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80歲，卻被千夫所指

“不到太平盛世，絕不能讓象牙佛現世。”

甘肅榆林窟內，住持馬榮貴正在向徒弟郭元亨講述窟內至寶“象牙佛”的由來。話畢，馬道長仍不厭其煩地告誡弟子——將來務必看管好佛寶。

不過，榆林窟象牙佛一事在當地流傳已久，人盡皆知。亂世之中，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後來，遇上土匪劫道索寶，馬榮貴不得已跳崖自盡，這已經是榆林窟第三位因象牙佛遇害的道士。

1937年，同樣聽聞過象牙佛故事的馬家軍，在追擊西路軍無果後，用鞭子與冷水反覆招呼“通共”的郭元亨。儘管血肉模糊，幾近喪命，但郭道士仍堅稱佛寶早已丟失，馬家軍一無所獲，悻悻離去。

事實上，象牙佛早已被郭道士深埋藏匿，只爲等待師父所說的“太平盛世”到來。

▲榆林窟住持道長郭元亨。圖源：網絡

時間撥回到20世紀初，於亂世中“懷璧”者，還有一個王道士。

清末，莫高窟住持王道士無意間打開了一間秘洞，只見洞中堆放着中古時期各朝代的經卷書畫寫本。這些稀世古籍的出現，讓王道士的肩頭稀裡糊塗地多了幾分責任重擔。

同樣是“懷璧”的守窟人，兩位道士的結局與風評卻完全不一樣。

郭道士如願看到新中國建立，便將象牙佛挖出，移交國家博物館保護，青史留名。而王道士，則因造成古籍文書散失海外而聲名狼藉，成爲千夫所指的文物販子。

▲居守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王道士。圖源：網絡

王道士真名是什麼，無人知曉，人們只是習慣性地叫他：王圓籙（亦稱園祿、元錄等）。

大約在道光三十年（1850）前後，王圓籙出生於湖北麻城（另說陝西漢中）。在王圓籙成長的那段時期裡，災禍似乎對他誕生的這片土地“情有獨鍾”。

自咸豐元年（1851）起，南方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就以星火燎原之勢，席捲了兩湖，湖北成爲兩軍交鋒的主戰場之一。長期戰亂帶來的，是生存的不易。咸豐六年（1856），麻城一帶遇上旱災，以至於“禾麥盡槁，鬥米千錢，人有菜色，野有飢殍”。屋漏偏逢連夜雨，翌年，“久旱必蝗”的說法又不幸應驗。儘管朝廷“緩徵本年租稅三分之二”，但終歸是杯水車薪，無法緩解民生疾苦。

連續的天災人禍，讓本就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麻城人，處境更加艱難。老話說“樹挪死，人挪活”，飢餓的王圓籙決定遠走他鄉，出去碰碰運氣。他一路西行，恰逢左宗棠正爲收復新疆招兵買馬，便在肅州（今甘肅酒泉）邊防營從了軍，總算結束了有上頓沒下頓的苦日子。

肅州是清代河西地區的道教中心之一，當地道士有在軍營中傳教的習慣。或許是曾經的災禍已然斷了他歸鄉的念想，王圓籙復員後沒有返鄉，而是拜盛道爲師，受戒出家做了道士，並開始雲遊四方。

遊方途中，王圓籙行至敦煌三危山下，面對莫高窟感嘆道：“西方極樂世界，原來就在這裡。”遂欣然決定在此定居，了度餘生。而在此1500多年前，一位高僧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前秦建元二年（366），樂尊和尚行至三危山，只見山體在傍晚霞光的照耀下，金光閃爍，宛如萬佛現身。此景讓樂尊心生留意，遂在三危山對面陡坡開鑿石窟定居修行。經其帶動，歷代洞窟越修越多，最終造就了佛教聖地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圖源：攝圖網

王道士棲身於莫高佛窟，看似鳩佔鵲巢，但在光緒年間道教重新振興的河西地區，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在東邊不遠處的榆林窟，同樣是道士在當和尚的家。

