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馬克斯最新備忘錄：經濟學中沒有“免費午餐”
19日，橡樹資本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思發佈了題爲《我們應該廢除經濟學法則嗎？》的最新備忘錄。他主要討論了自由市場和政府幹預的問題，特別是圍繞價格控制和經濟規律的有效性。
圍繞美國大選兩位候選人一些言論，馬克思表達了他對於一些干擾經濟現實的做法不認同。他提到，政治家常常忽視經濟現實，承諾看似有利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往往與經濟規律相悖，最終難以實現。
尤其開篇談到哈里斯對於“哄擡物價”的管控主張，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正本清源“到底物價爲什麼上漲”。
馬克思強調，自由市場通過供需關係引導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而政府幹預如價格控制通常適得其反，阻礙了市場的正常運作。他認爲，經濟規律不可否認，強制改變這些規律會帶來負面影響。
而對於特朗普承諾要對所有進口商品一律徵收10%關稅，霍華德·馬克斯認爲：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持肯定態度，認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個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
全文亮點總結如下：
以下爲備忘錄原文：
我們應該廢除經濟學法則嗎？
幾個月來，我一直在收集剪報，準備寫一份關於上述主題的備忘錄，但風險、債務和不確定性等我最喜愛的主題卻一再被擱置，導致我原本計劃的備忘錄被推遲到美國大選季全面展開，這讓它變得引人注目。
和我一樣，你無疑已經注意到，從前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哈里斯到下級候選人，政客們又開始做出忽視經濟現實的承諾。特朗普呼籲徵收關稅，哈里斯抨擊食品雜貨牟取暴利，只是兩個例子，這些提議將導致候選人忽視成本（特朗普的情況）或未能反映對問題的深刻理解（哈里斯的情況）。當然，我的目的不是支持或否定任何一位候選人，而是要說明經濟學中沒有“免費午餐”，儘管候選人聲稱事實並非如此。
背景
2016 年，總統大選異常激烈，我發表了兩份備忘錄，但並未着眼於整個世界，這兩份備忘錄分別名爲《經濟現實》和《政治現實》。第一份備忘錄解釋說，經濟學主要是研究我們如何做出選擇——人們如何在可用選項中分配有限的資源。第二份備忘錄指出，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在競選承諾的領域——沒有有限性這回事。正如我在《政治現實》中寫道的：
我一直對矛盾修辭法（內部矛盾的短語）很感興趣，例如“大蝦”和“常識”。我將“政治現實”添加到列表中。政治世界有它自己的、改變的現實，而經濟現實似乎往往不會影響它。不需要做出任何選擇：候選人可以承諾一切。而且沒有任何後果。如果某件事可能在現實世界中產生負面影響，政客們似乎可以隨意忽略它們。
繼這兩份備忘錄之後，我在 2019 年又發佈了一份備忘錄，題爲《政治現實與經濟現實的交鋒》。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是，政客們可以對經濟做出任何承諾，但如果他們的承諾與經濟現實相悖，他們就無法兌現承諾，因爲歸根結底，經濟規律是不容置疑的。自由經濟是由數百萬生產者和消費者、僱主和僱員、儲蓄者和投資者做出的自利決定所驅動的。政府可以通過旨在鼓勵甚至強制行爲的法律，但一般來說，它們不能強制經濟結果。有太多的變數和二階後果，政府通常無法同時實現繁榮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尋求的特定經濟結果。
自由市場提供的激勵措施有效地將資本和其他資源引導到最有生產力的地方。它們促使生產者生產人們最想要的商品，促使工人從事他們從產出價值上看最有生產力的工作。它們鼓勵努力工作和冒險。結果是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肯定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利益。由於激勵措施與人們不同能力的相互作用，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好得多。有些人也因爲好運和/或繼承的優勢而繁榮，而不是天生的能力。