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商科畢業生“瘋狂賺錢”的野心落空後｜深度報道
採寫/喬雨萌
編輯/計巍
在投行招聘市場的劇烈收縮下，銀行崗位成爲清北商科畢業生的“救命稻草”
過去十多年間，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經管、金融類專業吸引了一批“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他們滿懷野心，相信未來充滿可能性——進投行，年入百萬，和企業高管談笑風生，過上“空中飛人”般忙碌但光鮮的生活。
2023年9月，以爲“形勢一片大好”的他們迎面撞上劇烈收縮的招聘市場，之前在職業規劃中從未出現過的銀行變爲“救命稻草”。從投行到銀行，他們做出職業選擇改變的同時，也意味着進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評價體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頭”。
這背後是金融業近兩三年所經歷的震盪。盛時，“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監管來得猝不及防，從2022年5月開始，幾道“限薪令”，一紙“827新政”，以年終獎和福利補貼的縮水爲開端，投行的降薪、裁員、縮招接踵而至。
從投行到銀行，走上一條更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他們中有人心懷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動讓渡工作帶來的物質回報和成長，轉向對更加穩定和豐富的個人生活的追求。
這是一個關於信心和預期的故事，發生在金融業，不止於金融業。
中國建設銀行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校園招聘宣講會
“最聰明的人”
今年春節，徐凱陪母親到家附近的銀行網點辦卡。營業員看起來和他年齡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裝，頭也不擡地給他們講解辦卡的手續，語氣不帶起伏，一套冗長的流程不知反覆說過多少遍。隔壁櫃檯，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將手機屏幕貼到玻璃上，拉高聲音問對面，“小夥子，這個理財APP怎麼用啊？”
徐凱對母親自嘲，“這就是我以後的生活。”即將從清華大學經管類專業碩士畢業的他從未這樣預期過自己的未來，直至與殘酷的就業形勢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華”（指國內四家頂級券商，包括中信證券、中信建投證券、中金公司以及華泰聯合證券）之一的暑期實習即將結束。晚上6點，他合上電腦，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樓，輾轉1個小時後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電腦正打算繼續加班。“叮”，一封新郵件傳來，他點開，加粗的一行字衝入眼簾：我們很遺憾地通知，您未能進入XX證券的錄用環節。瞬間，“心拔涼拔涼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爲自己穩操勝券。
徐凱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軍，經過幾個月的提心吊膽，終於在今年初收到了國內一家銀行總行管培生項目的錄用通知。籤三方協議書前，他有些猶豫，想等等更好的機會。同學勸他，“現在這個行情下，別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在過去十多年間，經濟、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專業類別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優質生源。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華副校長的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個演講中感慨，“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高西慶也曾公開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機構吸引了整個社會上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
在各類金融機構中，投資銀行（在國內常被稱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鮮尤其令商科生們趨之若鶩，“可以說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華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這樣形容。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就業質量報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業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碩士畢業後進入投資銀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碩士畢業生入職投資銀行。一位北京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大四學生記得，四年前入學時，學院做過一個關於 Target Company（目標公司）的調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學的答案——都是投行。
這背後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鄙視鏈”：最頂端的是投行，銀行排在末尾。每個人的目光都朝上，沒人願意低頭。
但今時不同往昔，“現在這個行情”意味着他們必須接受幾年前“壓根不會考慮”的工作。徐凱出身於一個“銀行世家”，他的母親、舅舅、姥爺都是銀行工作者。母親之前經常苦口婆心地勸他：“兒子，銀行總行可好了，待遇好，風光。每次總行管培到分行學習，行長都得陪着。”母親說的次數多了，他急了，“我去什麼銀行？”
現實的當頭一棒來得突然。首先到來的是遠低於往年的暑期實習留用率，許多優質崗位往往在這一環節被鎖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訴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實習留用率可以達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緊接着是秋招時明顯的縮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計劃只有個位數，有的“乾脆不招”。
招聘人數和待遇同樣穩定的銀行在這時變成清北商科生們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尤其受到青睞。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親戚曾向徐凱透露，2023年，他所在銀行的管培生崗位在全國招大約60人，而應聘者中有將近3000人的簡歷包含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求學背景。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凱記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學對工作的討論中甚至從未出現過銀行這個選項。
