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閃婚”調查：“閃婚閃離”多地頻發，相親到領證多在三天內完成，男方最高支出四五十萬元

▲17萬8千元的彩禮轉賬記錄

紅星新聞記者丨王震華主編丨藍婧

編輯丨張尋 責編丨魏孔明

今年10月27日，張女士和兒子在貴陽一家民宿已經住了五天。這是兩人第十次到貴陽。爲了挽回“閃婚”後損失的20多萬元中介費和彩禮錢，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母子二人不停地往返於江蘇和貴州。

同一天，24歲的南昌姑娘小曾買好了去貴陽的高鐵票。今年7月初，小曾哥哥通過貴州當地婚姻中介帶回一名女孩。8月25日，女孩自行離開。9月13日，當地警方通知小曾，女孩涉嫌詐騙被刑事立案，“警方說她騙了好幾家。”

“12萬的中介費退了，15萬的彩禮，一分錢沒有拿回來。”小曾和70歲的父親決定，“要不回錢就不回家。”

10月11日，紅星新聞獨家報道了湖北崇陽一名31歲男子跨省閃婚後，因不堪忍受人財兩失服農藥自殺，引發全網關注。（此前報道>>在場丨31歲新郎，死於“跨省閃婚”五天後）紅星新聞記者隨後走訪發現，去年9月開始，崇陽另有四個家庭，在當地同一家婚戀公司的介紹和帶領下，先後前往貴州跨省“閃婚”，無一例外，女方均在半年內“離開”。

記者調查發現，實際在全國多個省份均有跨省“閃婚”出現，而當中牽線搭橋的中介大多有和貴州婚介合作的影子。

記者進入了兩個共300多人的微信羣，裡面都是“閃婚”失敗後想要挽回損失的當事人和家屬。曾經，他們帶着全部的積蓄，在當地婚介或“熟人”帶領下，試圖前往貴州尋找自己的幸福。

半年內“閃婚”三次，“都走掉了”

56歲的張女士和兒子在貴陽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只要五十多塊錢一天。即便如此，錢沒要回來，來回路費和吃住已經又額外花了五萬多元。

張女士老家在江蘇鹽城農村，和兒子在無錫的一個景區裡打工，兒子是保安，負責看守景區的監控，丈夫則在上海的工地上。

張女士就一個孩子，30歲了還沒結婚，“我們着急。”一個同事說可以幫着介紹，帶着張女士去了她老家安徽宿州，宿州的婚介所沒成，但說自己的總公司在貴陽，“那裡的女孩子多。”

去年11月，兒子在父親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貴州，一個禮拜就領了一名女子回來。沒想到，“一週後就走掉了。”好在全額退了彩禮，但婚介公司不願意退費，“說可以幫着再找。”根據雙方簽訂的協議，婚介所承諾在一年內負責找到“閃婚”對象。

第二個是今年快過年的時候帶回來的，在鹽城待了一週，對方又走掉了，女方說生活習慣不同。

第三個帶回家後，“天天要錢，哭鬧不停，還砸東西。”張女士提供了女方手拿菜刀哭鬧的視頻。女方把自己反鎖在屋子裡，報警說張女士的兒子家暴她。

一個多月後的3月15日，趁着張女士家人出去散步，對方“自己跑掉了”。彩禮加上買“五金”花的3萬多元，現金和紅包4萬多元，一共20多萬元。

據介紹，三次“閃婚”對象，都曾有過婚史，前兩個有過生育。第一個和第三個是貴州人，都領了證。第二個是福建人，沒領證。女方年齡都不到30歲。

因第三個“閃婚”對象彩禮一分錢不退，張女士到貴陽報警，警方在4月22日立了案，但檢察院以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女方被取保候審。

張女士又花了5000塊錢在貴陽當地請了律師，只辦成了離婚。而15萬元中介費，只退了11萬4千元。“說還要退兩萬塊，退到現在還沒退回來。”中介則透露說，女方已經在別的省又結婚了。

“閃婚”當事人來自多個省份，

有人領證後9個月女方生下孩子

兒子“閃婚”失敗後，張女士很快被有同樣遭遇的人拉進了微信羣。

一個羣有104人，另一個羣有207人，大都是到貴州“閃婚”失敗後想要挽回損失的。羣成員有的是“閃婚”當事人，有的是家人。分別來自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河南、陝西、浙江、福建等省，最多的是蘇北和安徽的。