當時的莫高窟分上、中、下三寺。上寺與中寺有佛教的喇嘛在管理，形制完備，但下寺無人看管，殘破荒涼。此景讓王圓籙定下了晚年的奮鬥目標——“遊方至敦，參拜佛像，近視洞像，破毀不堪，系先年賊匪燒損，貧道誓願募化補修爲念”。

自此，王圓籙定居下寺，以莫高窟爲養老居所，以修繕洞窟爲晚年事業。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外景。圖源：伯希和

光緒二十六年（1900），古老的中國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大事，一件是當時看起來影響不大的小事。

這一年，“無冕女皇”慈禧以一敵八，全面對外開戰，釀成了一杯難以下嚥的苦酒——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慈禧丟下紫禁城，倉惶“西狩”。史稱“庚子國變”。

庚子國變後，損兵折將又賠鉅款的清王朝，拉開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遠在數千裡之外的敦煌，一座隱秘的洞窟被打開，同樣將莫高窟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這一年，6月22日，王圓籙僱請工人楊某爲莫高窟16號窟內清理積沙。

楊某倚靠在牆壁上休息，點菸之後，隨手就將引火的芨芨草插入牆縫。結果，草杆越插越深，似不見底。再往牆上猛敲幾下——牆壁後面像是是空的。王圓籙與楊某隨即鑿開牆壁，一個堆滿了經卷書畫的小洞窟呈現在兩人眼前。

▲敦煌莫高窟16號窟舊景。圖源：網絡

莫高窟內爲什麼會隱藏着塵封多年的藏經洞？歷史學家榮新江認爲，藏經洞的出現，很可能與西域一帶的宗教擴張有關。

北宋景德三年（1006），西域爆發了一場兼併戰爭。當時，信仰伊斯蘭教的黑韓（汗）王朝一舉攻滅了著名的佛國於闐。黑韓王朝的穆斯林開始摧毀當地的佛教文化，導致于闐國難民向東逃難到了敦煌。出於對黑韓王朝入侵的擔憂，敦煌的佛教徒在莫高窟開鑿了秘洞來埋藏經卷，以防戰爭可能帶來的信仰與文化上的浩劫。

法國人伯希和則根據藏經洞最晚經卷的成書時間，認爲災難可能是來自於東邊的西夏——北宋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佔敦煌，僧人們爲了躲避戰亂，臨時將經書藏於洞中。怎料出現意外，一去不復返，藏經洞從此便成了一個無人知曉的秘密。

總之，時隔將近九百年後，藏經洞現世的消息不脛而走。

不過，在得知洞中無金銀財寶，唯有一些經卷書畫後，大多數人都對其失去了興趣，包括清廷的官員。

歷史就像“買櫝還珠”一樣詭異，總喜歡把寶物和不識貨之人放在一起。

在現代人看來，藏經洞遺書堪稱無價之寶。但對當時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圓籙而言，這些不過是一堆“無用”的紙卷罷了。

這位道家住持畢生的宏願是整理修繕莫高窟，而這些不期而至的經卷卻顯得有些礙手礙腳。不過，作爲一個有神論的道士，王圓籙一想到這是古人的遺留，隨意處置又覺得不妥，於是他決定把這一堆礙事的紙卷交給官府來定奪、處理。

時任敦煌知縣的嚴澤，瞄了幾眼王道士送來的藏品樣卷，馬上顯露出不屑一顧的臉色。碰了壁的王圓籙不死心，從敦煌遠行八百里趕到肅州，向安肅道臺廷棟彙報情況，但這位官員同樣展示了他那不怎麼高的考古素養和眼光，並以洞藏經卷書法不如自己爲由，就將王圓籙打發走了。

當然，甘肅官場也並非都是不識貨的平庸之輩，至少汪宗瀚和葉昌熾是懂行的。

光緒二十八年（1902），湖北人汪宗瀚就任敦煌縣令，得知情況的王圓籙再次帶上藏經洞樣品，前往拜會這個同鄉縣令。汪氏很爽快地答應了王道士，幫他跟上級打報告。汪宗瀚之所以樂意幫王道士這個忙，除了的確識貨之外，更多的是跟敦煌的民情有關。

