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罕見逆流！這一次，中西部贏了
文丨熊志
中西部，正在瘋狂“虹吸”人口。
2022年，17個省份常住人口實現正增長，其中超半數位於中西部，雲南、貴州、甘肅多箇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由減少轉向增長。
中國人口的逆向流動背後，是強省會伴隨的產業遷移，武漢、長沙以及西部的成都、西安等成爲吸納人口的重鎮，它們爲所在省的流出人口，提供了就近務工的選擇。
不過，人口迴流背後，還有一層真相。
互聯網加速普及，廣大五環外地區，也出現了一些嶄新的就業機會，內陸城市有了彎道超車的可能，哪怕曾經最弱勢的農村留守女性，也獲得了更大的成長空間。
在重慶巫溪，“老何”何航帶頭“研發”的絲瓜絡手工布鞋，通過直播電商銷售，巫溪傳統手工鞋找到了新銷路，直播團隊的20來個留守寶媽，不再是邊緣化的剩餘勞動力。
互聯網改變命運的故事，在沿海大城市上演，也在內陸強省會之外的小城市、縣城鄉村，無時無刻地發生着，成爲重塑經濟版圖的一股重要力量。
01
幾十年來的城鎮化浪潮，造就了一次規模龐大的人口大遷移。
這種人口大遷徙模式，不僅誕生了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兒童，也催生出大量留守婦女——儘管她們擁有獨立的勞動能力，但只能被迫守土、守家。
統計局近日發佈的《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全部近3億的農民工中，男性佔63.4%，女性佔36.6%。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存在着明顯的性別差異。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收入水平談不上多高，但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畢竟能夠創造相對務農更多的收入，並脫離土地的捆綁，真正困難的倒是那些農村婦女。
學者葉敬忠調查發現，在大部分農村地區，“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只有那些家中實在無人照料子女、老人的，或因自身傷病，或身處哺乳期的羣體才留守在鄉村。
於是，這些農村婦女，只能接替外出務工的丈夫，進入農業生產，同時還得承擔起照料家庭的職責。而這些勞作都是低收益的，像照料家庭幾乎都屬於無酬的工作。
抑鬱、焦慮，甚至自殺，一度成爲鄉土女性的沉重議題。
但數字基礎設施的普惠下沉，正在逐漸改變這種就業困境。多項研究發現，互聯網的使用會顯著降低農村地區、偏遠地區女性的務農概率，降低她們的就業創業壁壘。
比如在中西部地區，就聚集了非常多的小程序和公衆號的運營者；有的農村婦女，邊幹農貨邊直播，實現了角色轉變；還有衆多的女性，像“老何”視頻號電商團隊的寶媽那樣，在農村就地找到了非農的崗位，收入得到有效提升。
日前，澎湃新聞與騰訊聯合主辦的數字原野年度講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卓賢研究員就提到一個案例：
把女性從家庭照料、農業生產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背後，是平臺經濟在連接弱勢個體與勞動力市場，共享信息與資源，創造出一些新的崗位。
數字經濟當然不全是一種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低技能人羣只能獲得微弱紅利。在微信視頻號的從業者中，大專及以下學歷羣體達到了60%左右。
另外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了7.16億，佔網民整體的68.1%。而在主播羣體中，超過70%都是女性。
數字就業，讓機會下沉到內陸，下沉到農村。受教育不高的農村女性，也能通過微商、網絡直播、開網店，融入到平臺經濟的洪流之中。
視頻號、公衆號、小程序商城等微信生態佈局下的“新農人”，不再是被剩餘的農村勞動力。
02
在湖北偏遠的孝昌，54歲的“香菇妹妹”吳聖翠，回鄉創業的“雞蛋姐”王素美，留守農村的女人，她們在直播裡找到自己。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爲網紅，也不是所有農村婦女都能順利轉型，成爲數字就業者。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像直播帶貨，到底可以幫助多少留守婦女？
互聯網的普及，其實不僅創造了一些靈活就業崗位，也在改造傳統鄉土的生產結構。比如直播帶貨的“香菇妹妹”、“雞蛋姐”，她們背後是一條日益成熟的農貨上行鏈。
這條農貨上行鏈上的一些參與者，在角色上，依舊是位於帶貨“新農人”上游的農民，但數字化之後的農業生產，不再是低效、低酬的勞作。
小農經濟模式下，村民將農產品賣到批發市場，只能換得微薄的利潤。菜賤傷農、穀賤傷農的本質，是農業生產存在巨大的信息差，且農產品無法品牌化，無法產生更高的溢價。