在羣裡，大家最關心的是如何能夠立案，“羣裡立上案的，只有四個。”另外則互相打聽對方花了多少錢，要回了多少錢。再有，就是罵“死騙子”。

▲“騙婚維權羣”裡的聊天記錄

▲“騙婚維權羣”裡的聊天記錄

7月初，小曾陪着哥哥從貴陽帶着“那個女人”回到南昌的家。跟婚介所籤協議時，小曾和哥哥明確說過女方不能有喝酒、抽菸、文身等習慣。回到家，發現女方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積文身。

“來了第三天就開始哭，要錢，不停地要。什麼活都不幹，也不跟我們溝通。”樓下小賣部老闆告訴小曾，女方每天都要下樓去買四十多塊一包的荷花煙抽。“我們家做的飯她也不吃，自己點外賣和酒。”

這名“閃婚”對象走掉後，中介退了錢，然後說女方“騙婚”，跟他們沒關係。但這名女子的彩禮錢一分沒退，她對小曾說，現在沒有錢，“我去KTV上班之後再給你們。”

同爲湖北崇陽縣人的王博和黃玲後來發現，他們是在當地同一個網紅“紅娘”的介紹下，幾乎都是去年9月期間前往貴州相親。女方都來自雲南丘北，由當地同一個婚介所介紹。

女方跑掉後，姐姐黃玲通過律師在網上查到，“那家婚介有六七個官司在打。”一家損失了15萬元左右。“覺得丟人，弟弟半個月都沒出過門。”

王博的“閃婚”對象，因爲沒到結婚年齡，兩人當時沒領證。去年9月從貴州帶人回來，10月開始，對方就“變臉了”，“不理我，也不讓我碰她。因爲到（去年）11月，她就到法定結婚年齡了，不得不跟我領證。”

女方走掉後，20萬元的彩禮，只退了13萬元。中介費12萬元，“拖了好幾個月，兩個中介一個退了1萬5千，一個退了4萬。”前前後後，王博家一共花了37萬，“只追回了18萬多。”

“受騙”後，老人大都不願意公開。“錢沒了不說，外人知道了，小孩以後還咋說對象。”

▲跨省“閃婚”中男方與婚姻中介籤的合同。紅星新聞調查發現，中介收取的服務費多在10到20萬元之間

紅星新聞記者梳理30多個跨省“閃婚”失敗家庭的經歷發現，貴州當地婚介促成的“閃婚”多在一到三天內完成。在沒有交錢和籤協議領證前，婚介所不允許雙方過多接觸，不能加聯繫方式，否則“後果自負”。

“婚檢”和“領證”往往是在同一天進行，其中有人“閃婚”領證9個月後，女方生了孩子。男方生疑，做親子鑑定後發現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前體檢竟然沒有發現對方已經懷孕。”

還有一個陝西新郎，婚禮舉行後，女方以“心情不好”爲由返回貴州安順老家。沒多久，接到貴州來的電話，稱女方吃下一整瓶治療重度抑鬱的藥物，住進了ICU。“現在告婚介告不了，女方重病期間，也沒有辦法離婚。”

內向的相親者，着急的父母

“我哥性格有點內向。”第一次去貴州，是小曾陪着大她四歲的哥哥去的。

哥哥28歲，專科畢業。妹妹小曾只讀完了小學，13歲就外出打工。“父母重男輕女，沒辦法。”家裡準備的30多萬元中，有12萬元是小曾男朋友給的彩禮。

“閃婚”是70歲爸爸的主意，老家鎮上的一個媒人說服了他。去之前，爸爸說，不管怎樣，必須要帶一個回來。“到了貴州，婚介只讓哥哥和女方見了一面，“說了幾句話，就不讓繼續聊了。”

女孩子提供的婚檢報告是前幾天的。“問完女方要多少彩禮，就讓我們交中介費籤合同。”小曾說，條款都是對中介有利的，後面發生什麼糾紛跟中介沒關係。

“25歲，家人就開始催婚，每年都介紹，其中還有離婚的。一直沒成。”初中畢業後，王博就在浙江打工，去年30歲的王博回到湖北，婚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2018年，王博在縣城花了35萬元買了房，房貸已經全部還清，還花了14萬元買了一部車。在湖北當地的製衣廠，王博可以拿到9000元的月薪，不過要每天上12個小時的班，“沒時間找對象。”