自由市場體系並不一定在所有情況下都能產生“公平”的結果，但旨在實現這一目標的經濟體系通常不會提供鼓勵集體利益的經濟生產力所需的激勵措施。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8 月 15 日，媒體報道稱，哈里斯副總統將於次日宣佈她的經濟政策。她承諾禁止食品雜貨行業的哄擡物價，這一承諾吸引了大部分關注。“食品雜貨價格……自 2019 年以來上漲了 26%，”左翼智庫羅斯福研究所特別計劃主任伊麗莎白·潘科蒂 (Elizabeth Pancotti) 表示 (《華盛頓郵報》，8 月 15 日)，許多選民表示，通貨膨脹是他們最擔心的問題。出於這些原因，哈里斯將食品雜貨價格作爲目標完全可以預料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8 月 15 日也是美國通脹率自 2021 年 3 月以來首次跌破 3% 的一天。）但我確信，這屬於旨在吸引選民但基礎不牢固且很可能會失敗的簡單經濟解決方案。
什麼是哄擡價格？
哄擡價格通常被定義爲賣家利用市場力量或暫時的供需失衡將價格提高到原本不會達到的水平。2021 年和 2022 年食品價格確實大幅上漲，導致人們對食品零售商產生懷疑。但除了賣家惡意哄擡價格之外，價格上漲還有其他原因嗎？以下是幾種可能性：
超市行業的利潤率很低——約佔銷售額的 1% 到 2%——而且在 2021-22 年，這種情況只發生了一點變化。 那麼，是否存在哄擡價格的行爲？ 如果哄擡價格是價格上漲的原因，那麼爲什麼它發生在那些年，而不是更早的時候？ 同樣，今天的高價格是否可以用哄擡價格以外的其他原因來解釋？《紐約時報》很少爲資本主義辯護，但它在 8 月 15 日發表了以下文章：
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人員去年報告稱，美國經濟的快速就業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工資增長是食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
食品價格上漲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許多與宏觀經濟有關。但歸根結底，條件允許食品銷售商提高價格，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
漲價是錯的嗎？
以上是關鍵問題。哄擡價格的定義總是包括“不公平”、“過分”和“過高”等詞語。這些是主觀術語，可以進行判斷和辯論。對於這些詞語，行爲的得當性通常由旁觀者來判斷。賣方非常合理的漲價是客戶的哄擡價格。定義哄擡價格的難度讓我想起了那些說“我們不是要向富人徵稅；我們只是想讓他們支付他們應得的稅款”的人。我並不是說富人不應該支付他們“應得的稅款”，但公平份額的標準是什麼，誰來設定它？同樣，誰來決定價格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決定？
當超市提高麪包等必需品的價格時，這是哄擡價格嗎？答案是，這很複雜，這就是公平監管價格的困難所在。
在自由市場中，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商品和服務提供者因供應減少或需求增加而提高價格是否錯誤？舉幾個例子應該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這些例子都表明一方利用供需條件來提高其產品的價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行爲並非不合法。它們只是市場運作方式的例子。
另一種選擇是讓政府決定在每種情況下誰應該獲勝。應該是 Uber 司機還是乘客；音樂會觀衆還是表演者；房主還是購房者；工人還是僱主？許多人下意識地傾向於同情乘客、音樂會觀衆、購房者和工人，因爲他們很容易不太關心獲利的人：司機、流行歌星、房主和僱主。但如果政府偏袒一方或另一方，就會扭曲自由市場的運作，使其無法代表整個社會有效運作。稍後會詳細介紹。
有些賣家行爲顯然是錯誤的。這些行爲包括串通、操縱價格和旨在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的掠奪性定價。但禁止這些行爲的法律已經存在。旨在禁止和懲罰價格上漲的附加法律，如果某些人認爲這些價格上漲是不公平、過度或過高的（而不是由於不當行爲造成的），那麼這些法律肯定會難以執行，而且適得其反。
禁止哄擡價格的法律會起作用嗎？
