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份多雨
臺灣。九份。(範俊奇攝/有鹿文化提供)
(有鹿文化提供)
九份多雨。而九份的雨,其實已經編排在我的行程裡。我甚至把一支短柄摺合傘,預先藏進了行李箱。
那一年到臺灣,逗留的時間其實很短,短得就只來得及打個轉,但再怎麼倉促,我還是不肯把九份的行程刪去,即便只來得及當一天膚淺又魯莽的旅客,我想我也樂意。
而最主要是因爲,我記起《悲情城市》,辛樹芬拿着父親寫的介紹信,到金瓜石的礦工醫院當護士。初到九份,因山路不好走,負責照應她的梁朝偉安排了轎子把她擡進山裡,那時是昭和廿年,她第一眼見到的九份是,「好天,有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
我坐在電影院裡看上去,銀幕上的九份,清朗,舒爽,有一種素樸的美,和一陣撲面而來,說不出的熟悉,我於是把這景色牢牢記在心裡,並且告訴自己,將來若是有機會到九份,那契機,應當是侯孝賢替我埋下的這一份。
可我上九份的時間不對,碰上了梅雨季,那雨下得又密又急,我從巴士上下來,站在九份「暗街仔」的街口望過去,眼前就只有絡繹不絕的旅客和摩肩接踵的雨傘而已。
而我幾乎全程都是被人潮推着往前走。隨着人潮拾級而上,又順着人潮拾級而下。並沒有感受到九份懸在山丘的霧雨迷濛,反而沾了一身的雨水和一臉的茫然,在巷弄中隨着人流上落穿梭──坦白說,那一次的九份,比走馬看花還要倉促,比竹竿趕鴨子還要狼狽。那些一心想去探的、看的、訪的,比如祈堂老街恬靜的日式老屋和文青咖啡座,還有老街盡頭阿柑姨芋圓店──聽說只要走進去打開大面窗口坐下來,就可以靜靜看上一整個下午的山海,統統都沒機會實現──最終我唯有給自己一個苦笑當作獎勵,至少我沒有違背曾經給自己許下的承諾,就只可惜平白辜負了九份的靜美。
而這一趟的不合時宜,並沒有打擊我從電影裡和文字上對九份拷貝下來的印象──那開在山丘上的酒樓,那入夜掛起的燈籠,還有那從屋子裡傳出來的臺語歌曲和一家子人閒話家常的對白,一直都在我的腦海裡,一直都沒有被移開,更一直很想仔細看一看,九份掛在秋天的夜景。
離開九份之前,我收起雨傘,上了一輛開往瑞芳火車站的大巴,在巴士上剛坐下來,就聽見一個看起來明顯像陸客的男人,拔開喉嚨,對一個穿着花上衣的中年婦女說,妳把地址和電話留着,照片還給我,我們明天就回大陸了,如果真有什麼消息,麻煩妳打給我。
那女人馬上粗着嗓子回答,照片我不需要,你拿回去,都隔這麼久了,除了金瓜石,很多地方都拆了,怎麼可能還找得到,就算有消息我也不會打給你,我會叫我妹妹打給你,她在九份觀光局做事,在九份認識人多。
當時我隔着兩排座位,完整地聽到他們的對話,並且在他們互相推讓之間,瞄了一眼那張照片──
照片當然是黑白的。一位因爲面貌實在平庸,所以照片拍出來特別寫實的女人,眼睛睜得大大的,對着鏡頭,一點笑意都沒有。而且我完全猜不出來,照片裡頭那個對生命惶惶不安的女人被拍攝下來的時候,到底有多大年紀?
那男的用下巴指了指坐在另一列座位上的另一個男子,接着說,我們剛剛也到派出所跑了一趟,把資料都留下了,他們也只是說盡量,恐怕希望不大,但我哥哥一心想找回他母親,也不知道人還在不在。
你們不是親兄弟? 那女人明顯吃了一驚。
不是,是表兄弟。當年他跟他父親回一趟大陸,結果就回不來了,現在他父親沒有了,他想回來找他母親。
而另一個頭發花白,一臉憨實的男人這時纔回過頭來,開口說了幾句我完全聽不出來是哪一個省縣的方言。原先那男的聽了,馬上又把照片推過去給那女人,照片我哥說妳可以拿着,也許可以問問妳父母親認不認識,妳父母親還健在吧?
照片我不要,你拿回去,弄丟了我擔當不起,那女的語氣倔倔地迴應,我父親去世很多年了,我母親還在,但她很老很老了,不會認得出來這人是誰了,然後又有點過意不去似的,嘀嘀咕咕地又說,你剛纔早點見到我就好了,我帶你到黃金博物館去,裡面有個辦事的是我們親戚,他年紀比我們大,也許他會認得──
而她話還沒說完,司機已經扯開喉嚨喊了起來:瑞芳火車站,瑞芳火車站,回臺北的這裡下車──一個剛剛挑起線頭的故事,馬上又被剪斷了去。
而這故事會不會還有下文? 即便還有下文,其實又與我這個南洋人有何關係?我不過是個敗興而歸的遊客啊,而且整個故事也只是聽了個大概,根本搞不懂來路,摸不清底細,就只是碰巧在一輛從九份往山下開的巴士上,張開一雙天生愛聽故事的耳朵,聽了半截跨越兩岸的兩代人的故事罷了。
於是我站起身,一邊輪候着下車,一邊禁不住蹩起了眉頭,車窗外的雨勢愈來愈大,臺北的雨,原來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纏綿,還要執拗。而今天的九份,顯然一點都不九份。沒有侯孝賢。沒有吳念真。也沒有梁朝偉和辛樹芬,卻讓我留下了下一趟總得再回來的決意。九月這場滴滴答答的雨,一定有它的因由和道理。(本文選摘自範俊奇《天涯太遠,先到海角》,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