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法定婚齡降到18歲，樑建章被罵慘了

作者：陳興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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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樑建章的育媧人口研究智庫發佈了《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2版》。絕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只盯博得眼球部分，希望能挑起話題——他們取得了成功，這份1.5萬字的報告少有人閱讀，大多數人只記住：建議法定婚齡降到18歲。

輿論反應可想而知，嘲笑怒罵者居多。我一直喜歡的某位財經博主說，他原來對樑建章的人口研究並不贊成但保持尊重，直到看到這一建議。

他表示，基本人權不能視爲經濟學問題，這是底線。言下之意：樑建章越線了，你可以憂慮經濟和人口危機，別鼓勵年輕人早結婚啊。建議法定婚齡降到18歲，損害了人權。

我的觀點相反：樑建章的建議沒有損害權利，而是擴展了權利。道理很簡單：建議降低法定婚齡，而不是強制18歲結婚。

和現今的法定婚齡規定相比（男性22週歲，女性20週歲），年輕人的選擇增加而不是減少，這意味着權利的增進。把樑建章視爲權力的敵人，瞄錯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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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裡，很多人的觀點才真正顯露出來：他們打心眼裡不贊成18歲結婚；不僅不贊成，而且禁止別人也那樣做。年輕人十八九歲就結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怎麼可以呢？

這個世界很有趣：很多人嘴裡說着人權、權利，心裡想的是禁止。他們察覺不到其中的矛盾，而是真誠相信：十八歲真的不應該結婚！爲此他們能舉出一堆這樣那樣“爲你好”的理由。

可是憑什麼呀？十八歲的年輕人，生理上完全成熟，具備了生育的條件；他們是法律上有完全行爲能力的成年人，可以選舉和被選舉、服兵役、購置貴重財物、申領駕駛執照，殺人了可以判死刑。

法律上一切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性限制，全都解除了。這種完全意義的成年人，怎麼連結婚的權利都沒有呢？

會有很多人說：十八歲的年輕人大多在讀書，他們心理沒有成熟，也沒有結婚的財力……這些不重要。

我們談的是權利，而不是能力。依照“能力”判斷一個人的“權利”，則意味着種種門檻：什麼時候結婚才合適，怎麼纔算心理成熟，財力多少才配結婚呢？現今高校都不禁止學生結婚生子，怎麼還有人操心那麼多呢？

很多人贊同某項權利，僅僅因爲“我同意”。對於看不慣的東西，他們不假思索地否定，再找一堆理由粉飾，而“爲你好”是常見的理由。他們貌似目光遠大，深思熟慮，實際上往往忽略了當事人的處境。還是以降低法定婚齡爲例子來談。

2012年，來自廣東省的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就提出“男女法定婚齡統一爲18歲”的提案。

其中一個理由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滿20週歲的年輕男女，他們在外工作漂泊，互相依靠，未婚同居，甚至生了孩子。

因爲不能結婚，有些人選擇了墮胎；有些人會把孩子生下來，孩子卻沒法落戶，會遇到很多麻煩。有些人爲了解決麻煩，就謊報年齡或領假證，這給婚姻的效力埋下了隱患。

這樣細微的觀察有多少人知道呢？黃細花體察細微民情，提出解決方案，被千萬人嘲罵，還被評爲當年的“雷人提案”。

黃細花不以爲意，她向媒體反覆闡述：降低法定婚齡，對於不願早結婚的人來說，沒有影響；對於極少數的早婚年輕人，卻可以獲得救濟。老百姓多一點選擇和自由，這不是好事嗎？十年過去了，這些話語依舊沒有過時。

同樣對人民談權利，有的人選擇“管起來”，有的人選擇“給自由”，你贊成哪一種呢？我自己的選擇是後者。

每個人爲自己負責，而不是替他人負責，這纔是自由和權利的含義。正是這樣的邏輯通向自由生育的權利——生幾個孩子合適，同樣也應該由夫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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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媧人口研究智庫重提“建議降低法定婚齡”，遭到幾乎全網嘲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樑建章並不掩蓋自己“催生”的目的，這惹年輕人反感。

