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諾貝爾化學獎的中國血統，還將拯救谷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青嵐】
諾貝爾獎的評選極爲謹慎，在化學獎上尤其如此。
根據一篇去年發表在《自然》網站的報道，諾貝爾獎得主從做出成果到獲得獎勵往往要等待20多年，其中生理學/醫學領域的“諾貝爾滯後”時間最短（26年），而化學領域的“諾貝爾滯後”時間最長，達到30年之久。
今年，這個規律被徹底打破了。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了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名單，大衛·貝克（David Baker）和來自谷歌DeepMind的戴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約翰·江珀（John M.Jumper）因在蛋白質設計與結構預測上的貢獻，分享了這一榮譽。
而此時，距離DeepMind推出其蛋白質結構預測工具AlphaFold，僅僅相隔6年，這一數據打破了CRISPR創造的最短“諾貝爾滯後”記錄。與此同時，39歲的江珀，也成爲過去半個世紀最年輕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很顯然，如火如荼的AI浪潮下，超然如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委們也難以繼續保持“定力”。
沒時間了，先上車再說。
撲向風口的，自然不只是諾獎評委，名單出爐後，連夜挖掘獲獎者事蹟的媒體恐怕也不在少數，而早在兩個月前，心智觀察所已經對這三位大佬及其技術成果，進行過詳盡介紹（詳見文章《在這迷人又壯美的科學領域，“中國玩家”能奮起直追嗎？》）。
在心智觀察所看來，戴米斯·哈薩比斯，無疑是今年獲獎者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作爲商場與學界“兩開花”的奇葩，哈薩比斯很大概率將創造一個空前成就，即成爲首個擁有諾貝爾獎的億萬富豪（billionaire）。
對於哈薩比斯，國內公衆或許會有既熟悉又陌生的印象。
說到熟悉，是因爲AlphaGo與李世石、柯潔的大戰，早已使DeepMind及其創始人哈薩比斯完成了一輪現象級曝光，而所謂陌生，則是因爲過去幾年OpenAI、英偉達乃至特斯拉等“後浪”洶涌下，DeepMind精心打磨的AlphaFold、AlphaGeometry、AlphaZero等一系列項目儘管各具特色，但卻再未重現過AlphaGo的熱度，這意味着其在輿論場上的形象不可避免地逐漸模糊。
當然，隨着此次AlphaFold被認可爲諾獎級成果，其他不溫不火的"Alpha+xx"項目再度翻紅也可以想見。
在旋起旋滅的湊趣熱情之外，哈薩比斯和他的DeepMind，的確值得更多公衆的視線停駐。
1976年，哈薩比斯出生在英國倫敦，由於他的母親是新加坡華人，因此幼時暑假總會像許許多多中國人所曾習慣的那樣，回到母親的家鄉盡情放飛。
根據哈薩比斯回憶，正式那些年夏天在新加坡市場上看到的新奇電玩產品，激發了他對科技的最初興趣。
少年時代，就讀於倫敦北部一所普通中學的哈薩比斯曾因其華裔血統遭遇校園霸凌：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有一半中國血統，少年時看起來完全就是中國人。我的名字很奇怪，很難發音。這些很容易成爲攻擊目標，我當時個子也很小”。
面對周遭惡意，這位13歲就已獲得國際象棋大師頭銜的天才少年，表現出相當不凡的心理素質：“我意識到這些嘲笑只是暫時的，它不會持續太久”。
1998年，22歲的哈薩比斯創立了自己的遊戲工作室Elixir Studios並一直運營到2005年，隨後重回校園攻讀認知神經科學博士學位。2009年畢業後，他再次開始創業嘗試，與兩位合夥人共同籌劃新的人工智能商業項目，也就是日後的DeepMind。
