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孟 | 樑濤：假如齊國統一天下

一

經過伐燕之後，孟子與齊宣王的關係急轉直下。在這種情況下，孟子只能辭官而去。當孟子真要離開齊國時，卻有所不捨。“孟子去齊，宿於晝”（《孟子·公孫丑下》），晝位於齊國的邊界，再往前走一步，就離開齊國了。孟子卻停在這裡，不走了，連續待了三個晚上。一個叫尹士的齊國人對此非常不滿，《孟子·公孫丑下》4.12章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幹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畫像

尹士對人說：“不知道齊王不可能成爲商湯、周武，那是不明智；知道齊王不可能卻還要來，那就是爲了求取富貴。”“幹”是求的意思，“幹澤”，求取俸祿。“不遠千里來見齊王，不相投合就離去，可是在晝住了三個晚上才走，爲什麼這樣遲緩呢？我對此很不滿。”尹士的疑問是，既然辭官而去，就應乾脆利落，說走就走，爲什麼磨磨唧唧，這麼不痛快呢？恐怕還是捨不得在齊國取得的高官厚祿吧？以後也有學者是這樣理解的，例如南宋初年的鄭厚就說：“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於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認爲孟子是想賣個更高的價錢，可是後來齊王悔悟，不願擡價，孟子也覺得齊王出價已經不低，如果再不出售，恐怕沒有機會。“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己而還直。”指責孟子如同市井販婦討價還價，亦如小兒向父母撒嬌賣乖。（參見餘允文：《尊孟辨》卷下引）這當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有人把尹士的話告訴了孟子。孟子說：“尹士哪裡能理解我呢？不遠千里來見齊王，那是我願意的；不相投合而離開，難道是我希望的嗎？我是不得已啊。在晝住了三夜才離開，可我心裡還是覺得太快了，心想齊王或許會改變主意，齊王如果改變主意，一定會召回我。可是一直等到離開了晝，齊王還沒有來追我，這時我才毅然下定了回鄉的決心。我雖然離開了，難道肯捨棄齊王嗎？齊王還是可以行善的啊。”“王由足用爲善”，這句話很重要，“由”通“猶”；“足用”，足以。儒家的理想是得君行道、出仕以推行政治理想，故所依賴的權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滕文公曾拜孟子爲師，但滕國太小，不足以稱王天下。魏國雖然稱雄一時，但到了志大才疏的梁惠王這裡，已被折騰得差不多了，梁惠王自己也成爲諸侯嘲笑的對象。在孟子時代，最有可能統一天下的，一爲東方齊國，一爲西方秦國。孟子當然希望齊國統一天下，而絕不願看到秦國實現大一統。

二

復旦大學周振鶴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假如齊國統一天下》的文章，指出齊文化與秦文化類型不同，秦文化有三個基本特徵：中央集權、以農爲本與文化專制，齊文化則有地方分權、農工商並重與文化多元的特點，如果齊國統一天下，齊文化得以推行，以後的中國歷史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參見周振鶴：《假如齊國統一天下》，《二十一世紀》1995年第2期）周教授的設想，其實也是孟子所希望的，孟子雖然對宣王有所不滿，但仍希望借齊國之力推行仁政、王道，實現儒家的民本理想，而對秦國則絕不抱此種希望。

首先，在文化方面，秦國推行文化專制政策，“以法爲教”“以吏爲師”（《韓非子·五蠹》），追求權力的絕對統一。對於國家的法令，士人、民衆非議當然是犯禁，讚美同樣也不允許。商鞅變法，行之十年，初現成效，一些曾經反對新法的人轉而表示贊同，商鞅卻稱其爲“亂化之民”，將他們全部流放到邊遠之地。商鞅爲什麼這樣做？就是因爲贊同新法表示其仍有評判之心，這樣也就存在着非議法令的可能，最好的統治乃是讓民衆絕對、無條件地服從。做到這一點，一是要“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書·錯法》），一切以法爲準繩，利用民衆趨利避害的本性，通過爵祿和刑罰操控民衆的意志，驅逐其進行農戰。二是要推行愚民政策，“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則國安不殆”（《商君書·墾令》）。民衆不重視學習就愚笨，愚笨就安心農戰而無非分之想，這樣就國家安定沒有危險。爲了做到愚民，舉凡禮樂、《詩》《書》、孝悌、誠信、仁義等有可能開啓民智的精神文化都被視爲危害國家的害蟲，要一概禁絕，商鞅變法時已經“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是將其推廣到天下而已。

