，以萬斯家鄉爲代表的美國基層社會仍然能夠獲得相當充足的物質供應。他們的收入或許不如以前那麼多，不能像之前那樣，光靠一個人打打螺絲就輕鬆供養一家五口的中產階級生活，但相比起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而言，他們的生活都是遠遠更加優渥的。如果這麼豐富的物質財富可以更科學、更富有組織的方式被規範地分配到美國底層的手上，並且能夠拿出一部分來，建立或維持一個比較系統的基層組織的話，美國底層的生活狀況想必遠遠不至於像現在這麼糟糕。

所謂的製造業迴流，說的也無非就是兩件事。一是讓美國底層百姓有錢賺，二是讓他們有事做，有盼頭。第一件事事實上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爲對美國來說，把這個錢直接給底層百姓發了，遠遠比讓製造業迴流，再讓他們掙扎着進廠更加便宜——事實上美國也確實是這麼做的。至於第二件事對美國來說也並不難，因爲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比製造業只強不弱，美國完全可以壓縮勞動時間，同時擴大僱傭數，以此來讓美國人都有份工作來做，哪怕是“以工代賑”。

然而，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就是基層組織不能缺位，秩序不能崩壞。如果一個人，從童年開始就生活在殘破的家庭中，日日受到暴力的威脅，精神高度緊繃；學校則宛如一個娃娃黑幫，每天充斥着暴力與濫交，得不到什麼正確的道德引導，更別提學到什麼知識了；然後又逐漸接觸毒品，染上毒癮，再加上數十年如一日的大量糖類攝入，那麼可想而知，他很難成長爲一個健康的人。不管是製造業還是第三產業，什麼樣的工作他都無法勝任，唯一的生存選擇就是接受政府的直接救濟。

有一種說法，或許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國基層社會悲劇的來源，那就是，美國政府和上流階級彷彿是在縱容甚至故意引導美國下層社會的墮落。一方面，無論是物質財富、信息還是機會，在明面上，它們都沒有向底層社會關閉。如果你肯努力，你可以很容易地賺到錢，可以獲得信息，也有上升的渠道，萬斯本人的奮鬥史就是明證。然而，這種開放和光明僅僅停留在表面上，在現實中，一個在那樣惡劣的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幾乎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律，勝任不了工作，無從獲得信息，更無力抓住階層上升的機會。換言之，他已經被養廢了，對他而言光明好似無處不在，但卻又根本就抓不到。或許，對於上層而言，辛辛苦苦地進行基層治理，一層一層建立組織，禁絕毒品，發展教育和培訓，實在太麻煩，太長期，太費力不討好。與其把千頭萬緒的亂麻抽絲剝繭，還不如索性把錢往底層一發，然後放任他們墮落。等到底層社會的崩潰實在藏不住了，外溢到了富人的生活空間裡，再一刀切地靠警察和監獄系統來維持富人社會的和平穩定。

▍三

討論美國底層社會的崩潰成因已然無助於解決美國社會的問題，這也確實不是本文的意圖。限於篇幅，本文亦不奢求能系統地講述基層治理所必須的所有細節。只是，通過美國底層社會治理的失敗，我們可以發現一些規律和教訓，這些或許有助於其他國家——譬如我們，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中避免這些問題。在我看來，在美國基層社會的悲劇中，我們能夠獲得的信息至少有三點：

第一，基層治理是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存在的需求，是不能假裝看不見的。

一個社羣的健康運轉，是離不開一個更高層次、具有一定精神權威性和現實強制力的力量的規範的，不能單單指望着社羣的自治。在歷史上，美國基層社羣的“自治”一直是美國人引以爲豪的來源。在他們看來，美國社會的活力就來自於這種自治。然而，至少就美國當今社會所反映出的現實來看，包括美國社會在內的人類普遍的道德品質顯然還沒有高到這種“自治”可以行得通的程度，美國人引以爲傲的“自治”在美國已經破產了。如果一味地把治理責任甩給社羣的“自治”，那麼顯而易見，人的素質只會距離這一標準越來越遠。這並不是說，一個國家的最高政權要一竿子插到底，去管理每個人的吃喝拉撒；而是說，必須要存在這樣一個體系，在爲國家中的每個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提供必要的秩序和公共服務的同時，還能夠及時對基層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進行介入，而非從最一開始就放任自流。一個吸毒的人，應該從他剛開始誤入歧途時就被告知這是不對的，並將招致他難以承受的惡果，而非等到毒癮已經形成了，再去指責人的墮落。

萬斯在書中的觀點認爲，美國的“自治”本意是好的，是後面的去工業化給執行壞了。然而從他書中描述的劇情來看，現實恐怕也並非如此。生長於黃金時代的萬斯的姥姥一輩，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遠遠談不上“健康”。萬斯的姥姥十三四歲就未婚先孕，姥爺嚴重酗酒，家庭內部暴力紛爭不斷，所幸是有份不錯的生意和工作讓家庭的物質生活始終可以維持，這才掩蓋了這些要命的問題。萬斯的姥姥之所以比她女兒的生活健康一點，很大程度上恐怕要感謝那個年代的化學工業比較落後，毒品的獲取還不那麼容易。

