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爲啥比廣東人更能賺錢？

廣東和江蘇，是我國經濟當之無愧的兩大火車頭。

論經濟體量，二者都是富可敵國的存在。2022年，廣東和江蘇GDP雙雙超過12萬億元，這一規模超過了全球90%以上的國家，同加拿大、俄羅斯、韓國等國家的GDP旗鼓相當，着實令人驚歎。

不過，二者究竟孰強孰弱，一直都是人們熱議的話題。可能更多人傾向於將廣東視爲我國經濟第一大省，認爲廣東GDP長期領跑全國，坐擁廣州、深圳兩大一線城市，並且還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陣地。

然而細心的人可能會發現，江蘇經濟近些年正在快馬加鞭地迎頭趕上，同廣東的差距也越來越小，甚至在一些方面的人均經濟指標已超越廣東。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年江蘇爲49862元，廣東則爲47065元；而今年前三季度，江蘇以4028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繼續保持對廣東（39325元）的領先。

那麼問題來了：江蘇人爲啥比廣東人收入更高？本文將嘗試對此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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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看到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人口因素。畢竟，居民收入本質上屬於GDP蛋糕中的一部分，在兩省經濟體量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廣東總人口（1.27億）要比江蘇（8515萬）多出4000多萬人，如此一來，江蘇均攤到每個人身上的蛋糕自然就要更大一些，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高於廣東。

這個分析當然沒錯，不過還是有些浮於表面。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爲什麼江蘇能以更少的人口規模，創造出能夠匹敵廣東的經濟價值？

我們不妨從二者的產業結構上尋找答案。

作爲我國改革開放的兩大排頭兵，廣東和江蘇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並取得了累累碩果。2022年，廣東以8.31萬億元人民幣的進出口總額高居全國各省市的榜首，江蘇則以5.45萬億元的規模位列第二；同年，江蘇實際使用外資多達304億美元，繼續穩居首位，廣東則是以約280億美元的體量居於次位。兩個大省攜手成爲我國外貿和外資的“扛鼎者”，爲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外向型經濟往往容易受制於海外政策及形勢的變化，繼而對我國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從實際情況來看，由於近兩年全球疫情的反覆以及外需持續低迷，我國外貿整體出現了較爲明顯的下滑，而廣東和江蘇這兩大外貿大省也都受到了不利影響，直接造成了對經濟增長的拖累。2022年廣東和江蘇的GDP同比增速分別只有1.9%和2.8%，而2021年的前值則分別爲8.0%和8.6%。

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了，同樣是外需不振，但2022年江蘇經濟增速的回落幅度卻要顯著小於廣東，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因在於，江蘇擁有更爲強大的實體經濟，這從第二產業數據上可以窺見一斑。從下圖中可以看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江蘇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一直高於廣東，且比後者平均高出4~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江蘇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在大多數時間裡也要快於廣東。足以反映出，江蘇實體經濟分量之重與增長勢頭之猛。

除此之外，還有以下數據可以詮釋江蘇實體經濟的雄厚實力：

（1）江蘇現已形成基礎雄厚、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實現31個製造業大類全覆蓋，集成電路、船舶海工、工程機械等多個細分領域產業鏈條完整，規模全國第一；

（2）江蘇以佔全國1%的面積和6%的人口，爲全國貢獻了11%的工業利潤；

（3）全國約15%的領跑技術分佈在江蘇，1/5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來自江蘇製造；

（4）全省年營業收入超百億工業企業162家；代表全球製造業智能製造最高水平的“燈塔工廠”，有9家企業在江蘇；中國製造業500強企業中，有56家來自江蘇；製造業單項冠軍累計達186家，專精特新企業累計突破5500家，均居全國前列；

（5）江蘇是科創板大省，目前科創板上市公司數量和總市值均居全國第一，在全國各城市科創板上市企業數量前十名當中，江蘇獨佔三元，分別爲蘇州、南京和無錫，數量亦是全國第一；

（6）在工信部公佈的45個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羣名單中，江蘇獨佔10席，數量又是全國第一，其中大部分都屬於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南京新型電力（智能電網）裝備、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無錫物聯網、徐州工程機械、常州新型碳材料、蘇州納米新材料、蘇州生物醫藥和高端醫療器械、蘇錫通高端紡織、通泰揚海工裝備和高技術船舶、泰連錫生物醫藥等產業集羣。

要知道，以工業製造業爲核心的實體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綜合國力與社會財富最爲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命脈，更是抵禦各種風險、增強創新能力、緩解下行壓力最堅實的陣地。江蘇發達的實體經濟，在穩定全省經濟基本盤、助力經濟增長與居民增收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反觀廣東，雖然實體經濟也不弱，且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一衆明星科技企業，但對比下來，廣東實體經濟所佔的分量似乎要稍遜色於江蘇，間接導致了全省近幾年經濟的波動相對較大。