競爭驟然加劇之下，招聘市場供需雙方的主動權極大地被逆轉。“海投”成爲普遍策略。秋招期間，徐凱一共投遞了三四百個崗位，最後只收到了三個offer，“之前準備了那麼久，付出了那麼多，辛辛苦苦地卷出來，最後被當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揀揀。”
“很無力，很不甘心。”他強調，“這是大家一致的感覺。”
徐凱經常在銀行的面試現場偶遇同專業同學。第一次覺得巧，第二次覺得挺有緣，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後，大家相視一笑，笑中盡是苦澀。
在投行實習期間，徐凱在學校圖書館加班
市場曲線
金融業曾“高歌猛進”。
中國政府網每年發佈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勾勒出市場變化的曲線。
2020年的報告中，“增長”“上漲”等類似表述貫穿始終——債券市場發行規模顯著增長，現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線平坦化上行，市場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利率顯著下行，銀行間貨幣市場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換及期貨價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大幅上漲，兩市成交金額顯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員工王安琪的記憶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
2021年，市場整體保持增長態勢。
徐凱就是在這樣的一年考入清華，那時他們同學間開玩笑時會說，“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嗎？”這並非誇張，王安琪記得，那是公司瘋狂擴招的兩年，“幾百幾百地招”。
2022年，嗅覺敏銳的人開始注意到行業下行的徵兆。
最顯性的變化是幾份金融業“限薪令”的陸續出臺，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證券公司建立穩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覈與薪酬管理指引》；8月，財政部金融司發佈《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及重要崗位員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於薪酬總額的35%，績效薪酬的40%以上應當採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於3年。
當年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中，措辭變得謹慎：債券市場平穩運行，國債收益率漲跌互現；債券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穩有序，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交易量持續增加，銀行間衍生品市場成交量保持平穩；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謝超公司的茶水間、衛生間、樓梯間，一些小道消息流傳——風雨欲來。
2023年對於金融從業者來說是不平靜的一年。他們首先迎來的是大幅縮水的年終獎。
謝超在一家業內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慣例，年終獎一般是9-12個月的工資，但2023年只發了2個月的額度，“象徵性地發一發。”王安琪聽說，有同事收到年終獎後吐槽，“比上一年年終獎繳的稅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補貼也在減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標準驟降，原來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萬豪，現在只能在如家和漢庭之間選擇；謝超公司原來的餐標是一天100元，“多花點也無所謂”，現在則要求嚴格控制在標準內，且必須在公司附近消費。
2023年8月27日，對投行從業者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證監會發布《證監會統籌一二級市場平衡優化IPO、再融資監管安排》，明確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階段性收緊IPO節奏”。在業內，這道文件也被稱作“827新政”。
IPO，意爲“首次公開募股”，是企業上市的必經之路。在A股全面實行註冊制的當下，企業在提交IPO申請後、成功發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經過受理、審覈問詢、上市委審議、報送證監會、證監會註冊幾個環節。
監管收緊之下，很多企業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絆絆。“827新政”推行後，IPO的受理數量明顯減少，審覈速度顯著放緩。2023年1月至8月，滬深市場核發IPO批文213家，啓動發行193家；2023年的後四個月內，僅核發批文32家，啓動發行44家。時間回撥，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別爲428、481、394家。
主動撤回IPO申請的企業也不在少數。據公開數據統計，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經有99家排隊IPO企業撤回申請，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請的企業爲274家。王安琪對記者解釋，這是因爲企業等不起，投資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業的財務業績不一定像當前那樣好。”無奈之下，企業紛紛另謀出路。
王安琪告訴深一度，“這種行政管制沒什麼妥協空間，說不讓上（市）就是不讓上。”
一般來說，IPO的準備時間短則一年，長則三年，投行正是從這一過程中賺取高昂的承銷保薦費用，所謂“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但隨着IPO大量終止，投行收入銳減，利潤驟降。以一向有“投行貴族”之稱的中金公司爲例，據其2023年年報，投資銀行業務營業收入同比減少40.3%，營業利潤率同比下滑22.2%。
“利潤變差，自然各種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還是人。”
降薪逐步由傳聞變成現實。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報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員工人均薪酬出現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幾度陷入爭議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爲116.42萬元，2023年降爲69.72萬元，降幅達40%。
在這輪集體降薪中，“限薪令”針對的高層員工首當其衝。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總額下降，平均降幅達15%。《財新》在此前報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時曾表示，中金被股東要求削減工資包，一度傳出“得砍去一半”的說法。
隨之而來的便是裁員。謝超告訴記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員”，以他所在部門爲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開始，“主動或被動走掉了快10個人”。據公開信息，2024年以來，中信證券的投行部門進行了人員調整，百餘人從IPO股權崗轉至債權融資、併購重組、投資等業務條線。