從萬斯姥姥一輩人的情況來看，“黃金年代”的美國底層社會的自治並非沒有問題，只是由於事多人少，掩蓋了這種所謂“自治”背後的脆弱性。向更早前追溯，美國的拓荒時代，方圓幾百公里的範圍內都找不到一兩個社羣，無數的工作等着人去做，“自治”背後的邏輯缺陷被近乎無窮無盡的可以供人拼搏的事業巧妙地掩蓋了。此時，美國社會中的人們還不需要去過度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於宗教良善的樸素道德就足以應付社羣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可是隨着社會的逐步發展，社會不可避免地進入“事少人多”的狀態，大多數人註定要成爲“無用人口”。這時，再指望社羣的“自治”去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已然是刻舟求劍了。

第二，基層治理與經濟狀況不完全相關，至少一味地投入金錢並不一定能夠解決基層社會的崩潰。

顯而易見，在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既無法得到正面的價值引導，又缺少剛正不阿的強制力量去規範人的行爲時，一味的金錢投入是沒意義的。如果把基層治理簡單地理解爲給百姓發錢，那實際上只會加速社會的墮落。適當的容錯率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有必要的，但無限的容錯率同時也就意味着對與錯的界限被無限混淆。基層治理固然需要相當大的經濟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要將錢花在正確的地方，要把它用於讓社會變好的方向上，而不是相反。在一個比較成功的基層治理環境中，大部分的金錢應該被投入到教育、醫療、治安、基礎設施、精神建設等公共品上，而真正發到每個人手裡的錢應該只是少數。否則，脫離了優質的公共品，通過各種方式直接發到人手裡的錢也根本無從獲取更好的生活，只能是在之前的消費習慣基礎上加強，吃更多的垃圾食品，吸更多的可卡因。

第三，基層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相對獨立的技術工作。它當中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但卻並不一定要完全圍繞着意識形態進行展開。

現如今，存在着一種文化現象，就是你一提基層治理，他就說你極權專制。你再一提基層治理，他就說要製造業迴流。你再一提基層治理，他就讓你增加警察。你再一提基層治理，他就乾脆讓你去信上帝，總之就是一定要將基層治理與其他事情綁定起來，而閉口不談基層治理本身。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那就是基層治理確實太難了。不僅投入巨大，而且耗時特別漫長，吃力不討好，基層每天無數個柴米油鹽的矛盾都會被上交。儘管在完善的組織內，這些矛盾最終總是可以在不同的層級得到解決，但是它們的責任卻被高度集中化在了同一個實體的手裡。一旦稍微處置不當，這個實體就要去承擔無限的責任。孩子叛逆離家出走，老師體罰學生索賄，丈夫家暴妻子，妻子控制丈夫，所有這些尋常瑣碎的矛盾最後都會導出“是國家的錯”這一最終結論。與其吃力不討好，還不如大撒把，以自治的名義將這些爛事通通鎖在社羣之內，既落了個民主自由的好名聲，又甩掉了巨大的包袱。然而，作爲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把眼睛蒙起來假裝看不見的後果，必定是問題急劇惡化，最終房倒屋塌。該面對的問題，是躲不過去的。

基層治理其實並不依附於這些外部的因素。不是必須有一座大工廠才能實現人的組織。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AI技術的急速推廣，大量的工作被機器替代，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直接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員都註定是要急劇減少的，我們必須儘快適應大部分人都不參與物質生產的社會。認爲必須有製造業工廠的支撐才能建立工人階級的積極社會，無異於認爲只有把人禁錮在土地中的鄉土社會才能實現傳統美德，都是刻舟求劍的空想。

把加強基層治理簡單粗暴地理解爲加強警務系統，則不僅僅是無效的，而且是有害的。警務系統原本就是在悲劇已經發展無可救藥之後的最後一步防線，是不得已而爲之的極端產物，只能偶爾、針對社會中的極少數分子使用。如果一個社會中超過半數的人都正在或曾經接觸毒品，那麼把每個吸毒的人都抓起來強制戒毒顯然已經不再是個解決方案了。在社會持續崩壞的情況下，一味地加強警務系統無異於一個無底洞，不僅不斷吞噬財政預算，而且加劇了社會的對立，增加人們對主流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厭惡，從而進一步加速社會墮落。

