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領航者的故事｜王振義：我願做一株清貧的牡丹

新民晚報“上海時刻”出品

圖說：王振義 採訪對象供圖（下同）

在上海市中心，有幾條平淡幽靜的小馬路。走過馬當路來到淡水路，沿着建國路拐進思南路，就看到了瑞金醫院的東南角門。77年前，大學畢業進入此門，從實習醫生做起，這短短的幾百米，王振義院士來來回回走了近一個世紀，平平淡淡，卻不平凡。 每週四上午，年已97的他依然會經過這條路，來到瑞金醫院門診大樓參加血液科全組參與的疑難病症研討。

沿途，有他讀書啓蒙的小學——上海盧灣一中心小學，收穫了畢生專業與摯愛的菁菁校園——震旦醫學院，以及奮鬥至今的工作崗位——上海瑞金醫院血液科；沿途，他走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解放初期到文革、改革開放，從新中國成立到建黨100週年。沿途，他只做過兩件事，求知、行醫。

這條宛轉“悠長”的小路，像一條彎彎曲曲的扁擔，挑起了王振義一生的得意與失意，成功與挫折、爲醫爲學、創新探索。

醫者心

圖說：王振義（中）與患者交談

“餘於病者當悉心診治。不因貧富而歧視，並當盡瘁科學，隨其進化而深造，以期造福於人類”，“餘於正當診金之外，絕不接受不義之財。”在王振義的書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生的宣誓詞”。說是珍藏，版本極普通，是他自己打印在一張A4紙上，這兩句話手動加黑；實屬珍檔，在王振義心中，半個多世紀前走出大學校園時留下的誓言，字字不忘，句句落實。

“請坐起身來，讓我聽聽，好嗎？”週四上午8點多，身着白大褂的王振義院士已經來到瑞金醫院門診大樓18樓的病房裡。他從口袋裡拿出聽診器，聽筒在手心裡捂熱了，才輕輕放在病人後背上。只見他一邊凝神靜氣地聽着，一邊低頭凝視着手錶指針，然後叮囑病人慢慢躺下。他俯下身，雙手相疊按壓患者左上腹部，捫叩腹部三角區，又仔細摸了摸病人肚子，做出一個和主治醫生不太一樣的判斷。

“這位病人脾臟有點腫大，在你們提供給我的資料中沒有提及。”檢查完畢，王振義院士習慣性地給病人整理好衣襟，拉過被子蓋住病人的肚子，微笑着與病人坦誠相見，“真對不起，我們還沒有治好你的病。你的病十分特殊，我們在努力。謝謝你給我看病的機會，讓我們醫生可以學習，可以進步。”

查完房回到會議室，裡面早已坐滿了三四十位中青年醫生，血研所大大小小的主治醫生都來了。王振義坐在其中，臉色紅潤，完全看不出是位超高齡長者。他安安靜靜地聽着不同研究方向的臨牀醫生作報告，時不時在筆記本上記一筆，偶爾還會坦率地提出一些疑問，“你爲什麼要在自己的診斷前面加上考慮呢？”在他看來，診斷是診治環節中每一位醫生依據自己專業下的判斷，臨牀醫生再依據各科室的檢查診斷，作出研判。“醫生水平有限或者檢查條件受限，診斷錯了，可以改正。”他覺得，醫生出具的診斷書上，應該去掉“考慮”二字，“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每位醫生都含糊其辭，最終讓病人怎麼辦呢？”

上午，最後一個發言的是報告人王振義。他打開PPT，用激光筆指點着每一頁上五顏六色的表格、數據和分析，逐頁闡述自己的觀點。每當引用別人的數據和論點時，他一定會強調引文的出處、時間和作者的學術背景等等。“真難想象，這麼專業的PPT和綜述，是一位近百歲老人做的”，“裡面都是《細胞》《自然》雜誌上近兩年的文獻，我都還沒來得及看呢”，“王院士，你給病例提供的診治思路，正是我們昨天半夜根據最新檢查報告想到的，今早還沒來得及和您說，您就想到啦！”......聽完王振義的研究報告，臨牀醫生們興奮不已，紛紛敞開話匣子，交流起被激活的創新思路。一場老中青三代醫生思想碰撞的“頭腦風暴”徹底點燃了。