一位業內人士此前在接受《財新》採訪時直言，“整個行業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能夠轉崗而非直接辭退算不錯的了。投行做項目，一個IPO團隊人數少則十數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員還可能同時跟進幾個項目。現在除了 北交所 和科創條線有些機會，部分從業者都是無項目可推進的狀態。”
市場收縮的寒意一步步傳導到招聘端。
對於就業形勢的變化，身爲投行內部員工的王安琪和謝超並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會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會如此之深。”王安琪說。
行業形勢變化滲透到人才供給端存在一個時間差。大多數學生和徐凱一樣，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發現“沒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凱參加過兩次學院聚餐。六月時，空氣中浮動着燥熱，年輕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動，“大家都覺得形勢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學們交流完彼此去向後相顧無言，震動、無措、慌恐填滿沉默。
對於徐凱而言，投行和銀行代表着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
兩種生活
一次銀行面試結束，徐凱走出大樓，一擡頭，暑期實習的證券公司就在對面。實習三個月，他從來沒有留意過對面是什麼公司、在裡面工作的是什麼樣的人。
一條路的兩側，兩種人生走向。
最直觀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說差距。謝超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投行，員工入職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萬年薪，扣完稅也有六七十萬。即使面臨大幅度降薪，一個月稅後工資也有3萬多。
至於未來的銀行工作，徐凱向在其中工作的學長打聽過，第一年稅後月收入不到1萬。他發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塊夠一個人活，但要是有婚戀打算的話，挺難。”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穩定，但想到未來的收入，“有些恐婚”。
從本質上來說，這背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多位受訪者表示，對於“去能力化”的擔憂是他們之前很少考慮銀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節回老家期間，姥爺、舅舅與徐凱長聊，給他普及銀行內部的“文化”，打了兩劑“預防針”。
“第一針”是銀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規，是風險可控，是不要出問題。
徐凱在心中默默翻譯：螺絲釘一樣的生活，無趣，沒有新鮮感，沒有挑戰性。
“第二針”，銀行是一個重視“人”遠高於“事”的環境。
長輩們語重心長，告訴徐凱工作以後要轉換思維，高度可量化的考覈體系不會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國建設銀行曾披露過一個反映各崗位競爭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圖，越靠近塔尖，崗位的報錄比越高，而崗位的熱度和其在體系內的受重視程度緊密掛鉤。塔尖一層的職位有董事會辦公室、黨委辦公室、財務會計部等。
透過面試流程和選拔標準，徐凱逐漸感受到“銀行體系”的特點。
在徐凱參加過的銀行招聘中，一個常見的面試形式是無領導小組討論，“考察的更多是軟實力”，比如面試者的邏輯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相較於過往的專業實習經歷，候選人的學生工作經歷甚至是興趣愛好更受關注。
他還注意到，銀行招聘中，面試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規矩的西裝，“整體氣質很穩。”
“去能力化”的結果是跳出銀行體系很難，“進去就出不來了”。想到未來的生活，徐凱“一眼望得到頭。”
走上一條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徐凱是出於無奈，也有的人是主動選擇。
北京大學金融學碩士陳墨，在今年秋天將入職“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資投行實習過半年，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斷認清投行的“B面”的過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無人性”的工作節奏。那半年，陳墨每天8、9點起牀，“幹到12點閉眼，一週7天都是這樣”。除了加班，還有不計其數的出差。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出差率”的指標，計算方式是出差天數除以工作日總數，他所在業務組的平均出差率高達105%。
在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下，“身體的變化是看得到的”。實習半年，陳墨胖了20多斤，因爲完全沒時間運動，“每天凌晨回到家，簡單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運動？第二天還要上班。”脫髮，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擾。
被迫改變的還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陳墨幾乎在朋友圈消失，偶爾和朋友見面也都是約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沒有周末，沒有假期，出門一定帶着電腦，隨時待命。
他觀察身邊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憊，“眼裡真的沒有光”。他記得一個入職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國外工作的男友時隔一年回國，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邊的飯館和男友吃個飯。不湊巧，那天工作特別多，同事實在走不開，一邊幹活兒一邊反反覆覆按亮手機看時間，“都要哭出來了”。到了晚上10點，工作還是沒做完，陳墨看到同事出去打電話，回來時眼睛發紅。
職位更高的人從工作中收穫的價值感同樣有限。一位在一家頂級外資投行任總監的學長曾向陳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虛無和悲涼，“你可以把金融市場當成一個遊戲，玩贏了獲得遊戲幣，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讓自己沉浸在遊戲裡面，不敢想太多。”
“門口早餐店賣煎餅果子的大媽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實感。”陳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語間的蕭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能填飽一些人的肚子，還能收穫對方的一個笑容。”
陳墨也不認同很多人所說的銀行“去能力化”。在他看來，能力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國有銀行總行的黨委辦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當地省分行的行長都會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說這種工作不好嗎？你能說這種能力不重要嗎？”
