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電影，他是最厲害的
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譯者：陳思航
校對：Issac
來源：Chicago Reader
讓·魯什或許是在世最偉大的人類學導演（譯者注：羅森鮑姆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90年，而讓·魯什已於2004年逝世），據粗略統計，他在1940年代晚期大約拍攝了超過100部電影。
讓·魯什（左二）
我很難給出一個更爲精確的數字，因爲在我看過的讓·魯什影片裡，即使是那些最晚近的作品，也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其中的大多數作品，都是未曾在美國放映過的民族誌短片，這裡的放映包括公開放映與私人放映。
但其中有些作品——包括我自己找到的八部影片中的四部——可以算作是半虛構的影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與民族誌電影存在着一定的聯繫，但它們又不能完全地歸入民族誌的範疇。
讓·魯什的第一部影片名爲《我是一個黑人》（1957），它聚焦於尼日爾（非洲中西部國家）的三位年輕人，他們在阿比讓（科特迪瓦首都）擔任臨時勞工。在魯什的攝影機前，他們重新建構了自己的生活與幻想，其中一人爲無聲的影像添加了想象性的敘述。
《我是一個黑人》
他們三個人都爲自己設定了虛構的姓名——愛德華·G·羅賓遜、泰山以及艾迪·康斯坦丁。《人類的金字塔》（1959）是一部我還沒能看到的作品，它在1965年被《電影手冊》的七位影評人評爲戰後最偉大的十部法國電影之一，這些影評人包括讓-呂克·戈達爾和埃裡克·侯麥。
《人類的金字塔》
這部影片的地點是阿比讓的一所真實存在的高中，魯什探討了這所中學中的種族隔離現象，它看起來就像是由真實的學生扮演的心理劇。毋庸置疑，他的這些早期作品，在非洲被廣泛地禁映——實際上，美國的觀衆也沒能看到它們。
讓·魯什出生於1917年，是一名海軍軍官的兒子，他的父親是最早的一批南極探險家之一。所受的教育使讓·魯什成爲了一名土木工程師，他也來到了尼日爾和達喀爾（塞內加爾首都）參與工作。
在戰後，他在巴黎學習了人類學，然後返回了尼日爾，他在那裡製作了自己1940年代晚期的第一部民族誌短片。他第一次獲得國際關注的作品是《瘋癲大師》（1955），這是一部三十五分鐘的影片——一羣受迫害的工人，其中有些人來自尼日爾上游，他們想要記錄下自己的年度儀式。
《瘋癲大師》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以弓獵獅》（1965）和《美洲豹》（1967）的完成和發行時間，都要比《瘋癲大師》晚得多，但它們基本都是在同一時期拍攝的——《以弓獵獅》拍攝於1957到1965年間，《美洲豹》拍攝於1954到1967年間。（《瘋癲大師》的開場鏡頭——一個非洲的行人正在等待火車經過，這樣他就可以通過馬路——在《美洲豹》中段的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下得到了重現。）
《以弓獵獅》是一部記錄獵獅活動的迷人之作，它將地點設置在尼日爾與馬裡的邊境地帶，這部作品是這三部作品中最傳統的民族誌作品。
《以弓獵獅》
而《美洲豹》則是最不傳統的一部，它更接近《我是一個黑人》和《人類的金字塔》的拍法。
這部半虛構故事的主角是三個年輕男子，他們離開了尼日爾，來到了黃金海岸工作，故事的敘述者是這些男子自己。當我們體認他們共有的、或是個人的生活經驗時，讓·魯什會偶爾添加一下解釋性的評論。
《美洲豹》
讓事情複雜化的是，讓·魯什多年來一直在重新制作這些作品，其中每部影片都有許多不同時長的版本：我能看到的那版《以弓獵獅》，時長爲68分鐘，但是也有75分鐘和88分鐘的版本；《美洲豹》的時長則在逐年減少，從150分鐘到110分鐘，再到93分鐘。
在《以弓獵獅》中，除了魯什之外，還有另一個英語敘述者，但他強調的是那些相對客觀的方面。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敘述者作爲「故事講述者」的角色——他說出的第一個詞是「請聽……」——而且在狩獵場景的高潮段落，影片最大限度地強調了攝影機的存在。
《以弓獵獅》
