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觀止 卷2】張作錦／竺可楨，有了他 中國纔有地理學和氣象學

位於浙大玉泉校區的竺可楨銅像。（圖／取自維基）

1890年3月7日，竺可楨出生在浙江紹興上虞東關鎮。父親竺嘉祥經營一個小米行；母親顧金娘不識字。竺可楨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哥哥和三個姊姊。五歲那年進私塾讀書，先生認爲他聰明伶俐，將來一定會成材。

1899年，九歲的竺可楨進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毓菁小學堂」。小學畢業，十五歲隻身來到上海，考入浙江籍商人捐資創辦的「澄衷學堂」。與他同時進入「澄衷」的還有來自安徽績溪的胡適。胡比竺小一歲，兩人都喜愛讀書。由於用功過度，竺可楨身體極度虛弱。

胡適爲了督促竺可楨鍛鍊身體，就採用激將法。有一次在竺可楨身後與人議論他，聲音很大：「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二十歲。」不服輸的竺可楨聽後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身體鍛鍊好。此後，他每天清晨起牀做早操，還經常遠足和爬山，漸漸地身體強健起來。

離開「澄衷學堂」後，胡適進入上海「中國公學」，竺可楨則進入上海「復旦公學」。1910年八月，二人赴北京參加第二期庚款留美考試。有四百多人應考，錄取七十人，竺可楨第二十八名，胡適第五十五名。在美國留學時，兩人開始學的都是農學，竺可楨先在伊利諾大學農學院，1913年夏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理系專攻氣象，於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應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而胡適先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改讀哲學，師從杜威，讀完博士即應蔡元培、陳獨秀之邀，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

1914年，在康奈爾大學留學的任鴻雋、楊銓等人提議組織一個科學社，並創辦雜誌向國內介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不久，科學社及其刊物就隨其創辦人一同轉到了哈佛大學。

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定名爲「中國科學社」。竺可楨成爲第一批成員，並積極參與社務活動，長期發表文章，成爲《科學》雜誌最重要的作者和領導人之一。

因爲有「科學社」及其刊物《科學》雜誌，使科學救國思想的宣傳有了固定的陣地和代表人物，最終形成科學救國的思潮。這期間，竺可楨先後發表了〈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颱風中心之若干新事實〉等多篇文章。

1917年，竺可楨被接納爲美國地理學會會員。1918年，以論文《遠東臺風的新分類》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隨即於秋季返回中國。

1912年民國成立後不久，教育部把全國劃分爲六大學區，每個學區設立一所高師，這樣全國就有六大高師，加上北京大學，全國有七大學府，其中以南京高師和北京大學最具水準和聲望，二者並稱「北大南高」。竺可楨留學回國後在武漢、南京、天津等地任教授長達十年。最後於1900年落腳南京高師（南京大學前身之一），因爲「南高」聚集了一大批留美學者，校長郭秉文也是留美博士。他力邀竺可楨來「共襄盛舉」。

在南京高師，竺可楨被聘爲「文史地部」教授，講授氣象學。「文史地部」分文學、哲學、歷史、地理四系。竺可楨分析世界形勢後，認爲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沙皇俄國以區區720萬美金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執政者缺乏地理知識所致。日本人對於中國地理的研究遠遠超過中國人，日本出版的關於中國地理方面的書非常多。當時的美國已有頭等測候所兩百多個，而在中國只有上海、香港等兩三處外國人辦的測候所。對此，竺可楨決心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要創辦最新型的地學系，培植中國人自己的地學家。1921年東南大學在南京成立，1923年南京高師併入東南大學，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並擔任系主任。1927年東南大學等八個高校合併爲中山大學，再改名爲中央大學。這一年，竺可楨被任命爲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並於當年在南京建立了第一個由中國人管理的氣象臺。他後來被大家稱爲「中國氣象學之父」。

氣象學家、地理學家和教育家竺可楨，攝於1940年。（圖／取自維基）

後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推薦，蔣介石選定竺可楨爲浙大校長。蔣約見了他這位同鄉學者，但竺可楨並沒有馬上答應，推說自己現在正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要與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商議後再定。隨後，竺可楨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提出擔任浙大校長的兩個條件：第一，財政須源源接濟，不能中斷。第二，校長有用人全權，不受黨政干涉。蔣接受。1936年4月25日，四十六歲的竺可楨正式就職。從1936年至1949年，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十三年，創造了一個「奇蹟」，浙江大學由一所規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學，變成全國排名第三的大學，僅次於北大和清華，且迅速崛起成爲世界知名大學，並被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爲「東方劍橋」。

竺可楨任浙大校長時，曾經「三顧茅廬」敦請儒學大家馬一浮，禮聘浙江大學前校長邵裴子，他求賢若渴的精神成爲浙大辦學史上的美談。竺可楨聘請了胡剛復、梅光迪、張蔭麟、王淦昌、王璡、盧守耕、周承佑等三十多位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而對於不稱職的教授即使居系主任等領導地位也要解聘。