與之不同，齊國實行多元的文化政策，不強求思想的統一。齊國設立稷下學宮，廣聘天下賢士，稷下先生來自不同的學術學派，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思想主張，他們自由討論，相互辯駁，“不治而議論”，向國家建言獻策。孟子遇到的兩任國君都具有開放、包容的心態：威王鼓勵臣下、百姓向自己進諫，能夠指出自己錯誤者給予獎賞；宣王喜好文學遊說之士，在重大事件上經常徵求孟子的意見。他們的禮賢下士、獎勵學術，促成了齊國文化思想的繁榮，中國古代的百家爭鳴主要是在齊國稷下學宮發生的。可以設想，如果是齊國統一中國，以其對文化的重視和包容，焚書坑儒根本就不會發生了。

齊文化博物館紫銅浮雕《海岱齊風》

其次，在經濟方面，秦國有以農爲本的傳統，商鞅變法更是提出農戰的政策。商鞅的“農戰”不是指一般的農業生產，而是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用暴力打斷社會的正常運轉，使所有從事商業、手工業、服務行業以及依附於貴族的人口都轉向農業生產，實現全民皆農，人人皆農，這就是商鞅變法所公佈的“墾草令”的基本精神。但是全民皆農，顯然是違背經濟規律的。隨着財富的積累，必然會出現社會分工；糧食雖然是必需品，但超出了需求就成爲多餘之物，而必須轉入流通，但“墾草令”恰恰規定“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君書·墾令》），商人不許買糧食，農民不能賣糧食。故商鞅的農戰實際是以農備戰，農必須落實、轉化爲戰，商鞅分別稱之爲“摶力”和“殺力”。“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商君書·壹言》）“摶力”是聚積民衆的力量，“殺力”是消耗民衆的力量。“摶力”是積聚財物與糧食，爲對外戰爭做準備；“殺力”則是將多餘的財物、糧食消耗掉，換取軍事上的勝利。前者是富國強兵，後者是擴張兼併。只“摶力”而不“殺力”，或只“殺力”而不“摶力”，都會導致混亂和滅亡。因此，商鞅的農戰實際是一種戰時軍事政策，只可以行之一時，而不可以行之久遠。社會不可能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一旦勝負已定，戰爭結束，農戰便難以爲繼了。但商鞅誤將這種戰時軍事政策當作長久的治國之策，認爲“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商君書·農戰》）。專一於農戰不僅可以行之一時，還可以行之久遠，甚至百年、千年。這就爲秦國後來的失敗埋下了禍根，秦二世而亡，良有以也。

與之不同，齊國地處山東半島，三面臨海，享有“魚鹽之利”，封國之初，姜太公就確立了“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的經濟政策，積極發展工商業，同時開展對外貿易，齊桓公時開闢了通往朝鮮半島、日本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形成與中原諸侯國大陸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是名副其實的“海洋之國”。齊國重視工商業，對農業也沒有忽視。齊國土地資源多樣，既有適合魚鹽的瀕海鹽鹼之地，也有利於農業耕作的膏壤千里，經過開發，農業得到長足的發展，出現“粟丘如山”的景象。在處理農業與商業的關係時，齊國不偏於一方，既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也不忽視工商業促進流通、增加社會財富的作用，這與秦國重農抑商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

姜太公塑像

再次，在政治方面，戰國時期各國均向中央集權發展，中央集權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郡縣制，國君不再把土地分封給大夫，而是設立郡縣，郡守、縣令由國君任命，通過他們牢牢控制地方，實現中央集權。其中，秦的郡縣制最爲完善，權力也最爲集中。七國之中，唯有齊國未曾實行郡縣制，而採取了五都之制。五都包括國都以及與其平行的其他四都，地方行政權力分屬於五都，而不盡集中於國都。不但行政權力分散，軍權亦不集中，齊國有“五都之兵”，可見軍權也是分散的。所以與其他各國紛紛設立郡縣不同，齊國始終實行的是較爲分權的都邑制。秦國統一天下以後，將郡縣制推行於四海之內，此後中央集權兩千年一以貫之而不改，不但不改，而且集權傾向愈演愈烈。地方主權幾乎蕩然無存，一舉一動皆需聽命於中央，毫無活力可言，遑論革新與改良，這種制度重在對社會的控制，不利於社會內部新因素的發展，更不可能實現向近代社會的轉型。相反，齊國的五都制相當於有五個分散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這種多中心的格局有利於釋放社會的活力，優於大一統的單極發展。