“你呼籲早婚，就是希望年輕人早生孩子多生孩子唄？你把年輕人當什麼了？”這樣的“催生”方式確實讓人不舒服，但迴歸到政策的調整，樑建章的說法並無不妥。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定婚齡是18歲。少數例外是：瑞士和挪威將男性法定婚齡定爲20歲，女性是18歲；日本的自主婚齡是20歲（父母允許，男性可以18歲結婚，女性爲16歲）。

中國香港的法定婚齡是男不早於18歲、女不早於16歲；臺灣和澳門地區也實行父母允許的彈性制，但自主婚齡都不超過20歲。

中國人的生理和心智並不晚熟，但大陸地區法定婚齡冠絕全球，原因只有一個：和控制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相適應。

看看婚姻法修訂就知道：1950年的婚姻法規定男性不早於20歲結婚，女性不早於18歲。1980年制定新婚姻法，法定婚齡提高了兩年，目的只有一個：減少出生人口。女性的黃金生育期只有十餘年，整體晚婚兩年，就能悄無聲息地減少二胎三胎。

此外，晚婚能減少人口的代際數量。當時有學者就提出，法定婚齡延遲5年，中華民族一百年差不多可以少生一代人。因此，1980年婚姻法提高法定婚齡，還加了一條非強制性規定：晚婚晚育應予鼓勵。

四十多年過去，中國的人口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已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老齡化危機迫在眉睫，國家也在相應調整政策。

限制生育的計生政策名存實亡，從國家到地方，基調都是鼓勵生育。《民法典》卻保留着限制生育的條款，顯然很不合適。從這個角度說，樑建章提出的修改法律的建議，有什麼不妥嗎？不僅沒有不妥，還非常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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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一談“降低法定婚齡”對於“鼓勵生育”的影響。其實，我不太傾向於將政策目標定義爲“鼓勵生育”——這是一項還權於民的政策，民衆多生少生，他們仍有選擇的權利。這不妨礙我們預測這項政策的效果。

“降低法定婚齡”有利於提高生育率，這是人口學界公認的結論。早在四十年前，就有反覆論證——只不過當時的政策方向相反，是爲了減少出生人口。

至於降低婚齡能提高多少生育率，多生多少人口，學術界沒有定論。從現實情況看，影響大概是很小的。

據賀丹，張許穎，莊亞兒等人的研究《2006～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顯示，中國女性初婚年齡從2006年的23.6歲上升到2016年的26.3歲，10年間上升2.7歲。

絕大多數女性的初婚年齡在23歲到29歲之間。在大城市，30歲後結婚比比皆是，20歲前結婚的女性少到忽略不計。

最近媒體報道，江蘇省的男性平均初婚年齡31.89歲，女性30.73歲；湖北襄陽男性平均初婚年齡高達35.23歲，女性爲33.96歲。請注意，這些是平均數，意味着大量男女三四十歲才結婚。年輕人普遍畏婚遲婚，也算得上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了。

普遍晚婚的環境下，呼籲降低法定婚齡，顯得孤獨而可笑。不過，這樣的呼籲並非沒有意義：選擇早婚的羣體將受到法律保護，從比例來看很低，絕對數卻不少，這關係着很多年輕人的幸福生活。一旦這些羣體受保護，他們的生活正常呈現，就會影響他人。

人類羣體總在密切互動，尤其婚姻生育，同齡人的參照模仿比政策對他們的影響還大。一旦早婚羣體被社會接納和熟悉，他們會對身邊和公衆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古語說“不以善小而不爲”，人們討論公共政策時也因如此，沒必要因“效果不大”置之不理。這就是我所說的“務實”精神：以點滴改良的心態解決社會弊病，而不是發些大而無當的牢騷。

在《中國婚姻家庭報告2022版》中，樑建章團隊還提出一系列的建議：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應，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持系統；放寬收養和送養條件；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啓動中國《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這些政策建議我大部分贊成，比如增加住宅用地供應、多子女家庭稅務減免、放寬收養條件、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利、保障非婚生子權利，這些都有利於權利的擴展。

至於一些福利主義措施，比如“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返還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等，我持反對的態度。我認爲，這些措施缺乏道德合法性，操作起來會滋生弊病。質疑只爲商榷，不改尊重的態度。要扭轉中國的生育危機，需要理性的討論環境，誤解和謾罵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