每週的“頭腦風暴”，在王振義心目中是一場“開卷考試”，爲它做準備，是近30年來老人家堅持做的最快樂的事。爲了準備好每一場“開卷考試”，王振義要在書房裡忙碌上整整一個星期。在老人家不到10平方米的書房裡，兩臺40英寸的超寬屏幕電腦，幾乎佔據了一整面牆。如果不是親眼看到王老在電腦前熟練地操作着，還以爲這是IT工程師的居家操作檯呢。

“我目前可以做的工作，就是督促自己多看一些最新的文獻，綜合一些新的理論知識，給臨牀醫生和疑難雜症開拓思路，活躍創新。”王振義喜歡常看自己的腳，當別人以爲是“路在腳下”時，他會幽默一笑，“這個腳是不錯的，叫知足長樂。”

“如果說，我現在還有點什麼要求呢，就是想使得我的表達更好一些，使得我講的內容更符合大家的要求，更有些新知、有實際的效果。”至於“開卷考試”做到什麼時候，王振義沒空去想，“只要是對病人有利的事，我會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上面，一直做下去，做到做不動了爲止。”

愛花人

綠葉翩翩，枝條舒展——在徐家彙路一戶普通三居室裡，六七盆牡丹長得十分自在，幾乎佔滿了整個陽臺。春天還不是花期，牡丹獨有的從容與大氣，已透過滿眼翠色，絲絲縷縷溢出來。這些牡丹的主人，就是2011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王振義院士。早就聽說先生是愛花之人，果然如此啊！王院士雙手拄着柺杖，站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精神矍鑠、面色白皙紅潤，皺紋並不多，看上去只有七十多歲。他微笑着說，“現在，我只能賞賞花了，多數時間是別人來打理。”

客廳裡，牆上掛着幾幅牡丹圖，清雅淡然，絲毫沒有尋常牡丹花的馥郁濃豔。王振義搬過幾次家，現今的住所是醫院借給他住的，幾幅牡丹圖一直相隨。沙發上方懸掛着一幅清麗溫馨的牡丹圖，是畫家胡曰龍親筆所畫並贈送的；走廊中間的牆壁上，垂地懸掛着一幅中國畫，畫中灰石縫隙間，白牡丹堅韌紮根生長，靜靜盛開。“我最愛牡丹花，而我最要做的就是一株清貧的牡丹。”

清貧的牡丹，是王振義的追求，也是寫照。2012年，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建校60週年校慶時，將這位國寶級校友的求學行醫科學之路搬上舞臺，創作了話劇《清貧的牡丹》。直到現在，上海交大醫學院每年新生入學的第一課就是安排觀看話劇《清貧的牡丹》，演職人員都是學校的師生、醫護、員工。

有時，王振義也會躋身學生中間觀看，接受正能量的再教育。在許多年輕人眼裡，牡丹和清貧不搭界，雍容華貴和富養尊寵是一對。他卻參悟出深一層的精神寓意：我們做人要有不斷攀登高峰的雄心和氣魄，對待榮譽要有自我約束的力量；對事業要看得重，對名利要看得淡；生活要好一些，工資高一些，但是又不用太有錢，對財富要剋制些......“清貧牡丹富有人生哲理，希望更多人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哲學思想。”