而在視頻號、公衆號、小程序商城搭建的生態中，平臺匹配高品質的消費羣體，將對優質產品的需求，傳遞到農產品的供應鏈中去，反向指導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消除信息差。
另一方面，廣大“新農人”對農村生態、農業生產過程，通過鏡頭展示還原，取得了消費者的信任，在此基礎上進行產品的包裝、營銷，將農產品品牌化，打上地標產品的特色屬性。
這種農業全產業鏈的延伸和升級，重構了農業生產過程，直接提升了收入，也在改變留守婦女的角色，以及她們在鄉土社會結構中的邊緣化位置。
以往大家會認爲，農村婦女做好家務、帶好孩子就夠了。因爲，在農業分工中，男性的體力優勢會形成角色優勢。重體力勞動視角下，農村女性缺少主體性，於是就形成了政治學者艾麗斯·楊所形容的那種處境：
在湖北各縣遊走的培訓講師呂凱，開辦視頻號培訓課程後，發現一個細節：大部分學員都是女性，其中有想要售賣滯銷蔬果的農婦，有開了幾十年出租車的的姐，有在家帶孩子的媽媽或奶奶們。
它反應的現實是，農村女性迫切需要擺脫傳統分工的枷鎖，打破不能參與非農產業的羣體困境。而互聯網、數字技術本身是高度平權的，沒有體力的優勢也能夠駕馭。
藉助數字技術，農村女性地位上升。它還幫助農村婦女走出家庭，真正意義上社會化。
青年學者孫萍，在調研底層創業者時發現，直播將更多的人鏈接在一起，直播培訓中，那些留守婦女會成立各種QQ羣，有拍攝羣、剪輯羣，會交流各種問題。
你去城市送外賣、送快遞，基本是基於陌生人社會，無法構建自己的社會關係網。但在農村的熟人社會下，留守婦女們通過數字技術拓寬眼界，打破封閉，沉澱了資源、經驗、關係。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以往做直播，在農村會被認爲不務正業，農村女性就得專注於家庭，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婦女創業者，被賦予了致富帶頭人的正向角色標籤。
這種轉變是因爲，互聯網賦能農村婦女，讓她們從生產力的邊緣向中心位移，可以像男性那樣參與社會分工，建立社交網絡，建立話語權，增強了女性的主體性和自主能力。
所以，哪怕她們沒有成爲帶貨達人，也並不妨礙她們向上成長。這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
03
當數字就業浪潮席捲，內陸小城市、農村開始吸引就業者回流時，能徹底改變欠發達地區的收縮處境嗎？
答案也許是否定的。目前中國有600多個城市，1300個左右縣城。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之下，農村消亡、小城市萎縮的狀況，未來還將繼續上演。
但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和下沉，在重新定義農村女性的勞動價值的同時，也在重新定義城市和鄉村、沿海和內陸的關係。
過去，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在大城市就業，他們建設城市，在城市貢獻消費，醫療、養老等負擔，卻得由人口流失的家鄉來承擔。
內陸的水電氣資源，也只能以低價賣給沿海；它們吸納來的產業，往往是來自沿海地區淘汰的落後產能，由此形成巨大的經濟剪刀差。
而在數字經濟的生態體系中，這種虹吸甚至剝削的關係，正在逐漸弱化。沿海和內陸，城市和鄉村，形成了新的分工合作。
互聯網式去中心化的，它不像實體資源那樣，是排它性的地域分佈。過去需要在北上廣深才能完成的事，現在只要有網絡，只要有平臺，只要有小程序、雲支付這些數字工具，回老家也一樣能做。
偏遠的貴州，可以成爲總部位於大城市的平臺的數據中心。十八線小縣城的留守婦女，也可以成爲數字分工鏈的一環，創造數字商品、服務。
所以，中西部的人口迴流，不僅是因爲強省會牽引下的產業轉移，更是因爲，在數字技術驅動之下，區域、城市在線上的競爭力正在重新洗牌。
於是，那些曾經微不足道的下沉世界，現在也有了自己的精彩故事；那些弱勢就業者，回鄉就業也有了更大的可能。
想起一個案例。
偏癱媽媽白麗芬，幾年前因爲突發腦溢血，左邊身體偏癱，幾度求死，最終在家人和弟弟白雲勸說下開始從事小程序創業，提供開鎖和搬家服務，重新連接社會，在湖南小縣城實現了財務自由。
中國最大的基本盤是什麼？不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甚至不是二線城市，而是數量龐大的五環外地區，是十八小縣城、鄉村，是廣闊沒坐過飛機、沒用過馬桶的下沉人羣。
農村勞動力，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村婦女，她們的發展上限，深刻影響着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下限。
當偏癱媽媽在縣城也能實現自我價值，當留守婦女在村莊能獲得經濟獨立，她們所構成的廣袤下沉地區，也就可以在大城市的虹吸下，小而美地活着，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