當一位牧羊人被獅子襲擊、身受重傷的時候，影像突然凝滯了，我們聽到了作爲敘述者的讓·魯什的聲音：「我停止拍攝了」——但我們仍可以聽到，錄音人員仍在紀錄這一事件。
在這部影片中，這是敘述者唯一一次使用第一人稱單數的情況（「此前使用的都是『我們』而不是『我』」），這也體現了讓·魯什的觀點，他認爲自己對被攝對象負有責任。（他後來表示，如果這個被襲擊的人去世了，他根本就不會放映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也提出了「表象」的議題，這一主題甚至內在於影片的敘事脈絡之中：在獵人返回他們的村莊之後，他們以一種高度戲劇化的方式，爲他們的鄰居重新扮演了獵獅的場面。其中一人扮演了獅子，他與另一個孩子一同扮演了獅子被困灌木叢的戲碼。整部影片以「獵人之歌」的表演結束，孩子們也獲知了狩獵的故事。
在《美洲豹》中，我們同樣看到了「表象」的議題——三個年輕的尼日利亞人講述了他們自己的故事——即使故事的真實性顯然是有疑問的，原因如下：
《美洲豹》
一方面，從學校輟學的花花公子戴穆爾·齊卡、養牛人拉姆·易卜拉欣·迪亞以及漁夫學徒伊洛·高德爾是影片的敘述人，他們講述了自己許多的冒險故事，他們的談話中甚至包括一些一兩年後纔會發生的事情（例如加納解放前不久發生的事），他們爲無聲影像即興地發表評論，這些影像主要是在殖民時期拍攝的。
另一方面，他們決定聽從占卜者的勸告，分頭前往黃金海岸，在他們的故事間進行的交叉剪輯，似乎表明他們的旅程是在同一時間發生的。但這顯然不可能，因爲讓·魯什自己正在跟隨、拍攝這三個角色。（順道一提，這部電影的片名「美洲豹」[Jaguar]並不是指動物，而是西非俚語中的「城裡人」、「城市滑頭」。）
縱觀讓·魯什的影片，我發現在所謂人類學家的公衆立場，以及作者導演的個人風格與願景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讓·魯什經常被誤認爲是「真實電影」的先驅，其實他所開拓的應該是「直接電影」——他使用輕便易攜的攝影機（通常都是由魯什自己掌機）和錄音設備。
只要技術允許，他就會使用同步聲、拍攝充足的素材。然而，他與自己拍攝的影片之間的關係；他在共同擔任創意和藝術策劃過程中，對某些主題的常規化使用；他想要成爲一位故事講述者的衝動（而不是簡單地將「事實」記錄下來）——這一切都讓他置身於法國敘事電影的前沿。
1968年，雅克·裡維特發現，「在過去的十年間，魯什的作品是推動法國電影前進的力量，但是許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魯什可以說是讓-呂克·戈達爾的前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魯什對於法國電影革新的影響，要比戈達爾更爲深刻。在我看來，戈達爾只是朝着那個只屬於他的方向前進，他並沒有起到榜樣的作用。而魯什的所有作品都堪稱典範，即使是那些失敗之作……」
幾年之後，裡維特提起了魯什那部《積少成多》（1970）——這部影片是《美洲豹》的續集，聚焦於同樣的主角，拍攝的是十幾年後發生的故事——的八小時原始剪輯版本。
《積少成多》
裡維特認爲這部影片堪稱「最主要的契機」，促使他拍攝了那部13小時的《出局：禁止接觸》（1971）。畫外音的敘述、虛構與紀錄的曖昧結合、朝任意方向自由發展的敘事、同時作爲薩滿、目擊者和參與者的導演——事實上，在讓·魯什許多的技巧與概念中，上述的這四點，已經被法國新浪潮電影所採用。
《出局：禁止接觸》
在魯什的一篇文章中，他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你的電影是爲誰拍的？」首先，他說他是爲自己拍攝電影的；其次，他是爲了那些他所拍攝的人；最後，「是爲了所有的觀衆，這部分人的數量可能是最多的。」
他的第一個答案，可能是許多傳統的民族誌電影導演的答案，因爲民族誌的影片通常被看作是「筆記本」，是日常使用的職業性工具——不過，魯什從某種程度上偏離了正統，因爲他使用了「電影恍惚」的概念來描述他拍攝影片時的狀態。這種狀態決定了他應該記錄什麼、不該記錄什麼。但是，另外的兩個答案，似乎將他置身於一個完全不同的陣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次1965年的訪談中，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表達了自己對於魯什的民族誌影片的認可，但他反對了《我是一個黑人》和《人類的金字塔》這樣的影片。在他看來，拍攝後面這兩部影片，就像是一位民族誌學者出版了自己的筆記本——對於列維-斯特勞斯來說，這可能有違「行規」。