意識到投行在高薪光鮮之外的另一面後，像陳墨這樣果斷作出選擇、切換道路的人不在少數。在北大學經濟的趙漾曾在一家工作強度和薪資同樣出名的投行實習了一年多，最後“身體繃不住了”，胸悶心悸、尋麻疹、腸胃炎全都找上門，斷斷續續住院一個月。出院後，她很快提出辭職，一心一意準備銀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發現，另一條路也不好走。銀行對於應聘者有着非常明確的偏好——
“碩士，黨員，北京人。”趙漾言簡意賅。
秋招期間徐凱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關於“預期”
徐凱有記日記的習慣。工作塵埃落定後，他收拾房間，翻出了本科和碩士期間的厚厚三大本日記。
第一本記錄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後如願以償進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財經類高校，讀金融學。翻着日記，第一次穿西裝拍職業照的興奮、第一次到證券公司面試前的緊張一一浮現。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記在第二本。
他曾詳細記錄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的“coffee chat”。對方談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國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飛人，住高級酒店，吃人均幾千的西餐，與身價數億的企業老闆打高爾夫，和國企高層觥籌交錯——都令他心馳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跡，但字裡行間那種帶着懵懂的熱忱已經遠去，徐凱感到恍惚。
隨着他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日記也寫到了第三本。
他逐漸見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實的一面，比如對優績主義的推崇。尤其是進入2023年後，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開始推行末位淘汰機制，“聽到的第一秒會覺得好殘酷，但再一想，從這個地方聽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幾個月間，徐凱記日記的頻率不高，因爲忙，也因爲“喪”。他說，就像面對股市，入局的時候每個人都充滿信心，但一步步走下來，絕望的情緒順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個秋招期間最忙的一天。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他面了四家公司，從北京的東邊到西北邊再到南邊，面試之間的時間幾乎都在地鐵上度過。晚上趕末班車回到宿舍，他筋疲力盡，第二天醒來後記下了這馬不停蹄的一日。最後他寫道，“希望有好結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個offer都沒有收到。焦慮等字眼開始頻繁出現在日記中。他會隨手記下投遞的崗位。回頭看時，他驚訝自己當時“什麼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鎮銀行都投過。
筆記本翻到最後一頁，只有一句話，是他收到銀行錄用通知那天寫下的。“仔細想想，天天坐飛機、住酒店，這種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跡凝住，又繼續，“是不是？”
他也在日記中梳理過一些關於職業的思考。
“一切都是預期的問題。”他寫道。
預期，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強調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爲的決定性影響作用。當市場環境震盪，從業者的信心受挫，長期預期被重塑。
徐凱的一個同學放棄了一家內資投行的offer，最後考公上岸。同學解釋，他聽說了太多降薪、裁員的例子，心有慼慼，“與其說剛進去就被開了，還不如努力進入一個穩定的環境。”
徐凱帶着感慨寫道，“行情好的時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進入鄙視鏈中位置相對靠上的公司，對未來預期也樂觀，覺得年輕的時候累一點就累一點，只要能積累足夠多的資本，努力就有意義。但行情變差，行業偏負面殘酷的一面凸顯，這時選擇進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氣。”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關於職業的“效用函數”，對一份工作的偏好取決於物質回報、穩定程度、成長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對於包括徐凱、陳墨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高薪、光鮮、富有挑戰性和可能性構成了他們曾經對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業的寒意後，他們開始主動調低收入和成長性的權重，以換取更穩定、閒暇時光更多的生活。
陳墨慶幸及時調整預期，放棄投行後，他久違地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閒時間。
他終於可以在週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陽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歡的餐廳從從容容地吃完一頓飯，再看個電影。
爲了抓住最後的學生時光，他還報名了學校的交換項目，接受採訪時正在歐洲遊玩。“你看我現在還有功夫出國玩，我要是還做投行的話就得一直實習到畢業。”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離，陳墨輕快的笑聲仍然感染力十足。
轉換軌道後，同樣有人滿意，有人彷徨。
對於有朝一日跳出銀行體系，徐凱仍然隱隱抱着一絲希望。他覺得，人只要活着，就還可以折騰。“現在行情不好，我選了一個偏體制內的工作，等到未來市場轉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嘗試一下？”
但有時，他悲觀地覺得那火光終將熄滅。在銀行工作的學長告訴他，很多人剛進銀行時都更青睞能發揮和鍛鍊專業技能的前臺崗位，比如金融市場部，但工作幾年後，紛紛考慮轉崗到中後臺部門，如財務會計部、人力資源部。學長開玩笑，“都來銀行了，既然這麼穩定，不如再‘擺’一點。”
徐凱想，說不準他也會變成一隻泡在溫水裡、不想動彈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會上，徐凱和同屆同學一聊，發現有人回家鄉，進國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沒聽過的小私企，他心裡挺不是滋味，“雖然剛畢業，但有種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覺。”
在聚會上他還見到了幾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學姐。“以後就是兩個圈子了。”他既羨慕，又隱隱有點彆扭，“錯開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凱、王安琪、謝超、陳墨、趙漾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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