站在客廳裡的牡丹圖前，王振義回憶起一件往事，“我做校長時，主持一個科研項目，提出的預算申請是50萬元。後來才知道，同行不少團隊提出的經費需求是100多萬元。”後來，有人打趣，“王校長啊，按照您的資歷就算是申請150萬以上的經費，也沒問題呀。也是呀，我怎麼就不知道獅子大開口呢。”他輕輕指點着畫中的牡丹，語重心長地說，“科學研究做得怎樣，不完全依賴錢多還是錢少。過去，西方世界卡我們脖子，我們自己貧窮匱乏，不也搞出了幾項世界第一的原創科研成果嘛。就像這清貧牡丹，自己傲然綻放，孑然芬芳，並不爲環境清貧而放逐自我。”

1996年，他獲“求是”傑出科學家獎100萬元獎金，自己只留下10%，其他的都捐了；2010年，他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500萬元獎金，絕大部分用於科研經費；2020年9月榮獲“未來科學大獎”的350萬元獎金，他都捐獻給了扶貧基金會......有人提出，用獎金建立“王振義基金會”，他堅持不出現“王振義”三個字。有人問他，迄今一共捐獻了多少獎金，王振義輕淡地說，“沒有統計過”。

由王振義原創的全反式維甲酸誘導分化療法公開向國內外同行推廣時，他堅持不申請專利，“我國自主生產的全反式維甲酸夠能使白血病患者少一點痛苦、少花一點錢，那我們爲什麼不迅速地向國內外傳播呢？”至今，他還是說那句老話：“我們既保持領先，又不壟斷。對此，我不後悔！”

科學路

圖說：2010年，王振義登上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領獎臺

2010年，王振義登上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領獎臺，授獎辭寫道，“作爲一名血液學專家，他成功實現了將惡性細胞改造爲良性細胞的白血病臨牀治療新策略，奠定了誘導分化理論的臨牀基礎，建立了我國血栓與止血的臨牀應用研究體系。“這其中提到的新策略就是：首次在病人體內證明全反式維甲酸對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有顯著的治療作用。

回顧自己的醫學生涯，王振義將其分成“三段論”。“我的一生搞了三個專業，都是醫學的。第一個，從解放初一直到1978年，搞的是血栓與止血。也就是如何止血。”解放初期，剛剛大學畢業的王振義進入廣慈醫院（現上海瑞金醫院）做醫生。那時，內科和牙科在一起。牙科醫生碰到一個棘手病人，牙齦出血不止，就讓內科醫生也一起想想辦法。這位新來的內科“小年輕”和別人的想法有點不一樣，要想止血，得先弄明白“爲什麼出血”啊。

“我記得此前在外文文獻中看到過一種輕型血友病，因爲缺乏D8或D9因子，會一直出血......”以此爲起點，王振義開始了長達25年的血栓與止血研究。1996年第三次出版發行的《血栓與止血基礎理論與臨牀》，發端了我國血栓與止血的臨牀應用研究體系之基。

1978年，下放後回到上海瑞金醫院的王振義，成爲一名血液科醫生，每天面對來自全國各地的血液病患者。其中有一種十分兇險的白血病，就是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我們醫生看到這個病都怕。”看病的過程中，王振義大腦裡“爲什麼”的小馬達時刻轉動，“病人爲什麼會得這個病，什麼方法可以治療？”，“維甲酸有療效，這個方法爲什麼可以治療？”......

那時，世界醫學科研進展到分子生物學，只有掌握醫學領域的前沿科學，才能真正解開“爲什麼”，“那我們就去學！”時任瑞金醫院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王振義，先後派出去三波學生到西方求學。“第一次，派剛畢業的年輕講師去美國留學，一去不復返了；第二次，派出一位教授去學，人瘦了一大圈，‘真經’沒學到；第三次，就是派遣陳竺去法國求學，最終帶回了分子生物學的最新發展。”

運用前沿醫學科學理念和技術，王振義開創了白血病和腫瘤的誘導分化療法，首創用國產全反式維甲酸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並闡釋機制，使急性白血病緩解率達到95%，5年生存率上升至目前的92%。1988年，王振義在《Blood》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迄今已被廣泛他引1700多次，爲全球引證率最高和最具有影響的代表論文之一。