正如歷史上充滿了失敗的計劃經濟一樣，它也表明了試圖管制價格的無效性。 1974 年，當歐佩克石油禁運引發通貨膨脹，使數百萬人的生活變得困難時，美國政府通過分發“WIN”按鈕來反擊，代表立即遏制通貨膨脹。我仍然有我的按鈕，但無論是它還是隨後應該採取的自願消費者行動，都不足以阻止通貨膨脹在 1980 年達到 13.5%。據維基百科稱，這些按鈕遭到了嘲笑，一些懷疑論者將它們倒戴。 “‘NIM’ 的意思是‘沒有立即出現的奇蹟’、‘不停的通貨膨脹旋轉木馬’或‘需要立即得到錢’。”
委內瑞拉最近出現了價格管制的情況。我在《經濟現實》中談到了這一點：
價格管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已經擴大到適用於越來越多的商品：食品和重要藥品，當然還有汽車電池、基本醫療服務、除臭劑、尿布，當然還有衛生紙。表面上的目標是控制通貨膨脹，讓窮人買得起商品，但任何對經濟學有基本瞭解的人都可以預見到其後果：當價格低於生產成本時，賣家就無法維持貨架庫存。官方價格很低，但這只是海市蜃樓：產品已經消失了。 （《大西洋月刊》，2016 年 5 月 12 日，重點補充）
這令人震驚：你可以爲商品定價，但你不能強迫人們生產它們。這聽起來很像經濟現實。
這是一個例子，說明官員可能認爲他們可以一揮手控制經濟發展，但他們會被使努力複雜化的二階後果所挫敗。
試圖降低必需品的成本並沒有錯。然而，做到這一點的最佳方法是鼓勵增加供應。另一種方法是不要通過向經濟注入過多的流動性來過度刺激需求。強制降低價格通常是最無效的降低價格的方法。
現在是我引用經濟學家的格言的好時機：“解決高價的最佳方法就是高價。”這不是玩笑；遠非如此。一般來說，高價格意味着需求相對於供應強勁。最終，這些高價格將鼓勵生產者增加生產，消費者減少消費，而這對價格的雙向抑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經常在石油市場看到這種情況，這只是一個例子。
爲監管食品價格而設立的政府官僚機構不太可能成功，而且幾乎肯定會產生不利影響。那麼，難道價格管制就沒有任何好處嗎？我能想到一個：新官僚機構將創造數千個新的（儘管是非生產性的）工作崗位。正如相對自由的經濟學家傑森·弗曼 (Jason Furman) 在談到哈里斯的反哄擡物價努力時所說：“這不是明智的政策，我認爲最大的希望是它最終只是空談，而不是現實。”
另一個例子：租金管制
幾個月前，首次提出這份備忘錄的問題是租金管制，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1956 年，我十歲時住在一套每月租金爲 92 美元的公寓裡。
聯邦政府在二戰期間實施了租金管制，這樣，由於新建的公寓樓很少，養家餬口的人都在打仗，而不是掙正常工資，家庭就不會因爲價格太高而無法租出公寓。紐約市公寓的租金被凍結在 1943 年的水平。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這可能是一個好主意，但該計劃後來並沒有被廢除，它仍然管理着一些 80 多年前建造的公寓。租金管制仍然對紐約市公寓的供求造成嚴重影響。
一般來說，紐約市的租金管制限制公寓租金上漲，只要這些公寓的住戶是 1971 年的租戶或與他們同住的親屬。制定該法律是爲了保護當時的居住者，但公寓以受控租金轉讓給 1971 年不一定住在裡面的人。滿足上述標準的人越來越少，因此這種租金管制形式正在逐漸消失。
新的法規在“租金穩定”的標題下繼續生效。其中一個例子是強制性包容性住房，有人向我解釋如下：如果你想建造一棟公寓樓並需要一些分區救濟——幾乎所有項目都需要——你必須同意以下幾點：
大多數人都同意鼓勵建造新的經濟適用房是值得稱讚的，但這種做法也會導致公寓建設成本增加。如果每年建造更多的新公寓，可能每個人都會過得更好。
底線是，紐約市大多數公寓的租金仍然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控制，不太可能完全放開管制。因此，建造新公寓的動力有限，例如，在 2002 年至 2017 年期間，紐約市出租公寓數量的年增長率僅爲 0.3%。
受管制公寓的改進也受到管制。在任何 15 年期間，改進支出都限制在非常小的數額，並且只能通過增加相當於改進成本一小部分的月租金來收回投資。因此，進行改進通常是不經濟的：
許多房東沒有填滿空置的租金穩定單位，因爲運營和裝修成本可能超過法定最高租金。截至 2022 年，紐約市約有 20,000 套空置的租金穩定公寓。（維基百科）
如果 (a) 公寓需求旺盛，但 (b) 讓公寓空置比出租更有利可圖，那麼這個系統可能存在問題嗎？公寓與麪包或衛生紙沒什麼不同。官員可以限制人們必須支付的價格，這很受消費者歡迎，但除了在最獨裁的司法管轄區外，他們不能強迫供應商以管制價格生產商品出售。
今年，我一直在關注有關紐約公寓情況的文章，我注意到以下因素通常被列爲阻礙公寓建設的因素：（a）缺乏稅收激勵和補貼，（b）郊區對建造經濟適用公寓樓的抵制，以及（c）高利率（儘管最後一個因素不能用來解釋 2010 年代公寓建設水平低下的原因）。最讓我震驚的是，文章中沒有提到租金管制的影響。