美國的自由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發展到了新自由主義階段，對傳統道德的解構是全方位的，這在美國社會的悲劇中確實負有一定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的極右翼思潮，試圖將基督教作爲解決基層失序的藥方，試圖用前現代的槍打後現代的靶子，重建宗教道德，以此來反擊新自由主義對人道德的摧殘。應該承認，宗教和意識形態工具在基層治理中是有用的。大多數國家的基層治理都脫離不了地方教會的協助，這些宗教可能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也可能是祖先崇拜，名不同，但實際大同小異。然而，如若將基層治理等價於宗教信仰，則有些類似於是靠海洛因戒鴉片，拆東牆補西牆。首先，宗教本身就不鼓勵人們使用自己的智力去企圖理解世上的事物，這在迎合了這一社羣中人們思想惰性的同時也剝奪了他們走向理性的可能性。其次，在一個正規組織原本就缺位的社羣中，缺乏規範和引導的宗教信仰非常容易發展成邪教，企圖從墮落中掙扎出來的人們病急亂投醫，被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帶入邪教的魔窟幾乎是個必然事件。這樣的模式，將一個人的美德與智慧幾乎完全對立了起來，擁有了智慧就不能有美德，擁有了美德就不能有智慧。我們在觀察美國社會，以及看美國的文學作品時，常常會陷入一種痛苦，就是假如一個人熱愛家庭、和睦鄉里、急公好義、積極上進，那麼他就幾乎必然是一個極端虔誠的教徒，且一定不相信進化論。我想，我們都不希望自己所在的社會變成這樣，爲了道德必須出賣自己的腦子。

基層治理，其實應當是一件理性的、科學化的工程問題。它涉及到良好價值觀的鋪開，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教育、醫療等各項硬件設施的建立。至於發展產業，加強警務，引入意識形態和信仰，這些可以作爲基層治理工具箱中的工具使用，但不能是核心。基層治理的決策者、管理者和實施者，都應該把基層治理當作一個工程實體來幹，不能指望着念念或左或右的經，人民的心就受到了淨化，毒癮就自己沒了，問題就解決了。

▍四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基層治理還不僅僅是“維持社會穩定”這麼簡單，它還事關國家的發展。相比起美國這樣幾乎沒有預算約束的、極端富裕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基層治理往往是不得不進行無米之炊，難度還要高上許多。基層建設需要消耗極其大量的、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力，工作既困難又瑣碎，週期極端漫長，而發展中國家偏偏又沒有錢，這就需要相當多有理想、願意犧牲的知識分子。可是要想大量產生這樣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基層治理成功的結果而非僅僅是原因。這是一個逐漸滾雪球的過程，需要長久的耐心。

相對而言，新中國的基層治理是比較成功的。早在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就以極強的基層組織能力著稱，這也成爲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法寶。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相比起其他類型的體制，社會主義體制也更容易獲得基層的支持，進而更容易建立起有效的基層組織。以非洲爲例，坦桑尼亞相比起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發展更加快速且健康，社會也相對穩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坦桑尼亞的開國領袖朱利葉斯·尼雷爾曾在建國初期推行過包括“烏賈馬運動”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措施。坦桑尼亞在全國自上而下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配備了專職幹部，並進行嚴格的考覈，經濟上推行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坦率地講，這些舉措並不完美，尤其是烏賈馬運動，忽視了農業生產的客觀規律，造成了嚴重的減產農業集體化最終失敗。但是，這些失敗的舉措同時也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那就是組織。坦桑尼亞人，即使居住得相對偏僻，都能受到基本的現代化教育，對世界建立起基本認知，知道坦桑尼亞國家的存在，並且能夠接受國家的干預，這對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這使得坦桑尼亞在進行國家發展時受到的阻礙更小，基建更容易鋪開，人民也更容易動員。這樣一來，不僅國家發展相對更快，發展的成果也更容易通過工作崗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式普惠到普通人。與之相比，坦桑尼亞周邊的，未能建立起有效基層組織的國家如剛果金，就更容易陷入落後的惡性循環中難以自拔。絕大多數普通百姓被經濟的發展拋棄，轉而變得極端，進而容易發展出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對現代社會激烈的仇視，使得剛果金越發動盪，越來越成爲一片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焦土；同時，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則將賣礦所得的財富轉移至海外，放任剛果金的國家財富流失，進一步加劇社會割裂。在這些國家，總統的權力僅比首都市長多些有限，大部分的人口和土地甚至無法納入國家的管轄。這樣的國家要想發展，顯然是難以做到的。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一個有效的基層治理體系，是一件艱苦卓絕，但卻收益頗豐的事情，是億萬先驅前赴後繼，死而後已的產物。在向這些先輩們致敬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現代社會對基層治理提出了更多，也更棘手的挑戰，這些挑戰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隨着物質財富的逐漸豐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把大多數人一生固定在一個社區、一座村莊，一個組織中已經在事實上不是一個選項，人身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在當代生產力條件下，大多數人並不直接從事工農業生產是大勢所趨，故而我們也越來越無法指望在將來仍然能以工廠或者企業作爲基層組織的單元。美國底層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我們遲早也會面對，處境很可能還不如美國。

將來的我們要何去何從？這必定是一個真實存在，而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本文系《文化縱橫》新媒體欄目特稿，感謝作者授權發表。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