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2024：新時代與新秩序的初年（張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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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美英空襲葉門胡希叛軍，與胡希飛彈再擊中紅海的希臘商船後，伊朗也以飛彈攻擊鄰近美國駐伊拉克庫德斯坦總領館的所謂「以色列間諜中心」。雖然歐盟現在決定要派出至少3艘驅逐艦前往護航，但剛剛完成首訪中國的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比利時首相德克羅昨天在歐洲議會公開表達對川普可能當選的憂慮，認爲他可能與普丁談和，其言行將威脅民主價值。德克羅訪華當然要表達對中國市場準入與人權問題的關切，但必然也要談烏克蘭與迦薩問題，卻因歐洲整體份量日益衰落顯得有氣無力。

事實上，北約作爲歐洲的軍事中樞，其秘書長史託騰伯格剛在2024瑞士達沃斯論壇警告，俄軍正在烏東數條戰線緩進，絕不可輕估。儘管基輔在失去烏東重鎮馬林卡後，傳來兩個好消息：去年底以飛彈擊毀黑海艦隊大型登陸艦「新切爾卡斯克號」；以及兩天前以愛國者擊落一架俄A-50預警機。

與德克羅訪華同時，中國大陸外長王毅正在進行新年北非訪問，並抵達剛加入成爲金磚集團新會員的埃及，兩國的「聯合聲明」重申以、巴雙方未來仍應實現1967年國界的「兩國方案」，這顯然不會爲美、以所接受。但從去年北京牽線伊朗與沙烏地復交到法軍陸續從中非、馬利、布吉納法索和尼日撤守，中國在中東與非洲的影響力仍在繼續擴大。

這也一部分印證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剛剛在達沃斯論壇的分析─「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最初幾年（ the early years of a new era）」，列強比冷戰的任何時期都更相互依賴，但也爲新秩序激烈競爭。對此美國無須新創秩序，但應予以調整（adapting）。對北京不尋求衝突，而是在競爭同時進行「強化的外交」（intensified diplomacy）。蘇利文這番新的表態其實呼應他去年10月在《外交事務》所發表的專文─〈在變動世界中強化美國權力泉源〉，重點不僅是國家權力的自我組織與同盟的選擇，關鍵更是「戰略決策」，即哪些戰爭要進行、哪些予以嚇阻，哪些則必須避免。

然而弔詭的是，之所以要強調美中開戰並非不可避免，不僅是因爲眼下烽煙四起、亂局紛陳，還因爲從學理與歷史經驗來看，美中兩強在東海、臺灣、南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一直警告大國政治悲劇的米爾斯海默去年10月接受澳洲前副總理安德森的訪問時重申，美國製衡中國的首要工作，是維繫好與俄國的關係。無奈在柯林頓任內，決策層中反對北約東擴的防長佩裡等人在辯論中敗陣。柯林頓、國安顧問雷克等東擴派天真以爲推進民主是善意，不會被視爲威脅。但趁葉爾欽政權之危的結果，卻是累積莫斯科的反感。史實證明，葉爾欽時代就與中國締結了後來不斷擴員的「上海五國」。更強勢的普丁未必要與歐洲爲敵（與德、法友好，與東歐冷淡）；但2014年烏克蘭「廣場事件」後，莫斯科不得不與發起「一帶一路」的中國更加靠近。以米氏的角度看蘇利文提倡的「戰略決策」分析，當年華府持續壓縮俄國是重大失誤。

拜登與蘇利文自不會公開採用米爾斯海默的「現實政治」邏輯，因爲這種話語像是「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能說的是中美相互依存，仍有包括氣候變遷等全球需共同面對的巨大挑戰。加上拜登說中國經濟遇上麻煩，所以美方產業科技去風險加上「強化的外交」，應該足以管控衝突。不過亦如蘇立文在專文所說，決策經常面對「意外」；而對歐洲來說，川普則是「意內」。在理性與價值都面臨矛盾困境的「新時代最初幾年」，各國都要小心謹慎、未雨綢繆。

（作者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