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業再議消費稅 700億元年稅收如何分配？

一年超過700億元的酒類消費稅，該怎麼收？

近期消費稅改革再次成爲酒業熱議的話題。在最近一些上市酒企的股東大會、業績說明會上，也有投資者問到了消費稅的話題。

1994年至今，酒類消費稅已經徵收了30年。其間雖然多次調整，但整體上酒類消費稅隨着銷售體量膨脹持續上升。

酒業的消費稅是在生產環節徵收，而此次改革探討徵收可能後移，且央地分配也可能出現調整，引起了酒業廣泛關注。

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的行業分析人士普遍認爲，白酒的消費稅從生產端調整到批發、銷售端徵收的難度較大，這與酒水銷售渠道龐雜、價格體系複雜有關；啤酒、黃酒、葡萄酒等徵收調整難度較小，但同時對消費稅的貢獻也有限。

與此同時，隨着不同品類、不同體量酒企加速分化，酒業對現行的白酒從量消費稅、葡萄酒消費稅等也一直有反饋意見。

白酒：消費稅徵收後移難度大

酒業是消費稅的重要貢獻者。中國稅務年鑑顯示，2022年的消費稅收入中，菸草、石油燃料、汽車、酒四大行業的消費稅分別佔到53.4%、33%、7%、4.6%。

2023年，消費稅收入規模約1.61萬億元。按比例推算，去年酒業貢獻的消費稅應該在740億元以上。

這當中，每年含稅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的白酒貢獻了大頭。

目前白酒產品同時面臨從價消費稅、從量消費稅，前者以最後一級銷售單位銷售價的60%作爲最低計稅價格，稅率20%，後者統一按照0.5元/斤或0.5元/500毫升徵收，不分產品價格。

以52度飛天茅臺酒爲例，每瓶除了5毛錢的從量稅外，在批發代理渠道，按照1169元的出廠價扣掉價外的增值稅後推算，還有124元的從價稅，而在直銷渠道，由於官方指導價更高，從價稅還要再高二三十元。

在多次稅務政策打補丁後，白酒的消費稅徵收已經相當清晰。平安證券研究就發現，2018年以後，白酒上市公司的整體消費稅率穩定在13%以上。

但本輪稅改，最受關注的是消費稅徵收環節可能後移至批發、零售環節，同時地方與中央關於消費稅也可能調整分配，目的是拓展地方收入來源、引導地方改善消費環境。目前，消費稅是完全上交給中央。

白酒消費稅後移，會面臨哪些變化？

在行業觀察人士看來，由於納稅主體和徵稅依據都顯著增加，消費稅徵收後移不僅會帶來稅基的複雜、波動，也會面臨較大徵收管理難度。

目前白酒的消費稅都是向生產方徵收，由酒企繳納至所在地稅務機關，納稅主體、量價依據清晰。如果後移到批發、零售環節，越往後徵稅主體越多，價格依據越複雜。

一方面，徵收後移後，如徵收依據調整爲市場零售價，理論上會提高稅基，但實際情況並不能一概而論。

以茅臺爲例，如果調整到零售環節徵收，稅基將從1169元至1499元提升至1499元、2500元、2600元甚至更高，如果調整到批發環節，稅基也將提高到2300元以上。這當然會帶來消費稅的提高，但其徵稅依據將隨着實際零售價、批發價波動而持續變動，並且波動會非常頻繁。

而面對市面上價格倒掛的產品，則可能出現稅基不升反降的情況。近年不少白酒產品都存在實際零售價持續低於出廠價的情況，包括不少名酒的大單品。

另一方面，白酒產品的渠道環節衆多，終端規模龐大，徵收難度大，渠道各個環節也價格不一，徵收依據也更爲複雜。

“酒類擁有龐大複雜的分銷體系，小、雜、亂是銷售商的主要特徵，無論是消費端還是經銷端，都會給徵收帶來一定困難。”知趣諮詢總經理、酒業觀察人士蔡學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白酒消費稅調整到零售端徵收，幾無可能。”山東省個體私營企業協會酒業分會秘書長、千里智庫創始人歐陽千里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終端很難承擔消費稅，個體戶、小規模納稅人、一般納稅人的納稅稅率都不同，很多終端門店甚至都沒有上游進貨憑證，徵收起來會有困難。”

夫妻店形式的菸酒店，在白酒銷售端廣泛存在。以山西汾酒爲例，其全國可控終端上百萬家。

調整至批發環節也有難度。對比消費稅貢獻更大的菸草、石油，白酒渠道體系要龐雜得多，經銷商之間體量差距大，不同地區經銷商的庫存還會互相流通，而且普遍存在提前大量進貨的情況，賒銷、退貨也時常發生。

如果調整至批發環節，一方面可能因爲影響經銷商的現金流和利潤，抑制渠道的進貨意願進而影響白酒企業的銷售，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較大的徵稅工作量。