《紐約時報》 2 月 9 日的一篇文章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文章報道稱，紐約市“空置且可用”的出租公寓比例已降至 1.4%，爲 1968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文章接着說：“住房專家認爲健康的空置率在 5% 到 8% 左右。”那麼，爲什麼空置的公寓這麼少呢？歸根結底是供求關係：
正如前面提到的關於價格的一般情況，如果公寓需求旺盛，供應受限，那麼租金應該會上漲，從而鼓勵房東增加供應。但市場力量在紐約市不能自由運作；經濟規律已被監管削弱。2 月 9 日的文章包括以下聲明（這來自《紐約時報》，通常也不是資本家的朋友）：
答案是，開發商通常無法通過建造公寓獲得與其他形式投資的回報相媲美的回報。……
住房專家估計，該市需要建造的房屋數量爲數十萬。
然而，到目前爲止，該市和州尚未採取能夠加速足夠多的住房開發以解決危機的舉措。……
[州長凱西] 霍楚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項調查“再次提醒我們，我們只能通過建設擺脫這場危機。”
但有趣的是，那些被描述爲有潛力“走出這場危機”的“舉措”總是強調政府提供的補貼和激勵措施，而從不允許自由市場來設定租金。
支持這種安排的人會認爲，它保持了可負擔性和多樣性。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這意味着，如果租金由自由市場力量決定，有些人就負擔不起在紐約市的生活費用，如果他們足夠幸運地獲得一套有管制租金的公寓，他們就能住在那裡。但其他想住在紐約市並能負擔得起更高租金的人卻無法這樣做，因爲沒有適合他們的公寓。最後，擁有某種不受管制的公寓的房東可以收取比不鼓勵增加公寓供應時更高的租金。這是好是壞，這是一個個人哲學問題。但顯然，經濟規律和自由市場的行爲在紐約市不起作用。政府中有人在做決定。
我將以傑森·弗曼 (Jason Furman) 對食品價格的評論來結束本次討論：
弗曼先生……說……如果價格沒有因強勁需求而上漲，新公司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意願進入市場來增加供應。（《紐約時報》，8 月 15 日）
順便說一句，作爲 8 月 16 日經濟一攬子計劃的一部分，哈里斯表示，她將禁止擁有 50 套以上公寓的房東在兩年內將租金提高 5% 以上。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個好主意，但它肯定不會鼓勵增加對公寓的投資。
監管雜項
政府試圖忽視或推翻經濟規律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至於把它們一一列舉出來都令人望而生畏，但我必須在這裡討論其中幾個，以及它們的缺點：
不需要經濟學學位就能知道當人們的支出超過收入時會發生什麼。（只有在政治現實中，人們纔會期待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沒有聽到政治家或民選官員說要做出必要的改變，以防止社會保障信託基金破產。當然，政府可以將社會保障從一個自籌資金的計劃轉變爲一個政府資助的福利，乍一看，這種變化似乎主要是語義上的。但耗盡信託基金並支付國庫福利將進一步增加本已麻煩的赤字、國家債務和年度債務服務，這將反過來進一步增加赤字和債務。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我在世界各地被問到的話題：美國政府的赤字和債務。我回答說，它們令人尷尬。橡樹資本有幸爲幾個擁有主權財富基金而非國家債務的國家管理資金。有些國家把意外之財放進保險箱，比如挪威的石油收入或澳大利亞電話公司私有化所得。而許多其他國家量入爲出只是因爲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們沒有不導致貨幣貶值的奢侈，無法印製無限量的錢。但美國經常出現赤字，支出超過收入。我們上一次盈餘是在 2000 年，克林頓政府任期結束時。今天，僅我們國家債務的年利息就首次超過了國防部的預算。然而，兩黨都不願意解決赤字問題或主張平衡預算。我們的國會很少提交預算，更不用說平衡預算了。這是我們在自己的組織中不會容忍的不負責任的行爲。
美國的行爲就像它有一張沒有餘額限制、不需要還清的信用卡。它這樣做是因爲到目前爲止它一直能夠僥倖逃脫懲罰，而我們的執政官員缺乏減少支出的意願。如今，我們很少聽到關於現代貨幣理論的消息，該理論在 2020 年流行起來，認爲“對於控制貨幣的國家來說，赤字和債務並不重要”。儘管如此，我們的政府仍然認爲這一理論是正確的。