當時浙江大學物理系有一位束星北教授，是一個天才的科學家，被譽爲「自然科學界的陳寅恪」，李政道、吳健雄等都曾師從他。但束星北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他在國外留學六年，換了九所大學。他對教授非常挑剔，如果他認爲這所大學教授講得不好，就換另外一所大學。最後，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拿到一個碩士學位，然後又到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拿了另一個碩士學位，雖然不是博士，但學識非常淵博。1932年回國後，先在一所軍校擔任物理教官，曾當面批評蔣介石不抗日，被軍校解聘。後到浙大當教授，課講得非常出色。

浙江大學西遷時，束星北對竺可楨在很多方面的表現不滿，多次頂撞他，並指責他沒能耐去弄錢。竺可楨總是一笑置之。因爲有本事，束星北的脾氣也很大，曾對總務主任飽以老拳，指他常常在實驗設備和實驗材料上「無理刁難」，事後束星北自知不應打人，主動向竺可楨認錯，也當面向總務主任賠了不是。不久，在校務會議上有人提出，大學教授爲人師表，打人還有資格做教授嗎？認爲浙江大學不能留束星北，在會上爭吵不下。但竺可楨認爲束星北是個人才，他說：「我們用人是用他的學問，又不是用他的脾氣。」力排衆議把束星北留下來。

浙大的費鞏教授在一次教務會上，當面對竺可楨冷嘲熱諷：「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只會看天，不會看人。」竺可楨微笑不語。後來，竺不顧教育部「只有黨員才能擔任訓導長」的規定，認爲費鞏「資格極好，於學問、道德、才能爲學生欽仰而能教課」，依然請費鞏做浙大訓導長。

在聘請教授時，竺可楨敢於挑戰唯學歷是從的「偏見」。當年浙大化學系有個器材保管員叫查長生，早年因家境困難，無力上大學，只有高中學歷，在浙大化學系保管器材，常常去旁聽化學系的課，學完了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全部課程。抗戰期間，前線傷患需要大量磺胺藥物，而這類藥全部依賴進口。查長生翻閱很多外國相關文獻，自己實驗合成磺胺藥，合成後卻沒有辦法鑑定其療效。恰在這時，他的小兒子得了痢疾，情急之下，他把自己合成的藥給兒子吃，結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楨聽說這件事後，親自跑到查長生的家裡，懇切敦請他出來當浙大教師，給學生講課。

竺可楨長浙大時，蘇步青當時是數學系的主任，他的妻子是一個日本人，是早年蘇步青在日本留學時娶的。二人結婚後，她爲蘇步青生了八個小孩。抗戰爆發，浙江大學內遷，因爲蘇太太是日本人，竺可楨特地找到當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爲她開了特別通行證，最後才使蘇一家隨學校一起安全到達貴州。在貴州時，浙大「師生們住古廟破祠，吃紅薯幹，點桐油燈，百結鶉衣」。蘇步青的家境更加貧困了，他一個人的薪水根本不夠養家。爲了能讓蘇步青安心教學，竺可楨向教育部爲蘇步青申請部聘教授，使其薪資長了一倍。還讓他的兩個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免除伙食費等等。後來，蘇步青每次談到竺可楨時，都會非常感慨地說：「竺校長是把我們教授當寶貝啊！」

竺可楨登上《人民畫報》1963年第五期封面。（圖／取自維基）

1949年4月，共軍渡過長江，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等處「搶救學人」，竺可楨未隨胡適等人到臺灣，留在上海。其原因是共軍在進入上海時「軍紀嚴明」。1950年，竺可楨在北京定居，擔任中科院副院長。1961年竺家被打成右派的兒子竺津，在勞改農場死亡。七十一歲的竺可楨雖有喪子之痛，卻將愛子的死歸因於「失言、罪有應得」。1962年六月，七十二歲的竺可楨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3年他撰寫的《物候學》一書出版，爲中國農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晚年，他又發表了集其平生研究成果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引起世界性的關注。

1964年，竺可楨寫了一篇題目爲〈論我國氣候的特點及其與糧食生產的關係〉的論文，分析了光、溫度、降雨對糧食的影響，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許多設想。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高興，把竺可楨請到中南海，對他說：「你的文章寫得好啊！我們有個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彌補了八字憲法的不足。」

竺可楨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由於戰亂，只保存了從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記，總計三十八年三十七天，這期間沒有一天中斷過。這些日記是用蠅頭小楷寫的，共計八百多萬字。直到去世前一天，他還用顫抖的手在日記本上記下了當天的氣溫、風力等資料。

1974年2月7日，竺可楨因肺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四歲。

他和胡適在生命的歲月上打賭，他贏了，胡適只活了七十一歲；但生命歷程中某些遭遇，他有沒有委屈和遺憾，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竺可楨談「科學」

「據吾人的理想，科學家應取的態度應該是：（一）不盲從，不附和，以理智爲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禦，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二）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三）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苟且。」「研究科學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並非專重應用。但應用科學方法，利用厚生，至國家之富強之境，固亦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