上述內容或許能部分解釋，爲什麼江蘇居民能夠獲得比廣東居民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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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產業結構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區域發展的均衡程度。

先看廣東。

雖然長期以來，廣東一直穩坐我國經濟的頭把交椅，但省內各區域發展“頭重腳輕”的態勢，絕對是令人髮指的。具體而言，珠三角地區在深圳和廣州的帶領下，其發展速度之快、經濟活力之強，放眼全國都鮮逢敵手，2022年珠三角9座城市GDP總量高達10.47萬億元，佔整個廣東省經濟總量的81%；其中，深圳、廣州、佛山、東莞四城的GDP都先後突破了萬億大關。足以見得珠三角在省內地位之重，堪稱是拉動廣東乃至全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然而，耀眼的珠三角並不等同於廣東的全貌，珠三角以外的其他12個地級市，其經濟發展狀況要遠遠落後，其中排名靠後的雲浮、河源、潮州、梅州、汕尾、陽江、韶關7座城市，GDP均不足2000億元，而這7座城市GDP之和甚至都不到1萬億元，連一個東莞的GDP都比不過，差距之大不言自明。這些區域目前依舊依賴於傳統產業，產業轉型緩慢，創新能力不足，似乎與大多數人印象裡的廣東完全不沾邊。背後的原因，既有地理條件的限制，也有歷史發展路徑的慣性，亦有區域發展政策的傾斜等多方面因素。

區域發展失衡，反映到居民部門，便是不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22年，廣東21個地級市當中只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珠海、中山6個城市高於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前5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6萬元，中山爲5.98萬元；剩下的15個城市均屬於“拖後腿”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揭陽、河源、雲浮、潮州等9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0元，這一水平還不到深圳、廣州、佛山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難免要對於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拖累。

反觀江蘇，省內的區域發展均衡程度顯然要好多了。

從GDP規模來看，2022年江蘇13個地級市當中，“萬億俱樂部”成員有4個，分別爲蘇州、南京、無錫和南通，這一數量同廣東相同。不過令人稱奇的是，在4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之下，江蘇省內經濟體量達到5000億~10000億元的城市多達6個，分別爲常州（9550億元）、徐州（8458億元）、揚州（7105億元）、鹽城（7080億元）、泰州（6402億元）、鎮江（5107億元），而廣東只有惠州一城（5401億元）；換言之，江蘇13城中，有10個GDP都超過了5000億元，廣東21城中，只有5個GDP超過了5000億元。此外，江蘇經濟體量最小的連雲港，2022年GDP也有4005億元，這一成績在廣東居然可以排到第7名，足以見得江蘇各城市經濟發展之均衡。

不僅如此，江蘇還擁有實力雄厚且令其他省份羨慕不已的縣域經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在全國百強縣的排行榜單中，江蘇佔據其中的26個席位，數量高居全國首位；全國十強縣中更是獨佔5席，其中崑山、江陰、張家港和常熟牢牢霸佔了榜單的前四位，它們的GDP甚至能吊打全國多數地級市，足以佐證江蘇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範圍內足以笑傲羣雄。

這些反映到居民部門，便是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較小。2022年，江蘇13個地級市當中，有8個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過了40000元，而收入最低的宿遷也超過了30000元，即便把宿遷放到廣東，也能排在中游水平。

一言以蔽之，得益於均衡發展且不兩極分化的區域經濟格局，江蘇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才能夠水漲船高；而廣東省內的“頭重腳輕”，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落後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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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雖然江蘇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已經勝過廣東一籌，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否認廣東的經濟地位，也不能說江蘇經濟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些還是需要客觀理性地看待。

其實說到底，廣東和江蘇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二者縱然代表了不同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但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不斷探索創新與披荊斬棘的重要體現，而多年以來的相互角逐與比拼，更是讓這兩個省份迸發出強大的動力和活力，持續引領中國經濟砥礪前行，不斷書寫着燦爛輝煌的篇章。

如今在新的形勢下，經濟大省的責任愈發重大。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管理層再度提及“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爲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凸顯出對於經濟大省的高度信任和寄予的殷切希望。作爲經濟大省裡的中流砥柱，廣東和江蘇產業體系完備，產業競爭力突出，營商環境友好，內生動力十足，對於穩定全國經濟發展大盤的作用舉足輕重，未來也必將繼續大有可爲，大有作爲。

進一步講，如果從區域經濟的思維來理解，地區之間不管如何競爭，協同發展終歸是大勢所趨。站在全局上看，廣東的珠三角與江蘇所處的長三角，都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與創造力、且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彼此之間還有極強的互補性與合作潛力。而在粵港澳大灣區與長江經濟帶等宏大戰略的加持下，廣東與江蘇都在迎來全新的歷史機遇，前景亦是令人期待。

泱泱大國裡擁有兩個富可敵國並且還在不斷進步的經濟大省，實乃莫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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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圖金融研究院”原創，作者爲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