在DeepMind籌備過程中，哈薩比斯展現了教科書式的周密與果敢，耗時一年之久篩選可能有投資意向的美國富豪，最終將PayPal創始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確定爲遊說目標。
“當我們報名了能遇到泰爾的活動後，我花了幾個月時間思考如何利用與他交談的那一分鐘。我確實只有一分鐘，因爲他過去常常在會議結束後在自己豪宅安排一場活動。那裡有數百人，但每個人都想推銷一些東西......我研究了他的背景，發現他大三時下過象棋，那是我的‘入場券’。我沒有向他推銷我的商業理念，而是試圖激起他的興趣”。
成功拿到泰爾的天使投資，也爲哈薩比斯打開了硅谷鉅富社交圈的大門，馬斯克與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幾乎都是在電光火石般的初次接觸中被哈薩比斯所強烈吸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谷歌收購DeepMind的談判過程中，哈薩比斯還曾巧妙利用與Facebook的接觸作爲擡高要價的籌碼。
多年後一次訪談中，向來以扮豬吃老虎聞名的扎克伯格，也不得不向哈薩比斯的手腕錶達敬意。最終，哈薩比斯不僅拿到了超過5億美元的收購對價，還爭取到了谷歌方面對DeepMind獨立運營且不必承諾短期業績的條件。
在谷歌體系內自成一體，一方面給哈薩斯創造了施展抱負的足夠空間，爲AlphaGo、AlphaFold的“破圈”奠定了基礎。
但另一方面，如何處理與母公司的業務協同，也成爲一個棘手的挑戰。
回顧2017到2023年，或許正所謂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AlphaGo高光時刻後，哈薩比斯與DeepMind其實經歷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煎熬。
這一時期，谷歌組織架構內的AI基礎技術研究“中央軍”，無疑是由傑夫·迪恩（Jeff Dean）領導、深度學習教父辛頓（Geoffrey Hinton）坐鎮的Google Brain團隊，由於研究領域高度重疊，其與“雜牌軍”DeepMind之間很自然形成了內部競爭關係，後者各種Alpha開頭的探索項目被視爲噱頭十足卻不務正業，消耗了谷歌方面鉅額資金，對母公司產品與營收的貢獻卻遠不及Google Brain。
在作風霸道的迪恩與外柔內剛的哈薩比斯各自帶領下，兩大研究團隊之間的關係漸趨緊張，各種羅生門式的內部爆料中，DeepMind被指責不願與美國同事共享研究成果，谷歌倫敦分部來自Brain團隊的員工甚至不被允許進入DeepMind所在樓層，而DeepMind方面的說法則針鋒相對，聲稱谷歌Brain員工曾使用DeepMind代碼庫而未加註明。雙方的不信任感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DeepMind員工一度曾使用加密溝通工具，以防備母公司谷歌監控其動向。
與此同時，DeepMind創業團隊內部也開始上演“共患難易，同富貴難”的經典戲碼，聯合創始人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與哈薩比斯之間圍繞醫療保健項目產生了矛盾，在該項目被曝出不當使用患者隱私數據的問題後，其主導者蘇萊曼被迫退出DeepMind，其後輾轉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軟，與“發小”哈薩比斯就此分道揚鑣。
面對波詭雲譎的辦公室政治，哈薩比斯曾一度計劃將DeepMind從谷歌“贖身”，或至少比照微軟與OpenAI合作模式進行調整，成爲一家不受谷歌控制的“全球利益公司”，然而談判最終在2021年以失敗告終。