當時，敦煌仍在實行外地已經廢止的“採買糧”制度。原本官府平價徵糧，逐漸演變成低價強買，百姓苦不堪言，敦煌民怨愈演愈烈。急於避禍的汪宗瀚，自然想借報告藏經洞一事，跟上級、甘肅學政葉昌熾搭上關係，好儘早抽身，調離這個隨時會發生民變的是非之地。

無論汪宗瀚的出發點是什麼，但藏經洞一事總算通過信件和寄遞的樣品，爲甘肅學政葉昌熾所知曉。作爲金石領域的專家，葉昌熾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價值。

▲晚清金石學家、文獻學家葉昌熾。圖源：網絡

學政大人慧眼識珠，似乎讓事情有了新的轉機。

然而，現實很快就給王圓籙潑了一盆冷水。葉昌熾在向省府提議將藏經洞文物運送蘭州保管時，得到的答覆是：沒錢。

很現實，也很無奈。當時全國都在勒緊褲腰帶，爲庚子國難湊錢賠款，哪有閒錢打理這些與國計民生無關的經卷文書。

到了光緒三十年（1904），甘肅省府下達了最經濟的處理指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更糟糕的是，作爲少數幾個識貨者之一，葉昌熾本人卻自顧不暇。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佈廢止了持續千餘年的科舉制。這一變革落到葉昌熾身上，就是下崗失業。這位主管甘肅科舉考試的學政失去了自己的舞臺，不得不離開官場。

至此，一個最有可能拯救敦煌遺書的人，黯然退場。

而甘肅各級官員的淡漠與不作爲，給王圓籙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號：既然不重視，那便是不重要。換個說法就是——王道士，藏經洞裡的事，你自己看着辦。

幾經求助官府無果後，王圓籙只能將藏經洞封鎖、擱置。

不可否認，從藏經洞現世（1900）一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除了少部分用於送官求助外，大部分藏品在王圓籙的“保護”下，仍舊完好如初。但是，這種理想的狀態沒能持續下去，因爲一羣野心勃勃的外國人即將陸續到來。

敦煌深居中國內陸，洋人本無緣來此。奈何清廷於咸豐八年（1858）吃了敗仗，被迫簽下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外國人憑此有了遊歷中國內地的特權。

光緒三十三年（1907），英國人斯坦因從印度取道新疆進入中國西部，在中國嚮導蔣孝琬的引領下，進行所謂的“考古”活動。途中獲知藏經洞現世的消息，斯坦因立馬轉向，朝着敦煌進發。

對於斯坦因的到來，王圓籙一開始表現出極高的警惕性。據斯坦因回憶，他頭一次造訪莫高窟無果（王圓籙出門募化），藏經洞是用木門封鎖的；等到他再次前來時，木門已經變成了一堵磚牆。儘管王圓籙並不看好洞中的古籍，但也不希望洋人染指它們。

王圓籙的警惕，成了斯坦因此行最大的障礙。同樣的，如何攻破這個守窟人的心理防線，成了斯坦因和嚮導蔣孝琬最大的難題。通過走訪、套話，斯坦因逐漸得知王圓籙的精神偶像是唐代高僧玄奘，而奮鬥目標是修繕莫高窟。

王道士有所追求，就意味着有突破口。

▲王道士和他鐘愛的西遊記故事壁畫。圖源：斯坦因

不得不說，斯坦因是玩心理學的高手。他告訴王圓籙，自己此番前來，是學習唐僧“逆向取經”，重振天竺佛法，救苦救難。一番忽悠之後，斯坦因終於和這個警惕的守窟人愉快地搭上了話。同時，斯坦因又拿殘破的莫高窟做文章，表示自己可以爲他的理想與事業提供資金上的幫助。

此刻的王圓籙，陷入了一種矛盾的狀態。

斯坦因在回憶錄中描述道，王圓籙“既擔心聖潔的名聲因此受到玷污，又不願放棄一個爲他修繕廟宇洞窟提供捐贈的好機會”，在兩種選擇之間猶豫不決。

王圓籙最終還是動搖了。他打開了藏經洞。斯坦因拿到了夢寐以求的古籍。王圓籙獲得了4塊馬蹄銀（摺合200兩）的“佈施”。

斯坦因走後的第二年（1908），法國人伯希和也聞風而來。

有了與斯坦因成功交易的先例和經驗，王圓籙已經卸下心理包袱。藏經洞再一次打開，伯希和向王道士留下500兩的“佈施”後，被破例允許進入藏經洞。一番挑挑揀揀過後，又一位洋施主滿載而歸。