三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秦國“掃六合，一天下”，終止兼併戰爭，統一文字、度量衡，難道沒有積極意義嗎？當然有積極意義，但這是統一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秦制的專屬。齊國統一天下，一樣可以終止戰亂，一樣會統一文字、度量衡，只不過是統一到齊國的文字、度量衡而已，但對文化、經濟的促進作用實際是一樣的。相反，秦制中的種種弊端，如愚民政策、重農抑商、專制集權等，卻因秦國的統一而被繼承下來。雖然秦二世而亡，歷代統治者也在不斷反思秦政之失，但以上三個方面由於適應、滿足了專制制度的需要，不僅沒有被清除，反而被保留下來，只是在程度上做了調整，沒有像秦制極端、苛刻罷了。所以歷史是有很多拐點的，拐點一旦出現就會形成制度依賴，要想改變就非常困難，除非有外部新的因素的出現。

秦始皇塑像

戰國時期有兩大歷史拐點，一是由士人倡導、宣揚的禪讓運動，二是各國諸侯間展開的統一天下運動。前者因爲燕王噲的讓國失敗而終結，此後世襲制被不斷強化，成爲兩千年專制社會不可動搖的政統。但我們不妨試想，假如燕王噲多一些政治智慧，平穩實現了權力轉讓，而子之又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經此禪讓，燕國變得強大起來，甚至統一了天下，那麼以後歷史的發展恐怕會大有不同！世襲制也不會被視爲天經地義的金科玉律，畢竟其缺陷是非常明顯的。同樣，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秦制的弊端是不是也有可能部分避免呢？孟子在世時，尚未看到秦國的統一，但他對秦制持否定態度則是肯定的。他主張對“闢草萊、任土地者”（《孟子·離婁上》）處以刑罰，針對的就是秦國的農戰政策。如果讓孟子選擇，他當然會希望齊國統一天下，孟子對宣王抱有幻想、充滿期待，正可以從這一點去理解。“齊王如果任用我，豈止齊國的百姓能得到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將得到太平。”孟子的期許或許有天真幼稚、不切實際之處，但他表示自己乃爲天下計而非爲個人計，則是真實的。孔子曾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希望齊國能接受魯國的禮樂政治，借齊國之力實現王道。其實孟子也抱有同樣的想法，宣王若能夠接受儒家民本理想，實行仁政、王道，真乃天下百姓之福也。孟子的願望沒有實現，這是孟子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

其實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事件屢見不鮮，古代希臘有雅典、斯巴達，雅典實行城邦民主制度，工商業發達，航海技術先進，在民主制度的氛圍下，重視文化教育，鼓勵學術研究。希臘三賢中，蘇格拉底、柏拉圖均爲雅典人，亞里士多德也長期生活在雅典，並建立自己的學院。此外，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著名幾何學家歐幾里得也都是雅典人，我們所說的希臘文化，其實大部分由雅典所創造，是雅典對人類文化的貢獻。斯巴達實行寡頭政體，以農業立國，對內實行軍事化管理，兒童生下來不健康的就扔掉，健康的纔可以活下來，長到六七歲便離開家庭，接受專門軍事訓練，培養集體意識和好勇鬥狠。除尚武精神外，其對人類文化的貢獻乏善可陳。然而伯羅奔尼撒戰爭恰恰是尚武的斯巴達打敗了崇文的雅典，古希臘文明從此衰落。試想，如果是雅典戰勝斯巴達，希臘是否會給人類貢獻更爲璀璨的文化創造呢？

柏拉圖塑像

齊國與秦國，正如雅典與斯巴達，齊國文化繁榮，百家爭鳴，秦國焚燬《詩》《書》，愚弄黔首。秦國戰勝齊國，統一天下，使華夏文化遭受一大劫難。在特殊的戰爭時期，高度集權、軍事化動員、愚民教育、崇尚武力可能會產生一定效果，但若將其固定爲和平時期的御民之術，必然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筆者是陝西人，是秦人的後代，但如果可以選擇，筆者也希望齊國而不是秦國統一天下。從這個角度去看，對孟子就多了些理解了。

作者簡介：

樑濤，中國人民大學傑出學者，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孟子研究院秘書長、“荀子與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荀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儒家道統說新探》《“親親相隱”與二重證據法》《新四書與新儒學》等著作，其中《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獲多項人文社科獎。

來源:《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6期，爲“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出土文獻與古代思想十五講”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G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