1989年，相關研究成果獲得國家衛生部科技成果三等獎；1992年，獲得維克斯曼腫瘤基金會資助，出版《腫瘤的誘導未啊和凋亡療法》；1994年，王振義獲得國際腫瘤學界的最高獎——凱特林獎。此外，他還獲得瑞士布魯巴赫腫瘤研究獎、法國臺爾杜加世界獎、美國血液學會“海姆瓦塞曼”獎、求是傑出科學家獎、首屆“何樑何利科技獎”......王振義的第二段“科學旅程”，依然充滿了“爲什麼”，再一次收穫滿滿。

“1994年以後，我深感自己不能再做所長了。新技術進步太快了，年輕人都成長起來了，應該讓賢。”不做血研所所長，幹什麼呢？王振義將科研視野投向轉化醫學，開啓科學人生的第三站。“醫生只知道看病，不知道爲什麼，很難去創新。”從2003年起，每個星期四上午，王振義都會到瑞金醫院血液科病房，完成學生出題老師作答的“開卷考試”。

具體做法是，每個週五醫生們發來碰到的臨牀難題，王振義從週末到週三馬不停蹄翻閱全球文獻、查找理論、新知，思考解題思路，然後用電腦將答案成PPT。週四病例討論時，向各級醫生、進修醫生講解。“這樣既解決患者的診斷和治療問題，又起到教學作用。”

如今，“週週測”已堅持了18年。“最近這10年，我的‘開卷考試’答案已經梳理成《瑞金醫院血液科疑難病例討論集》專著，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第二集，共計42個病例、68萬餘字。例如第一集中的‘IgG4相關淋巴結病’一病，就是近年來新命名的疾病，討論既解決了患者的診斷與治療，又綜述介紹了此病的發病機制、診斷關鍵和治療方法。”王振義透露，第三集的梳理已經排上日程了。

新民晚報記者 馬亞寧

科學家口述實錄：那些人生的苦與樂

＊ 您是怎麼成長起來的？

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是怎麼成長爲現在的樣子。我覺得有一點，就是每一個新崗位上，都認真地做好工作，而且在工作當中學習，這是最要緊的。

我畢業以後在醫院裡面做內科醫生；到1960年，領導讓我到第二醫學院基礎部搞病理生理教研組，這是搞基礎醫學；三年以後，又叫我半農半讀醫專。在這之前，我做過法語班教師，還做過中醫老師。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在黃山山區做赤腳醫生，就用上了中醫中藥的方法治病，在山溝溝裡面看病，巡迴醫療。這段中醫經歷給了我許多醫學靈感，最早怎麼能想到用砒霜治療白血病呢？就是，中醫裡有這個說法啊。

直到現在，我每一天都還在學習。最近，爲了更好地準備“開卷考試”，我買了一臺新電腦。新電腦是蘋果MacOS系統，與以前用的Windows電腦系統完全不同，我就得一點點學，計算機我向年輕人學， PPT都是我自己做的。

＊您最開心的是什麼時刻？

我不能講最開心，我有好幾個開心的時候。比如說得到凱特琳獎是非常高興的，到美國去領獎，家人也在那邊，也很高興；“求是獎”時，我們醫院裡面一個秘書告訴我，王醫生你老來發財，一百萬獎金。2011年，我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在人民大會堂胡主席給我頒獎的時候，當然很高興了，但是我不流露在外面。

＊您最難過的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就是失去了我的老夫人。我覺得很對不起她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是她最困難的時候，比如在生我們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還在繼續工作，沒有去看她，後來她就跟我講，我說實在對不起，工作關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一家五個人就分在五個地方，一個兒子在東北，一個兒子在皖北，一個兒子在上海工廠，我的夫人在南匯，我是在黃山腳下，那時是心裡面是最不開心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生活最好的時候她離開了。她去世三年前，她跟我說，現在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候。我說，是啊，過去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孩子也都長大了，獎也不少，什麼獎都有，但她生了這個病。所以，想起這個事情就覺得過去很遺憾，那個時候我不大懂得應該怎樣保持夫妻之間的感情。她生病的三年中，我們開始有一種更誠摯的感情，我照顧她，她要吃什麼我就去買什麼，年紀輕的時候倒沒有這樣子，因爲大家都忙着工作，但是我覺得這是不夠的，得從年輕時就應該注意這些事情。所以，你問我覺得心裡最難過的還是這件事情。