前五大白酒上市公司，均有上千家經銷商。方正證券的研究就認爲，從徵收條件的成熟來看，白酒批發商數量也超過100萬家，跟當前生產商數量相比，明顯更難納入徵管範圍。

消費稅“下放”對酒企、地方影響不一

消費稅徵收後移，對稅務體系的監管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根據國泰君安的研究，英國、日本、韓國等絕大多數國家，酒類徵稅主要是生產環節徵收，僅有少數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等會在批發零售環節徵收。

當然，隨着酒企加碼數字化建設，地方徵收管理體系水平也在提高，國內後端徵稅的可行性依然是提升的。

如果最終調整，對於酒企和地方政府又會帶來哪些影響？

即便是消費稅徵收後移，也不代表酒企就能減輕稅負。爲確保市場競爭力，當前白酒生產企業普遍向渠道、終端提供政策性費用支持。一旦徵收後移，渠道、終端自然會向酒企要求更多補貼，減少甚至抵消這部分稅費開支。只有少數品牌力強、渠道議價力強的高端白酒可以拒絕補貼，而渠道、終端則會進一步向下游消費者轉嫁這部分成本。

有研究就認爲，頭部優勢酒企與中後端酒企會進一步分化。

而在不同環節徵收，會對不同省市產生不同影響。

白酒消費大省多在中東部，且一二線城市白酒消費能力更強，但頭部酒企多在中西部且集中在中小城市，消費地與生產地明顯不對等。

如果徵稅轉移到銷售端且地方可分享，廣東、山東、河南、江蘇、安徽等省份將徵到更多消費稅。如果徵稅依舊保留在生產環節，則有利於四川、貴州等白酒生產大省。

“牽一髮動全身。”有券商分析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評價。

但無論徵收是否調整，如地方政府能消費稅，將有動力鼓勵消費、改善消費環境，抑制地方保護主義，也可逐步改變以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

相比之下，業內對於白酒的從量稅反饋意見要更大。

由於從量稅不分價格統一徵收，越是高端白酒，越是提價，消費稅率反而相對越低。

平安證券研究發現，2007年到2020年十四年間，高端白酒（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消費稅率平均爲7.5%，而低端白酒（順鑫農業、金種子酒、老白乾酒）平均則達到14.6%。

這也導致了中小酒企客觀上面臨更大的消費稅負。不少行業人士就認爲，有失公平，影響中小酒企的生存，一直呼籲減免。21世紀經濟報道此前就瞭解到，即便是今年“兩會”期間，也有酒業人大代表建議取消白酒的從量稅。

其他酒類消費稅貢獻少

白酒之外，啤酒、葡萄酒、黃酒也都面臨消費稅，已經多年未變。

其中，黃酒和啤酒都是從量稅。黃酒是按照240元/噸徵收，1994年至今未變；啤酒在2001年調整後，目前根據出廠價有兩級稅率：每噸出廠價格在3000元及以上的（不含增值稅），250元/噸；每噸3000元以下的，單位稅額爲220元/噸。

相較於白酒，啤酒的價格更透明，渠道相對簡單，更接近於快消品以銷定產的模式，消費稅徵收後移的難度理論上要小於白酒。但由於均價低、消費頻次高，啤酒的價格敏感度也是各類酒類產品中最高的。如果徵收後移，會否影響啤酒的銷售？

“如果徵收後移，對啤酒價格我認爲影響不大，依然可以消化。一方面企業少了這部分稅後，出廠價可能會調整，另一方面企業可能會拿出一定補貼，渠道也會有一定彈性。”啤酒行業專家方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啤酒產量佔到所有酒類產品產量的六成以上，但其貢獻的消費稅遠不能與白酒相提並論。2023年全國啤酒總產量3789萬千升，不考慮體積質量換算，其貢獻的消費稅最多不到95億元。

黃酒對消費稅的貢獻更小。2023年，全國黃酒企業完成總產量190萬千升，按此推算去年黃酒的消費稅不到5億元。

葡萄酒則是被歸類爲其他酒，按照應稅銷售額10%的稅率徵收消費稅，從1994年持續至今未變。此外進口葡萄酒還另有關稅，其中部分與中國有貿易協定的國家如智利、新西蘭等可享受零關稅。

但由於國外葡萄酒普遍被視爲農產品，稅負顯著低於國內葡萄酒企，近年國產葡萄酒受衝擊規模和盈利都持續萎縮。2023年葡萄酒行業累計完成銷售收入90.9億元，對比五年前的2018年下滑了一半以上。

在葡萄酒行業看來，沿用原來的消費稅率，已經不能對葡萄酒消費產生正確引導，反而影響國產葡萄酒的競爭力。包括張裕股份前董事長周洪江在內的葡萄酒企人士，都曾多次呼籲取消或調整葡萄酒的消費稅，實現國內葡萄酒企與國外同行公平競爭。這一呼籲也得到過協會的支持。

而對於啤酒、黃酒，方正證券認爲，由於其零售商相對較爲分散，最終端可能觸及餐廳、小賣部等相對稅務徵管不太嚴格的環節，到最終端徵收消費稅的可控性偏弱，可能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

“針對更加面向大衆的消費品，徵收環節的下放可能逐級調節，即先後移至批發環節徵收，再緩慢過渡到在零售環節徵收的模式。”研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