由於文化水平不高，王圓籙一開始並不知道敦煌遺書價值幾何。但從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執着不難看出，他深知這堆經卷至少不是經濟價值上的俗物。

隨着伯希和拿着部分敦煌遺書出現在北京，京城方面才意識到藏經洞的重要性。在羅振玉等一批學術大師的呼籲下，清廷學部特意撥款 6000 兩向王圓籙購買手頭餘留的經卷文書。

收到消息的王圓籙認爲這是個奇貨可居的機會，於是在藏經洞剩餘經卷中精挑細選，暗中留存一部分。

宣統二年（1910），洞中經卷被官方悉數運走。不過，6000兩專用款大部分都被敦煌縣府截胡，拿去修城牆和孔廟，直到王圓籙發出《催募經款草丹》討要，才勉強到賬300兩。

繼斯坦因與伯希和之後，俄國人、日本人……越來越多外國人接踵而至。王圓籙靠着自留的“庫存”一次次獲得佈施，而敦煌遺書一批一批流向海外。

▲滿載而歸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圖源：網絡

靠着洋施主們的佈施，王圓籙獲得了比平時募化更爲豐厚的資金。

有了資金保障，他的事業得以爲繼，殘破的莫高窟一路向好，至少不再那麼荒涼了。而他的地位也不斷擡升，敦煌知縣甚至有意請他主持全縣道教事務。

然而，1924年以後，一切都變了。

這一年，姍姍來遲的美國人華爾納看到藏經洞空無一物後，轉頭盯上了莫高窟的唐代壁畫。在給予住持王圓籙75兩銀錢的佈施後，華爾納便以買家的身份，心安理得地從牆上剝離精美的壁畫，並帶走了一些塑像。

不料，此舉被周邊鄉民發現，王圓籙因此受到牽連。

人們紛紛指責王圓籙勾結洋人染指宗教聖地，那75兩銀錢也被誇大成了10萬銀元，以至於當地老百姓隔三岔五就來找王圓籙的麻煩。無奈之下，王圓籙只能通過裝瘋賣傻來躲避人們的責難。

此後七年，王道士的生活不再風光，他害怕見人。

1931年6月3日，在莫高窟當家數十年的王圓籙去世了。活了大約80歲的他雖說是壽終正寢，卻是揹負罵名離開人間。

▲埋葬王圓籙的道士塔。圖源：網絡

在大多數人印象中，王圓籙是一個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

他之所以被罵了近一個世紀，無外乎是因爲他幹了兩件刺痛國人神經的的事：一是將本國古籍轉手倒賣給了外國人；二是修繕莫高窟時好心辦壞事，毀壞了不少壁畫遺存。

尤其是前者。數以萬計的國寶經他之手散失海外，成爲外國人發起敦煌學研究的基礎。曾有日本學者表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一說法嚴重刺激到了國人近百年來敏感而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後來，隨着散文《道士塔》入選語文課本，就連青澀懵懂的少年們都知道了王圓籙幹過的那些“好事”。教材的影響無疑是廣泛而深遠的，王圓籙倒賣國寶一事成了歷史鐵案，沒有人去思考背後的深層原因。

不過，在王圓籙被世人詬病之時，也不乏有人對其設身處地表示理解。歷史學家任繼愈就一陣見血地指出：

“儘管王道士在發現後不久報告過清政府，清政府卻漠然處之。這樣單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無法也無能力來保護它的，於是無可避免地也就決定了這批遺書的不祥和悲慘命運。”

於亂世之中“懷璧”，不亞於稚子持金於鬧市。無論走哪條路，通向的都是偶然的結局：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郭元亨式的守窟人，但歷史的幽微之處無不在暗示我們，王圓籙式的人物纔是亂世的常態。

大亂之世，亂的是整條道路，那個躲在角落裡的人充其量是路上的一塊磚石。他只能承擔他需要承擔的重量。多出來的，他承擔不了，也不應承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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