20 世紀 30 年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認爲，當經濟增長太慢而無法創造所需的就業機會時，政府應該增加支出以刺激需求，即使這意味着出現赤字並通過借貸來彌補。然後，當繁榮恢復並且就業機會出現時，政府應該減少支出，實現盈餘並用它來償還債務。除了最後一點之外，一切都很好：關於盈餘和債務償還的部分已被遺忘。
事實是，赤字鼓勵了大多數人享受的經濟增長，支出超過政府收入允許官員贈送“免費的東西”，從而獲得選票。但長期這樣做就需要無視經濟規律，在看似永遠不需要償還的情況下欠債。這種情況會無休止地持續下去嗎？我們拭目以待，但我認爲不會。
共同點是什麼？
上述行動和擬議行動，如第三頁底部開始的問題，都具有某些共同點。
經濟規律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它們適用於所有人。另一方面，否定這些法律的企圖通常旨在對某些政黨產生不同於其他政黨的影響。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掌權者就會挑選可能的贏家和輸家。在“自由社會”中，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從根本上說，政府補貼和經濟監管相當於鼓勵人們自己不會採取的行動。換句話說，這些行動不會在自由市場中發生。應該批判性地審視這樣的任務。有些可能源於官員們的所羅門式決策和對公平社會的渴望。其他的可能是出於對重新分配的哲學偏見。還有一些只是爲了討好選民。
對於許多職業政客來說，首要任務是當選和連任。民選官員對經濟的調整往往是爲了吸引選民。此外，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讓官員擺脫困境，因爲他們可以將政治上不受歡迎的發展歸咎於“壞人”，比如強大的公司和貪婪的地主。最後，經濟監管可以暫時提供緩解效果，而負面影響只會在制定這些法規的官員退出政治舞臺後的幾年裡纔會出現。
自由市場還是受控市場？這是個問題
政府不會製造產品，不會創造超出其投入成本的價值，也不會通過支出爲 GDP 做出貢獻。他們一手收錢（或印錢），另一手分發錢和服務。他們向納稅人徵稅，以未來納稅人的名義舉債。然後他們爲福利計劃、工資、資本支出和補貼支付資金。政策制定是關於誰來付錢，誰來獲得福利。
政府不追求利潤，這意味着管理政府的人可以自由提高效率。如果企業管理團隊不能生產出比投入更有價值的產品（即賺取利潤），他們不會長久存在。但政府並不指望這樣做，因此，沒有簡單的標準來量化政府的效力，就像利潤對企業一樣。
政府確實發揮着與利潤或增值無關的重要作用。
根據歷史提供的證據，選擇是明確的：（a）有激勵措施和不均衡結果的高效自由市場經濟體，或（b）結果統一、表現不佳的指令性經濟體。在第二頁，我寫了以下內容：
自由市場提供的激勵措施將資本和其他資源引導到最有生產力的地方。它們促使生產者生產人們最想要的商品，促使工人從事他們從產出價值上看最有生產力的工作。它們鼓勵勤奮工作和冒險。
相反，如果市場變得不那麼自由——也就是說，如果它們被迫遵循政府法令而不是經濟法則：
此時，你可能會問：“那中國呢？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完全自由地按照經濟法則運作，但它表現得相當好。”
我們認爲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充滿了國有企業、產業政策和五年計劃。然而，過去45年裡，中國的GDP年均增長接近9%，在2010年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個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
我訪問中國近20年，尤其是在早期訪問時，我一直在努力理解這一矛盾：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與私營企業的並存。顯然，這兩者是“奇怪的夥伴”。
本月早些時候我訪問廈門，參加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時，再次想起了這個困惑。無論解釋如何，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
2022年夏天，哈佛肯尼迪學院的愛德華·坎寧安（Edward Cunningham）用一組流行的數字概括了中國的私營部門：
中國的私營企業貢獻了中國GDP的60%，創新能力的70%，城市就業的80%，以及新增就業的90%。
顯然，這是務實主義戰勝意識形態純粹性的表現。這是一個適應經濟現實，而不是試圖超越它的明顯例子。
（華爾街見聞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