就在谷歌方面行將徹底“馴服”DeepMind之時，ChatGPT的出現改寫了一切。
面對ChatGPT顛覆傳統搜索方式的威脅，谷歌Brain團隊倉促推出AI聊天機器人Bard，然而其首次公開演示卻成爲名副其實的災難，後端大語言模型LaMDA輸出內容出現明顯事實錯誤，令谷歌股價應聲暴跌，僅僅兩個交易日市值蒸發近2000億美元。
Bard事故後，怒火中燒的谷歌決策層很快拍板將Brain團隊從谷歌AI剝離，並與DeepMind合併，融合爲新的Google DeepMind，交由哈薩比斯統一管理，並直接向谷歌CEO桑達爾·皮柴彙報。
這位被辛頓譽爲AI屆奧本海默的科研領軍人才，終於在隱忍多年後，站上了谷歌AI業務的一號位。
曾屢次逆境突圍的哈薩比斯，又能否成爲拯救谷歌AI業務的英雄？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首先需要的是釐清谷歌AI業務陷入被動的原因。
許多讀者或許還有印象，該公司前CEO埃裡克·施密特（Eirc Schmidt）在不久前一場公開活動中，曾針對其在AI競賽中爲何落後的問題給出了三點總結：
第一，員工懶散，“谷歌覺得工作生活的平衡、早點下班和居家辦公比獲勝更重要，而初創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爲人們拼命工作”。
第二，管理無力，“我認爲事實是創始人作用很重要，創始人需要掌控一切......他們要給員工施加很大壓力”（They push people hard）。
第三，組織僵化，"我們正處於最大增長、最大收益的時期，這也需要瘋狂的想法......就像微軟與OpenAI達成交易時一樣......如今，他們已經逐漸成爲最有價值的公司"。
儘管在其後掀起的輿論風暴中，施密特很快“認慫”，表示“對谷歌及其工作時間的言論有誤，我對自己的錯誤感到很後悔”，但危機公關的辭藻顯然不足以完全消解其影響。事實上，這位仍然持有谷歌上百億美元股份、與兩位創始人關係深厚的“局內人”，其言論相當程度上反映着公司股東層面的共識判斷。
這樣的分析，也的確切中了要害。
作爲當前依然掌握着全球最多頂級AI專家、擁有全球最大規模AI算力基礎設施的企業，谷歌在迎戰OpenAI時左支右絀的表現，主要原因在於組織架構上的“大公司病”。
曾在LaMDA團隊任職的谷歌前產品經理內馬德（Guarav Nemade）就曾形容道，谷歌的組織架構之低效臃腫，使其在與OpenAI競爭時“就像一輛試圖跟上法拉利速度的大型半掛卡車”。
另一位離開谷歌的前員工則表示，谷歌充斥着一層又一層八面玲瓏、善於擺平內部“麻煩”的管理者，卻缺乏真正擁有方向感和使命感的領導者，他討厭溫水煮青蛙的感覺，“今年會很平庸，比去年差但比明年好”。
這似曾相識的景象，不能不令人想起曾經的功能機王者諾基亞。
面對當年美國智能手機新廠商的衝擊，時任CEO康培凱（Olli-Pekka Kallasvuo）儘管能夠憑藉嫺熟財技維繫着老大帝國的漂亮報表，卻在產品市場上節節敗退，直到2010年其被忍無可忍的董事會解僱，但後來者重振諾基亞手機業務競爭力的合適時機已然錯過。
在溫和地走入那個良夜之前，谷歌對AI業務組織架構的調整不僅必須，並且越快越好。去年以來，該公司在AI組織與業務上的一系列大刀闊斧調整動作，也印證了這樣的內在邏輯。倫敦DeepMind與美國本土Brain團隊合併，可以被視爲對微軟經驗的效仿，即施密特所推崇的“實質上把AI主導權外包給Sam Altman和他的團隊”。
新的模式中，哈薩比斯顯然重任在肩。對照施密特所總結的谷歌AI業務積弊，哈薩比斯的確堪稱目前“背水一戰”的最佳領導者人選。
與傑夫·迪恩等根正苗紅的谷歌元老相比，哈薩比斯最大優勢在於其具備真正的“創始人”歷練，這位看似內向木訥、滿身書呆子氣的宅男，在其過往人生經歷中已多次證明了自己的商業嗅覺、管理能力和技術判斷力。
某種程度上看，哈薩比斯甚至可以被視爲OpenAI首席執行官奧爾特曼的加強版：同樣對產品技術傳播價值和受衆感知有高度敏感，在管理上更具手腕，對前沿技術更有透徹許多的理解能力。