讓·魯什
在魯什的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同樣的目標——他想通過「參與者的攝影機」，實現一種「共享人類學」——承認相機的存在，這一事實改變了他拍攝的所有影像的性質。但與此同時，他也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的攝影機服務於被攝對象，而不僅僅只是服務於人類學家。
在105分鐘版本的《積少成多》中，這種「共享人類學」的概念，除了字面上的意義之上，還達成了某種喜劇效果。當戴穆爾·齊卡飛往巴黎，研究法國人奇特的行爲習慣時，他甚至隨機停下來端詳街上的行人，測量他們頭部的尺寸與形狀。（這部影片與《美洲豹》一樣令人愉快，我無法理解它爲什麼從未在美國發行過。）
《積少成多》
但在當下，那些人類學的意識形態論敵（例如作家、導演鄭明河），認爲人類學無法與殖民主義的預設和實踐相分離。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家長式統治（或是母性主義）的殘餘，這種「共享人類學」是不可能存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魯什僅僅只能被看作是人類學的自由人道主義辯護者，而不是一位創作激進影片的導演。
此外，儘管我們在《美洲豹》中，會偶爾意識到攝影機的存在，但是白人的缺席，或許可能會歪曲我們的整體印象——我們的觀感有時可能是無效的，因爲我們並沒有直接目擊這些神秘的部落活動。
《美洲豹》
但可能也有人認爲，魯什已經將這種模棱兩可的立場，當作是補充、擴展電影內容的方式，這些內容包括了敘事與表演等等。
在他那些最大膽的實驗中，我們似乎可以意識到這一點。在他與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共同導演的《夏日紀事》（1960）中，一羣巴黎人接受的採訪，談論了他們的生活質量。然後在幾個月之後，他們被要求評論這些訪談。
《夏日紀事》
而他的《北站》（這部影片是讓·魯什爲新浪潮集錦電影《六大導演看巴黎》[1965]拍攝的一部短片）則呼應着羅伯·特里根扎拍攝的《與陌生人交談》（1988）——他記錄下了一對夫妻之間的爭吵，接着妻子離開，遇到了一個陌生人，邀請她和他一起逃跑，但她拒絕了，接着那個陌生人自殺了。
上述的一切，發生在兩個連貫的、不間斷的、共計十分鐘的鏡頭之中。這是一次令人不安的導演冒險，完全發掘了「直接電影」的潛力。
在《在邦戈的葬禮：老安妮1848-1971年》（1972）中，他記錄了馬裡村一名122歲男子的喪葬儀式（魯什圍繞着死亡儀式拍攝了無數的電影，而這只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在這樣更爲傳統的民族誌電影中，他對觀衆的吸引力，與其說是來源於科學的觀察，不如說是來自某種參與感，甚至是慶賀感。
《在邦戈的葬禮：老安妮1848-1971年》
自從我看了這部抒情的影片，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它留存在我記憶中的形式，與其說是「學術素材」，不如說是一段令人着迷的經歷。
毫無疑問，讓·魯什的非洲冒險，有某種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痕跡，這些作品的其中一個看點，無疑是某種形式上的異國情調。
但是，《瘋癲大師》、《以弓獵獅》、《美洲豹》這樣的作品，成功地與好萊塢影片劃清了界限，並與極少數的當代電影結成了同盟——這是因爲，這些作品追溯了早期的口頭敘事傳統，那種講述民族故事與寓言的傳統。它比當代好萊塢電影中，源於電視廣告的敘事策略，有着更爲深厚的淵源。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是一種傳統，是一種超越官方歷史、逃離權威敘述的傳統。如果這種傳統能夠成爲我們的文化，並存續足夠長的時間，那麼它或許可以比所謂的官方歷史更爲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