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AI行業把“擊敗中國”當目標 美專家：這樣想非常危險

1月16日消息，美國在與中國的人工智能競賽中正愈發執着於“取得勝利”，但專家警告，這種策略可能忽略合作帶來的潛在益處，並帶來一系列難以預料的後果。

本週，拜登政府出臺了新的出口管制措施，試圖限制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最終目的是阻止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技術落入中國手中。這項措施是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爲遏制中國人工智能發展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中的最新一環。

與此同時，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和Anthropic聯合創始人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等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人物也在呼籲“擊敗中國”。在這種氛圍下，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

保羅·特里奧羅（Paul Triolo）是全球諮詢公司DGA集團的合夥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美中關係未來”項目的高級顧問。阿爾文·格雷林（Alvin Graylin）是一位資深企業家，曾在臺灣電子公司HPC負責中國區業務。他們長期關注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以及美國製裁政策的影響。

在一場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對話中，特里奧羅與格雷林深入探討了最新制裁的實施背景、硅谷對相關政策的態度，以及將人工智能視爲“零和博弈”可能引發的風險。他們的分析揭示了過度強調競爭可能帶來的全球性隱患，並呼籲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審視人工智能發展的合作潛力。

以下爲此次採訪的編輯版：

問：你如何看待美國政府本週出臺的新人工智能擴散規則，該規則旨在限制中國獲取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

特里奧羅：總體來看，這項規則主要針對高性能計算集羣，並對最先進的“前沿模型”的專有權重進行了限制。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具體界定模型的性能水平。此外，大多數開放權重（即自由共享）的人工智能模型通常由用戶（包括中國主要的人工智能公司）根據自身需求進行調整和優化。

這一複雜且含糊的規則爲美國及西方的大型和中型超大規模企業的長期規劃帶來了顯著的不確定性。對於谷歌、微軟、亞馬遜和甲骨文等超大規模企業而言，這項規則可能引發一系列關鍵問題，例如國際擴張的步伐可能放緩或變得更加複雜，合規和法律成本增加，全球研發計劃受到干擾，以及執法要求的不明確等。

問：此前的政策措施，包括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實施的制裁，對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產生了哪些影響？

特里奧羅：美國的出口管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步伐。然而，從更廣的層面看，這些制裁反而促使中國政府更加註重團結一致和推動自力更生。爲應對制裁，中國政府投入了數百億美元，支持本土企業在關鍵技術領域迎頭趕上或擴大生產能力。這種努力已經引發了半導體行業的重大變革，同時提升了中國在開發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所需先進硬件方面的能力。

此外，中國的人工智能開發者展現出了極強的適應能力。他們擅長利用西方公司的傳統人工智能硬件，並逐步將國內的替代方案整合到自身的開發流程中。儘管在發展速度上可能不及西方同行，但中國企業在人工智能硬件和軟件領域的持續創新勢頭依然不容小覷。

問：你認爲爲什麼硅谷有這麼多人現在都在談論需要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

特里奧羅：這一趨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保守派風險投資家（主要集中在硅谷）與那些依賴誇大“中國威脅”來建立商業模式的科技公司形成了緊密聯繫。這種現象令人擔憂，因爲它將“中國威脅”、個人利益以及對高級人工智能監管的反對混爲一談。更爲嚴重的是，這種敘事將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描繪成一種“零和博弈”，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觀點。

特朗普政府深受這種“零和博弈”思維的影響，科技領袖和風險資本家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例如，OpenAI的奧特曼和Anthropic的阿莫代伊等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人工智能領域領軍人物，已經通過撰寫文章、發表評論或發佈公司聲明等方式，強化了關於中國人工智能威脅的論調，並推動了零和競爭的觀點。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支持這種立場。例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就可能對此持反對意見。他一直呼籲國際合作和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治理，並強調人工智能安全問題需要通過全球範圍內的共同努力來解決，其中也包括與中國的合作與交流。

問：難道美國不希望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嗎？

格雷林：這種思維方式似乎暗示，中美之間在任何領域的合作——即使是在醫藥、能源開發等雙贏的領域——都應爲了維護美國及其盟友在人工智能發展中的“主導地位”而避免。然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確保對另一個國家保持持續的領先優勢，更不用說“贏得”這場競賽了。

推動美國對華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邏輯，建立在對未來衝突的假設之上。儘管人工智能可能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這一觀點本身卻仍然模糊不清。美國官員們迄今難以明確指出人工智能中所謂的“重大軍事用途”究竟指的是什麼。

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協作研究對人工智能的基礎性進步至關重要。根據行業研究，全球近一半（47%）的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在中國出生或接受教育。破壞這種互惠的良性循環顯然存在巨大風險，且可能適得其反。然而，當前的趨勢似乎正朝着孤立化的方向發展。

另一個重大風險是，中國可能會退出國際社會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多邊合作。一旦如此，建立一個切實可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體系將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問：美國實際上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多長時間？

格雷林：硅谷曾普遍認爲，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上相較中國領先一到兩年。

然而，這種優勢似乎正在縮小。來自中國的一些生成視頻和圖片的熱門模型，性能已與美國的領先產品不相上下。尤其是最近發佈的DeepSeek r1和v3模型，在性能上分別超越了OpenAI的o1推理模型和GPT-4o模型。這表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

此外，隨着人工智能計算逐漸從訓練轉向推理計算（即運行模型而非訓練模型時所需的計算），對採用最先進半導體節點製造的芯片的依賴正在降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DeepSeek公司僅成立於2023年，員工人數不足100，其計算資源也遠少於西方頂尖實驗室。

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的技術限制，實際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開發者變得更加具有創造力，並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此外，中國在獲取訓練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私人數據方面或許也具備一定優勢。

然而，隨着各國政策限制跨國數據流通，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正在顯現：未來可能會出現193個高度智能但受制於各自文化和價值觀的“主權人工智能”模型。這種局面或許對英偉達等公司的股價是個好消息，但對於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卻可能是一場反烏托邦式的噩夢。

問：你對即將上任的總統及其政府有何建議？

特里奧羅：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人工智能競爭，不僅對兩國自身，更對整個世界構成了嚴重威脅。這種競爭可能危及全球和平、經濟穩定以及技術進步。

因此，我建議中美兩國重新審視並調整各自在人工智能發展上的策略，不再僅將人工智能視爲軍事競爭的工具。雙方應建立強有力的對話機制，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標準，並推動組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聯盟。同時，兩國還需就人工智能的負責任使用達成一致，攜手開發監控並遏制人工智能全球濫用的工具。

此外，各國政府應爲跨國學術和產業合作提供支持與激勵。例如，一個類似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項目，將爲全人類創造更大的價值，並可能帶來和平的解決方案。而今天許多人倡導的“人工智能版曼哈頓計劃”，則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衝突和風險。

我們面臨的選擇看似簡單，卻至關重要：是沿着幾乎必然導致兩敗俱傷的對抗之路繼續前行，還是轉向合作，爲所有人創造一個繁榮、穩定的未來。（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