＊您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年紀輕的人不要忘了，學校固然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個人努力。舉個簡單例子，2005年澳大利亞的瑪莎得到諾貝爾獎，他畢業於澳大利亞西部大學，不是一所有名的學校。那地方稀稀拉拉的，高樓也沒有多少，城市也不大，學校也不是非常有名，但是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因爲，他在工作上很鑽研。唸書的時候，自己努力，自己學習；畢業以後，自己繼續學習，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您對教育怎麼看？

有人說王振義是個好人，有的人說“我早知道你是個壞人”，哪個是真實的王振義？我要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的道理。一個人的好壞是逐步培養出來的，一個人的培養是慢慢積累的過程。品質的種子，很多來自於家教。我小時候，爸爸說要好好讀書，每週回來都會過問我和哥哥的考試成績；媽媽帶我出去，會叮囑不要隨地吐痰，吐出去的細菌，另一個人會呼吸進去，做事要考慮考慮別人會怎樣。這些好學、善心的種子，那時就埋下了。

＊你對科技創新怎麼看？

中國的創新需要人才。不過，是不是人才，也不要盯着海外名校、知名教授這些標籤。引進人才固然好，本土培養的人才也有大量創新精英存在，值得好好挖掘。我大兒子70多歲了，他是上山下鄉那一代，在安徽插隊落戶，先是做化肥廠工人，堅持自學化學、物理，一直到研究藥物。慢慢地，一步步靠自己回到上海繼續鑽研。後來，他與中科大學化學的科研人才一道創業，從一個廠到發展爲現在四個工廠，生產一種生物製藥依賴的藥物基礎。

所以，引進創新人才方面，政府部門要好好考察，不要只看他有什麼頭銜背景，而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持續鑽研，搞出創新性、創造性的成果來。

＊您有什麼健康秘訣嗎？

哪有什麼秘方可言，我幾十年來堅持了16個字——知足知樂、合理安排、動腦動手、善心寬懷。

知足知樂，就是每一個人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哪怕只是很平凡很普通，比如廚師做好菜，清潔工把衛生打掃得乾淨......都是對社會有所貢獻。做好了自己的工作，這就知樂。譬如現在的我，我在開卷考試中，爲年輕的醫生提供了幫助，啓發他們解決病人的問題，我就很知足。每週一次完成後，我非常快樂。知足的反面是貪念，知足了就不會動腦筋做壞事。

這裡樂是“樂趣”“快樂”，要尋找樂趣。我尋找到“開卷考試”的形式，是種樂趣。合理安排很重要，包括不要安排大吃大喝。我一般晚餐只喝碗粥，早早休息；老年人遇事不要太過興奮，時間上做到科學安排。動腦動手，我運用電腦檢索醫學領域最前沿血液學臨牀資料，既動腦子又動手操作鍵盤。空下來，還會在另一臺舊電腦上玩一會兒紙牌接龍，看單位時間內獲得分數的高低，鍛鍊手眼協調、反應靈敏度。

“善心”，不是做一件事。作爲醫生要同情病人，對於有困難的人，要施援手。最近碰到個病人經濟很困難，要吃一種特效藥才能維持身體，但沒有錢。我就幫助和製藥廠聯繫，積極想辦法幫助解決。寬懷就是要常常想到別人。去年，我把350萬元獎金捐獻出去，就感覺到心底很坦蕩、很舒服。

字面上的16個字，要持之以恆、堅持不懈地做下去，絕非易事。一句話，“ 一個人的心態好，心態健康了，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