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獎贏家《白日之下》票房慘淡，社會題材電影如何取得商業成功？
文｜未盈
一家福利院，虐待老年病友被曝光，卻能改頭換面重新開始；一個罪犯，犯下強姦殘疾人的罪行，卻依然逍遙法外；一個記者，深入福利院臥底調查真相，卻發現真相被記住的時間不超過兩天。
這是電影《白日之下》的內容，也是改編自現實生活中的悲劇。2015年，劍橋護老院安排老年人在露天平臺赤裸洗澡；2014年，香港“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被指控在辦公室性侵智障女院友，但因爲女院友的智力障礙無法出庭作證，導致律政司被迫撤控。直到2024年電影上映之後，法院才裁定原告方勝訴，張健華、康橋之家須賠償共約119萬。
此刻，電影和現實形成了互文。那些被侮辱，被傷害的人們，就像這個社會正在腐爛的瘡口，被隱藏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無人關注，無人在乎。正如影片中反派院長所說的那樣：“他們是先被家人拋棄了，然後又被這個社會拋棄了。”而即便報道出真相，也無法用法律保護一個小女孩，無法將罪人繩之以法。這種無力感讓《白日之下》中的女主角最終放棄了新聞職業，選擇其他道路來維護正義。
這個結尾，讓整部影片的基調壓抑、沉重，少有讓人輕鬆一笑的時刻。映後影院裡面一片沉默，似乎觀衆都被影片裡揭示的殘酷現實所震撼，也爲反抗罪惡時的無能爲力而揪心。這種不留餘地的犀利，讓《白日之下》被影迷稱爲港版《熔爐》，豆瓣評分8.0，並斬獲了今年的三項金像獎。但遺憾的是，該片因前後部分的敘事節奏不夠統一，困境不夠聚焦，內地上映五天，截至目前，票房只有757.8萬元。
《白日之下》這類電影，我們並不少見。因爲反映了社會現實的困境，它們也被稱爲社會題材電影，耳熟能詳的《我不是藥神》《少年的你》《不止不休》《正義迴廊》等等都屬此類。這種類型的電影往往因爲題材沉重，娛樂性不強，觀影門檻很高，所以很多都止步於小衆精英討論的圈層。
如何平衡好電影的商業屬性和深刻的社會命題，是這類電影能否真正實現破圈跨檻的關鍵。典型如《我不是藥神》，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還讓電影走進了大衆的討論範圍，並真實地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要想看到下一部“藥神”出現，“白日之下”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被侮辱、被傷害的人們
《白日之下》核心揭示的是兩大社會困境，一個是老齡化困境，另一個是殘疾人困境。
每個人都有老的那一天，當身體衰老到無法再創造價值，反而需要不斷向他人索取幫助時，就會變成一個遭人嫌棄的“包袱”。正如影片裡的那句話：“人老了就是包袱。”
女主角凌曉琪的爺爺是“包袱”，因爲被家人送進養老院，長期沒有得到關心，最終在絕望中選擇自殺；“彩橋之家”裡的通伯也是“包袱”，他無家可歸，只能裝傻在福利院度日，對他來說有片瓦遮頭就不錯了；還有的老人連死亡都沒有被登記，就這樣悄無聲息地從世界上消失了。在他們身後，數不清的貧窮老人都在面臨着這樣的困境。
而香港的社會並沒有建立足夠健全的福利機制，政府設立的養老機構牀位緊張，老年人和殘障人士需排隊15年才能等到一個公立牀位；而政府外包的私人福利機構，虐待事件頻發，可因爲養老資源的緊缺，政府只是警告而非取締這些違規的私人機構。監管的漏洞，讓電影中的老年人只能忍受福利院逼仄的生存空間、過期的食物、粗暴的對待，甚至是尊嚴的剝奪。
電影中運用水這個視覺意象，來象徵老年人的困境。第一次是曉琪帶着通伯去看海，通伯的臺詞中提到海浪淹沒頭頂，就像是生命在加速消亡；第二次，護工倒水來沖洗地板上的髒污，可是再幹淨的水也沖刷不了福利院裡的罪惡；第三次，一羣老人被綁在輪椅上赤裸身體，在露天陽臺上被護工用水管機械地衝洗，劇烈的水聲配上激昂的交響樂，不僅讓影片的情緒達到了高潮，更烘托了一種莊嚴的控訴。
導演將攝影機對準了弱勢羣體的苦難，迫使觀衆注視着他們的傷口。其中最令人心疼的就是那些智商有限，有口難言的殘疾人，即便他們遭人欺凌，也無法言說，無力反抗。而他們的沉默，正是代表了這些弱勢羣體在社會中被漠視的處境。
阿亮被女護工用訂書機狠狠夾住皮膚，他的胳膊上佈滿了血紅的釘痕；小玲被男院長用雪糕騙進辦公室性侵，她的身體任人蹂躪。那一刻窗外飄起了雪，輕盈的意象和殘酷的敘事相交織，男孩自殺經歷了身體的死亡，女孩哭喊經歷了心靈上的死亡。可是沉冤沒有得雪，惡人依然逍遙法外。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在凌曉琪臥底調查的時光裡，她的善意爲他們帶來了些許溫暖，在阿亮的畫中，曉琪是那個保護他們遠離怪獸的英雄。
除了揭示這兩大困境，電影還探討了新聞能否改變現實的命題。
雖然凌曉琪報道出了真相，彩橋之家成爲了政府第一個取締的福利院，但老人和殘疾人不得不離開福利院，再次無家可歸。凌曉琪也從正義使者變成了衆人唾棄的害人精，她揭示的真相沒有在當下帶來正義，而她的報道又造成了弱勢羣體的新危機。這就是新聞的雙刃性，每一次曝光、每一個改變都會帶來轉型的陣痛，而深入其中的記者往往承受着旁人的誤解和屢次嘗試後理想的幻滅。