▲記者獲取的一份女方寫給紅娘的服務費承諾書

紅星新聞記者接觸到的選擇跨省“閃婚”的家庭，男方年齡大多在28歲-30歲左右，多來自農村，學歷多爲高中以下，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因爲職業和性格原因，他們往往人際圈子較小，不善與異性交往。在打工地婚戀的機率小，而在老家當地，適婚女性少且多選擇外嫁。

隨着年齡越來越大，父母的催逼，婚介公司“一勞永逸”的宣傳，這些婚姻市場上的“弱勢羣體”，主動或被動地捲進了跨省“閃婚”的隊伍。也因此，對於女方“基本沒什麼要求”。

女方是否有過婚史，是否有孩子，都可以讓步，更談不上對女方經濟和家庭條件的要求。有一些“閃婚”，甚至連女方父母都沒有見過。也正因此，在“閃婚”後，只要女方不主動“出走”，男方和家人都會盡最大努力滿足對方的錢、物需求。

-④-

糾紛集中出現，

有律所不到半年接15起委託

“他們一家三口找到我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了。”穆河麗還記得今年4月17日那天的情形，“老夫妻帶着兒子，看上去很無助。”

穆河麗是貴州瀛黔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年輕律師。找到穆律師之前，鮑女士已經就兒子的“閃婚”經歷報了案，“警方認爲不構成刑事案件。沒有立案。”

這是穆河麗代理的第一起“閃婚”糾紛委託。此後不到半年時間，穆河麗又先後接受了五名“閃婚”當事人的委託，另有五名當事人前來做過諮詢。同期，穆河麗所在的律所一共接受了15起“閃婚”當事人的委託。

穆河麗是貴州當地人，此前，她對跨省“閃婚”的現象已有所瞭解，“只是前兩年沒有這麼多集體性的閃婚引起的糾紛。”同時，她也留意到，貴州當地也在加大力度打擊婚介的違法行爲，“在貴陽，有很多案件是以婚騙進行了刑事立案偵查的，涉及的人也很多。”

▲一份警方立案告知書。花32萬跨省“閃婚”不到兩個月，女方提出離婚，男方報警

“都是貴陽的婚介公司。過程都差不多，通過抖音和身邊的熟人介紹過來的。”穆河麗統計過，這幾起“閃婚”，中介費在10萬到20萬元之間，彩禮在12萬到20萬元之間，“男方平均支出30萬左右，最多的有四五十萬。”

在她看來，參加跨省“閃婚”的男性多是因爲性格原因，“大部分是家長在說話。”一般父母比較能幹，經濟條件小康以上，多爲鄉鎮人口，能夠支付三十到五十萬的費用。

而同意“閃婚”遠嫁的女性當中，穆河麗注意到，女方多爲有過婚姻史的女性，沒有穩定工作，文化程度不高。熟悉當地婚介市場的一位人士觀察到，有一部分女性是因爲各種原因揹負債務，急於緩解財務壓力而選擇閃婚。

在穆河麗看來，婚介和“閃婚”雙方籤的合同，多數條款對當事人是不利的，“違約責任大部分都歸結在男方，出了問題，幾乎與（婚介）公司無關。”穆河麗說，婚介公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心理，“如果不承諾結婚，父母是不可能同意交這麼高的服務費。”而目前對於婚介服務費的標準，法律上並沒有明確規定，“他們籤的協議都特別註明是自願給服務費。”

湖北，肖嶺鄉36公里外的崇陽縣城，閃婚後自殺的31歲新郎小飛生前的婚房現在已停下了裝修，從新房所在的小區往西，步行一刻鐘，走過兩條大道，就會發現一個碩大的婚戀公司的招牌，這家註冊於今年3月的婚戀公司，屬當地一個女網紅所有。

10月6日，紅星新聞記者以幫家人找對象的名義在微信上加了該網紅，其微信名後加着“貴州閃婚全國各地招代理”的後綴。得知記者的“來意”後，對方回答說：“我只做跨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