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張學良與中共過從甚密 蔣中正仍堅持赴西安

傳記文學第739期《戴笠與西安事變》

就諸多不同立場人士基於不同角度的記載來看，足證戴笠確實掌握了東北軍聯共的若干內幕，並及時報告蔣中正參考，然而戴笠終未挽回蔣中正被劫持的命運，其故安在？此中關鍵，首先在於蔣中正明知西安的環境險惡複雜，但基於國軍統帥的責任感，仍然決定冒險親往，這從蔣中正日記以及諸多相關人士的回憶中可以得知，學界論之已詳，本文不多贅述。

在此僅舉若干與戴笠有關的證言，據事變親歷者、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參謀長郭寄嶠回憶，蔣中正赴西安前夕，戴笠曾諫議其不宜親往，但未獲同意：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中央以共黨盤踞陝甘寧邊區，日益坐大，負責圍剿之東北軍及陝軍楊虎城部隊不但進剿不力，且有與匪勾結、以武器資匪情形，長此下去後患堪虞。委員長蔣公在洛陽軍分校避做五十大壽，聞訊數擬親赴西安面訓張、楊，雖經戴雨農（笠）君及陳辭公（誠）諫議，目前不宜親往，但蔣公不聽，終逕往駐西安城東之華清池，督責張、楊策劃圍剿。

按特務處對張學良及東北軍不穩情形已有掌握，故戴笠諫議蔣中正不宜前往西安是有可能的，惟蔣中正準備赴陝之際，戴笠正在廣州，而現存蔣中正檔案中並無戴笠諫議之電函，故郭寄嶠之說仍須存疑。另傳新任特務處西北區區長王新衡在事變前夕抵陝，探知局勢不好，「首先向戴雨農發電阻止蔣委員長去西安」，惟此說同樣缺乏原始資料的印證。

造成蔣中正蒙難的次要關鍵，是中央特務人員未能偵悉張、楊發動兵變的密謀。這個關鍵，可以從西安及南京兩方分別言之。

從西安的角度來看，張、楊雖然早有聯共反蔣的計劃，但劫持蔣中正的密謀是十二月七日以後才決定的，根據衆多事變參與者的回憶以及後世學者的研究，張、楊在決心發動兵變之初，「只由最高級的兩個人在行動着，所以沒有任何消息或跡象泄露出來」，直至十日、十一日，亦即事變前一兩天，張學良才最終召集親信部屬王以哲、繆澂流、劉多荃等人宣佈「兵諫」的具體步驟。張、楊從決定到執行爲時甚短，且嚴格保密，不使中央憲警單位聞知風聲，這是他們得以成功發動的關鍵。

再從南京的角度來看，事變的發生固然有其客觀因素，但是站在情報與警衛工作的立場，卻不能不認真檢討其中癥結。當時中央在西安負有情報、警衛責任的機關，包括陝西省黨部特務室、特務處西北區、憲兵第一團、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西北分處、侍從室第三組等，這些單位何以未能阻止事變之發生，學界鮮有討論。

戴笠遵奉蔣中正的意旨，謹守長官與部屬之間的倫理，對張學良推誠相與、衷心擁護，這都無可厚非。但張學良究屬地方軍閥出身，對中央的立場並非一成不變，且其生性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戴笠作爲特務工作負責人，對此應有客觀清醒的認識，尤其在察知張學良本人對中央不滿、有聯共意圖後，更應加強防範。然而戴笠囿於自身經驗與情感，沒有充分重視針對張學良的特務活動，這不能不說是失策，因此他對蔣中正蒙難無疑是負有責任的。

惟以戴笠當時之地位而言，他對某些關鍵因素亦無力掌控，故西安事變之發生實爲整個國府情報系統的失敗，而不應由他獨負其責。（三之二，全文請見《傳記文學》2023年十二月73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