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悼念黃旭華的老人們

新華社北京2月14日電 2月14日,《新華每日電訊》開設“新華走筆”專欄，刊發新華社記者的行思錄。專欄發表記者宋立崑撰寫的文章《來悼念黃旭華的老人們》。

2月6日，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程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與世長辭。“卅載嘔心研潛艇深海蛟龍驚世界，一生矢志衛海疆大國重器鑄功勳”，輓聯無聲地勾勒了他默默無聞，卻又驚天動地的一生。

接下來幾日，人們不顧凜冽的寒風，從四面八方趕來黃老生前工作的研究所、殯儀館，送他最後一程。人羣中，不乏頭髮花白的老人。他們有的拒絕工作人員攙扶，堅持自己顫顫巍巍走上長長的臺階；有的坐在輪椅上，請身邊的人把他們擡上去；有的不僅自己來，還帶來了子孫……他們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不時向旁人講述自己與黃旭華的往事。

“20世紀60年代，黃老帶着我們在基地做試驗，我當時負責整理潛艇圖紙。”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職工胡天福出生於1942年，談起工作，只能斷斷續續回憶出些許片段，“我們只是做好了手頭的事，能跟着黃老造出核潛艇，這輩子非常值得。”

採訪近10位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職工，發現他們大多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在“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號召下，一畢業就加入了研究隊伍。他們都曾拖家帶口，多次跟隨黃旭華和研究所跨省搬遷，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談起當年的功勳，好幾個老人用一句“專業對口，國家需要”，就概括了一輩子的事業。

有研究所工作人員解釋說，在幾十年如一日的秘密工作中，許多人跟黃旭華一樣，從未對本部門以外的人，談起過自己的工作。同時，建造大國重器，每個人的分工專業而具體，公式和數據佔據了許多精力。每個人的貢獻毋庸置疑，卻很難說出媒體想要的故事。“也許，工作之外，會有更多共同記憶。”

果然，談起生活中的黃旭華，老人們打開了話匣子。

第七一九所退休職工黃忠寶是上海人，與黃旭華共事了近60年。他告訴記者，最艱苦的時候，研究人員每月只有2斤大米和2斤麪粉，其餘都是粗糧。由於駐紮在海邊，氣候潮溼，稍不注意糧食就會發黴。所以，包括黃旭華在內的研究人員，總是抓住出差或探親的機會，想方設法買一些細糧揹回來。“自己捨不得吃，都給孩子們吃了。”說罷，他從弔唁大廳走出，又回頭深深望向黃旭華遺像的方向，隨後戴上灰色貝雷帽，緩緩走下臺階。

黃旭華生前辦公室的玻璃板下，壓着一張2008年他指揮大家合唱的照片，這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許多老人記得，他熱愛生活、多才多藝、浪漫樂觀，歌聲非常有感染力。

今年81歲的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職工曹志榮對黃旭華“海邊的歌聲”記憶猶新。

原來，研究所駐紮在海邊時，離當時的職工宿舍足有10公里遠。那時公共交通不發達，很多時候下班後，他們不得不結隊從海邊走回宿舍。

“海邊的砂石路只有一米多寬，而且很磨腳，我們迎着風沙走，一年要磨破好幾雙鞋。”曹志榮說，時年40多歲的黃旭華看大家走得寂寞，就帶領這羣當時只有20多歲的小夥子唱歌，最常唱的歌曲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歌詞裡寫，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唱着歌，總是不知不覺就走到了。”

第七一九研究所於20世紀70年代末秘密遷至武漢。在舉辦弔唁儀式的大樓側面，是研究所的家屬區。一眼望去，都是整齊的六層小樓。聽老人們說，多數宿舍樓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才逐漸完工。如今，許多樓棟外牆老化，露出些許斑駁，在繁華的城市中顯得愈發不起眼。

或因身體原因，一些沒能到場弔唁的老人，靜靜地在陽臺上望着弔唁大廳。每隔一段時間，寒風會把其中一些老人“趕”回房間。過一會兒，他們就又出現在陽臺。記者注意到，一位住在五樓、身穿紅色棉襖的奶奶，將一面五星紅旗插在了晾衣架上，眼中滿是哀傷和不捨。

在弔唁大廳外，看到一個特殊的花圈，敬獻人一欄寫着“中國老五屆大學生聯合會”。查閱資料得知，“老五屆”是指1961年至1965年入學的大學生。花圈倚靠在外牆上，不知寄託着多少前輩的哀思。

老同事們緬懷黃旭華，不僅是在懷念曾經的領導、同事，也是在追憶那段激情歲月，那是燃燒的青春，更是不朽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