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之約與古代行鄉約文化一脈相承

汀州會館 王陽明畫像

◎袁家方（北京城市學者）

明廷在全國推行鄉約王陽明把講聖諭引入鄉約

鄉約，就是鄉規民約，行鄉約就是踐行鄉約的行爲。目前所知較早且著名的行鄉約記錄應推北宋藍田《呂氏鄉約》，由史稱“藍田四呂”的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呂氏四兄弟制定，包括“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部分內容，“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以促進鄉人之間的情誼。

《呂氏鄉約》在關中推行未久，北宋被金所滅，《呂氏鄉約》也被湮沒了。一百年以後，南宋時，朱熹重新發現了《呂氏鄉約》，並編寫了《增損呂氏鄉約》。他的發掘和整理，使《呂氏鄉約》重爲人們所知。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十年（1397）發佈“聖訓六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令每個鄉置木鐸，選老人或盲人每月六次巡行於路，擊鐸誦諭，以教化民衆。木鐸徇路，在《周禮》中有多處記載。古代金鐸是用於戰事，而木鐸用於傳示教化刑禁，實即向民間宣達政令。

地方官也有推行鄉約的。其中，以王陽明先生的《南贛鄉約》爲影響最大。明正德十三年（1518），一代理學大家王陽明平定了南（安）、贛（州）、汀（州）、漳（州）等地的民亂之後，親力親爲，把講聖諭引入鄉約，化作百姓看得懂又能做得到的行爲規範，還對鄉約的組織、管理都作了具體規定。

在行鄉約之前，王陽明在當地先期頒行十家牌法(亦稱保甲法)，以強化治安管理。保甲法與鄉約相結合，鄉約又將官辦與民間自治相結合，覆蓋南贛所有鄉村，調動了鄉村人人蔘與，教化鄉民爲善去惡，以“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使南贛民間風氣煥然一新，社會秩序安定祥和。

嘉靖八年(1529)，明廷在全國範圍推行鄉約。有學者稱：“嘉靖時代不但鄉約保甲成爲中央法令，成爲地方要政，並且風聲所及，連藩屬的朝鮮，也在那裡提倡，也在那裡仿行。”

鄉約既爲地方要政，地方官對六諭的註釋也隨之在各地涌現。例如安徽寧國府知府羅汝芳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頒佈的《寧國府鄉約訓語》，就是以《聖諭》爲思想指導而制定的《鄉約》，而且，還開創了鄉約用白話俗文體例的先河。

清代歷朝講聖諭、行鄉約

清順治九年（1652），清世祖頒發“聖諭六訓”，將朱元璋的“聖諭六言”一字不改，全盤繼承，令五城各設公所，每月朔望舉行鄉約，宣講聖諭。這是清代“宣講聖諭”之始。

清聖祖親政不久，於康熙九年(1670)，在“聖諭六言”的基礎上提出聖諭十六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衣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做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惟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並要求曉諭八旗並直省各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

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又將“聖諭十六條”擴展爲萬言，遂成“聖諭廣訓”，頒令全國宣講。雍正七年（1729）要求各地於人口稠密之地“俱設立‘講約’之所。於舉、貢、生員內揀選老成者一人，以爲‘約正’，再選樸實謹守者三四人，以爲‘值月’。每月朔望，齊集鄉之耆老、里長及讀書之人，宣讀‘聖諭廣訓’，詳示開導，務使鄉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

自此以後，有清一代，歷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不斷有政令，令各地“宣講聖諭”，紳士學子，乃至民衆也參與。綿延至民國，一些鄉鎮還有“講聖諭”的，有的地方“講聖諭”和“說善書”還成了民間的曲藝節目。

汀州會館北館會館之約與鄉約一脈相承

嘉靖、隆慶年間，會館在北京興盛起來。各地的京官和來京鄉會試的舉子在家鄉是經歷過行鄉約的，有些人還曾任過約正等職。由此，鄉約亦在會館管理中“一脈相承”，融合發展。

最直截了當地表達出鄉約與會館之間聯繫的，莫過於裴應章先生所撰“汀州會館記”中的一段話：“唯禮讓之相先，唯患難之相恤，唯德業之相勸，唯過失之相規，唯忠君愛國之相砥礪，斯萃而不失其正，旅有即次之安矣。”

由這段話可見《呂氏鄉約》盡在其中，最後還歸總於“忠君愛國之相砥勵”；若再與“聖諭十六條”比對，裴先生所言亦在其中。這或可稱之爲士人版的會館之約。

裴應章生於福建汀州府清流縣城關（今三明市清流縣），明隆慶二年（1568）中進士，後曾任太僕寺少卿、太僕正卿、太常正卿、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鄖陽巡撫、戶部侍郎、吏部侍郎、南京工部尚書、南京吏部尚書等。年屆古稀，裴應章在吏部尚書任上致仕還鄉。萬曆三十七年（1609）元月初四日在故里病逝。他爲官清正，愛民重士，滿朝文武官員稱其“公忠直亮，無黨無偏，真大臣器”，神宗追贈他爲“太子少保”，諡號“恭靖”，派遣官員爲他營葬、祭奠。縣衙前，還爲他立“冢宰坊”、“奕世尚書坊”。2014年，清流縣城關龍津廣場在原址復建了“奕世尚書”坊。

值得一提的是，據《閩中會館志》，位於長巷二條的汀州會館北館，就是裴應章先生捐宅建成的，建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尤其是汀州會館有幅著名的楹聯：“帝裡衣冠聚，天涯骨肉親”就是裴先生所作。

岳陽會館曾經“行鄉約”

湖南在北京的第一家會館是岳陽人創建的。《湖湘文庫：湖南會館史料九種》一書中有《京都岳陽會館記》，文中載：永樂間，跟隨明成祖建都京師的官員，多有湖南人。明代歷朝在京師爲官的湖南人中，又以岳陽人爲“最盛”。自永樂至正德年間，沒有會館時，他們爲了鄉誼聯繫，“始立會於燕以洽羣情，繼立鄉約以端士習”，於是每有鄉約聚會，往往借用民居。這是岳陽人將鄉約帶進京城的明確記載。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戶部尚書方鈍首倡，同鄉京官捐金在長巷四條購屋，建成岳陽會館；隆慶五年（1571），少司馬姜蒙泉率其鄉衆人再度捐款擴建，歷時13年，會館乃“翼翼然爲天下之大觀”。

萬曆五年（1577），年屆九十的老尚書方鈍爲岳陽會館撰文，記述建館始末，寄語後來人：“覩斯館而世加修葺之功，則將來居仕者責也，履斯館而世篤桑梓之誼，則諸先達之鄉約在也。”

《京都岳陽會館記》一篇記文中兩提“鄉約”，可見會館不但與鄉約一脈相承，還曾經“行鄉約”。

就像陳宗藩先生爲《閩中會館志》所作“序”中說：“一業有一業之規約，一族有一族之規約，一鄉有一鄉之規約，在外之會館，亦其一也。”會館自然不會例外。

由此，再去讀會館的規約等記載，我們就能理解會館管理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淵源了。

供圖/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