當曉琪處於至暗時刻時，通伯的一句話讓她重拾了希望——“不要爲做了正確的事而內疚。”這句話也是對銀幕之外無數身體力行，捍衛正義的理想主義者的安慰。新聞理想也許會被現實辜負，但只要堅持善良和正義，理想主義就永遠不會死；雖然罪惡不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但總有一天會迎來公正的審判。
可惜的是，《白日之下》這樣一部題材深刻，大膽尖銳的電影，雖然獲得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個重量級獎項，入圍了16項提名，但在內地票房表現並不好，上映五天只有757.8萬元。
也許一來是因爲老齡化困境離年輕觀衆相對遙遠，觀衆對此的代入感較少；二來影片揭示的困境不夠聚焦，前半段老年人困境和後半段殘疾人困境在敘事的節奏上略顯割裂；三來影片結尾顯得過於沉重，正義的缺席沒有給觀衆看到太多希望；此外電影的女主角餘香凝、男主角林保怡及配角整體陣容在內地的號召力不強，無法體現在票房轉化上。
社會題材電影如何取得商業成功？
像《白日之下》這樣的社會題材電影，不光具有審美價值，還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意義。它們的創作靈感往往來自於真實的社會事件，而創作者的初衷也是希望激發觀衆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思考，進而去推動社會制度的改變。像《熔爐》就是韓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推動立法的電影。
在國內，社會題材電影的目光往往會投向校園霸凌、拐賣人口、性侵家暴、兒童成長、殺人案件、疾病衰老等常見題材，這些題材也最能引發大衆的共鳴。
在校園霸凌題材裡，《悲傷逆流成河》用校園霸凌的社會題材，來加深青春疼痛敘事的深度，當年也被稱爲“國內第一部正面反映校園暴力題材的電影”。之後曾國祥導演的《少年的你》更是口碑之作，即便有大段的暴力戲份讓觀衆揪心難受，但他將敘事重點放在了少年之間相互守護的真摯感情上，情感的溫暖調和了整體基調的沉重冷峻，最終票房達到15.58億元，也讓很多人開始思考學校、家庭、社會、法律在保護未成年人上的失職。
在兒童成長題材裡，有《狗十三》《年少日記》《八角籠中》等作品，目前來說票房最成功的還得數王寶強導演的《八角籠中》。王寶強將自身從底層奮鬥的精神融入其中，講述了只能用格鬥衝出命運之籠的山區孤兒故事，這種勵志的精神和貧困的掙扎相配合，引發了觀衆的共鳴，最終收穫了22.08億元的票房成績。但角色的扁平、後半段敘事的不夠現實，依然是影片被詬病之處。
最愛取材殺人案件的當數香港電影，最近幾年的獲獎之作都是改編自真實殺人案件，比如《踏血尋梅》改編自“王嘉梅碎屍案”，《正義迴廊》改編自“逆子弒親案”，《毒舌律師》改編自“名模白骨案”，這些電影都頗爲犀利地透過殺人案件，來控訴香港社會中的不公，如香港移民的孤獨境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激烈的階級矛盾等等，它們構成了香港電影小陽春的新氣象。
不過這些電影的票房普遍沒有破億，只有《毒舌律師》的累計票房達到1.87億元，成爲了百年香港影史上首部票房破億的華語電影。該片票房成功的關鍵在於，通過一個正義律師反抗權貴的逆襲翻案，用爽文敘事和理想化結尾，極大地提供給觀衆情緒價值，滿足了人們對正義實現的樸素渴望。不過這種爽文敘事也削弱了批判現實的力量。
在疾病題材中，有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我不是藥神》等作品。《不止不休》聚焦於“乙肝歧視”話題，同時也和《白日之下》一樣，是一個複合新聞題材的故事。可惜這部電影的敘事節奏不夠緊湊，而且聚焦的事件也離觀衆較遠，即便有張頌文扛大旗，總票房也才止步於五千多萬元。
而《我不是藥神》可謂是社會題材裡口碑、票房、社會影響力兼具的佳作，也是社會題材電影中票房最高的一部。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陸勇案”，陸勇爲近千名白血病病友代購低價印度仿製藥，卻因觸犯法律被刑事拘留。這麼一個沉重的故事被文牧野用喜劇的方式來演繹，在笑與淚之間觸及社會和人心的痛處，最終斬獲31億元票房。
電影之外，民衆對於癌症病人買不起“救命藥”的熱議，引發了官方重視，推動了相關部門對中國《藥品管理法》的修訂。2019年新《藥品管理法》明確規定：進口國內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假藥論處。此外治療白血病的天價格列寧也納入了國家醫保範疇。在新政策的庇護下，昔日的“藥神”無需再冒着法律的風險，爲病友們代購救命藥，這些癌症病人的困境也得到了真實的改變。
總的來看，這些能在票房上獲得巨大成功的社會題材電影，往往都是調和現實的沉重和電影的娛樂屬性，既不會讓觀衆壓抑到喘不過氣，也不會失去鍼砭時弊的深刻性，從而讓這種“不那麼討喜”的電影，也能直面市場，走向大衆。
正如文牧野所說：“中國不是沒有現實題材，也不是沒有社會性的電影。中國市場上缺乏的是帶有市場性的現實主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