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港觀盤－從戶籍改革 看經濟右轉

在這個制度之下，人民被分爲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兩者戶籍的差異反映在各種社會福利，包括社保、教育、就業、生育、住房、土地等等。例如不同戶籍的學生，考大學的錄取分數是有顯著差異的。

有專家曾經表示，放寬戶籍限制，是讓中國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之一。人口流動和遷移的限制，使中國城市化水準滯後於國際一般標準，近億農民本該轉移到城市從事更高生產力、更高收入的工作，但在戶籍限制下沒有這麼做，造成國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人口遷移管制造成了消費損失，也造成收入損失。

今年4月初，中國國家發改委公佈「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宣佈要讓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戶規模，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要求城區常住人口100～300萬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500萬的大城市要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取消重點羣體落戶限制。也就是說，以官方文件確認了戶籍制度在大部分區域的取消，這是近年來改革的一大進步。

說到中國的改革，不可能忽略左右派之爭，這是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不僅是政治派別的利益之爭，也隱含了不同背景的價值觀衝突。同樣是開國元老，毛澤東的左與鄧小平的右，反映了其成長背景與其執政時代的環境差異。

中國當今的左轉，在過去幾年是顯而易見的，2018年中國股市的大跌，部份原因在於資本對向左轉的擔憂。

一刀切的供給側改革、國進民退，扼殺了中國最有活力的民營經濟，與當年朱鎔基的改革路線背道而馳。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導致不少中小企業裁員過冬，大額可選消費品受到打擊，例如汽車、地產、手機等等。

隨着中美的衝突的發展，以及實體經濟的壓力，促使了新一輪的改革。2018年底，中國財政部長喊話正在研究更大規模減稅降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表示，對於不支援民企發展的行爲，必須堅決糾正，這與「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國企」的態度截然相反，表明經濟政策向右轉。

上述政策左右變化的結果，也可以從數據中觀察到。2016～2018年，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降低。以工業增加值爲例，長期以來民營企業的增加值當月年增速高於國企。

在政策左轉之下，民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出現較爲明顯下滑，而國企的增加值增速則觸底回升，2016年，國企超過民營企業增速，並一直持續到2018年。而在去年底政策再度轉向之後，2019年1～2月，國企的工業增加值累計年增速降至4.4％，而民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上升至8.3％，出現顯著逆轉。

民營經濟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民營經濟數據的改善，爲市場帶來對景氣週期反轉的良好預期，也爲投資人帶來新的機會。（元大中國平衡基金研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