自去年4月組織架構調整以來，儘管出現過所謂Gemini文生圖的種族歧視風波，但總體而言，通過一年多來的業務梳理和團隊融合，匯聚了全球最多深度學習頂尖專家的Google DeepMind，已經在哈薩比斯帶領下有了新的氣象。
作爲當下英美兩地團隊整合進度的直接標誌，以倫敦團隊Sparrow爲底層技術，將Bard大改爲Gemini並穩定迭代，足以顯示出哈薩比斯對這個合計兩千多人的龐大部門已形成有效管理，而在其一度遭遇所謂模型種族偏見的負面輿情後，谷歌創始人出面澄清也顯示出對哈薩比斯的堅定支持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模型咬牙追趕OpenAI的同時，哈薩比斯佈局的“後手”也已經漸露端倪。
今年5月的谷歌I/O大會上，哈薩比斯已經介紹了其AI Agent項目Astra，在Gemini模型的基礎上，Astra項目將探索人工智能助手的未來，通過手機或AR眼鏡等隨身設備與現實世界交互，處理多模態信息，理解使用者所處的環境，並在對話中自然做出反應。
根據Astra項目頁面的主要開發團隊名單，可以發現倫敦團隊已深度主導該項目，在移除內耗的情況下，谷歌在AI Agent上換道超車並非不可想象。
近期的一次訪談中，哈薩比斯本人也對此表達了極高期待：“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領域。我們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我們認爲這將是這類系統能力的一個重大轉變—當它們開始變得更像智能體時。我們正朝着這個方向大力投資，我想其他人也一樣......一旦我們讓類似代理的系統工作，人工智能將與當前的系統感覺非常不同，後者基本上是被動的問答系統，因爲它們會突然變成主動的學習者。當然，它們也會更有用，因爲它們能夠爲你完成任務，真正地完成任務”。
這種項目與資源的優化配置，還體現在巴黎奧運會期間引起熱議的“達到人類競技水平的乒乓球機器人”，從該項目完成人名單和技術細節看，同樣實現了倫敦與加州技術知識的融合，在Google Brain長期投入的乒乓球機器人項目中，通過結合DeepMind的MuJoCo物理仿真引擎，實現了性能飛躍。
隨着哈薩比斯掌舵的AI研發漸入正軌，有關其在谷歌體系內“更進一步”的猜想也浮出水面，在某些趣味競猜中，其已經成爲外界最爲看好的谷歌下一任CEO人選，隨着諾貝爾獎得主的光環加身，其競爭力或許將進一步提高。
不過對於這個話題，哈薩比斯的迴應鏗鏘有力：“我自己還沒聽說過這個。我可以做管理，但這不是我的熱情所在。這麼說吧。我總是試圖優化研究和科學”。
這番表態，絕非欲拒還迎的矯飾，早在多年前，曾經聽過他內部講話的人士就曾透露，哈薩比斯告訴DeepMind員工，他們應該敢於想象，開發能夠產出諾貝爾獎成果的通用人工智能（AGI）。
今天，DeepMind已經一舉誕生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在接受頒獎方採訪時，哈薩比斯激情描繪了他的創業願景：“我們從一開始就試圖將其設計成一個完美的環境，真正開展前沿研究工作，並將來自不同學科的世界專家聚集在一起。當然，當然有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還有工程學、物理學、生物學，甚至哲學。所以把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熔爐，爲他們提供資源、計算資源和其他東西。偉大的事情將由此產生。我們過去在貝爾實驗室等地方看到過這種情況，我受到這些地方黃金時代故事的啓發。我想嘗試自己創造一些類似的東西”。
對這個AI時代的貝爾實驗室之夢，不妨多一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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