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王作榮的鐵骨與富強經濟學（林建甫）

王作榮（本報系資料照片）

去年12月17日在東吳大學舉辦的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很榮幸應主辦單位邀請上臺講述對王老師的紀念感言。會後，我將感言整理，遂成此文。

我跟王老師結緣是大一進臺大，在農經系。王老師是我經濟學原理的授課教授。大三時轉到經濟系，王老師是我的導師，因此就可以親炙王老師，學到很多。

王老師上課一開始就是寫黑板，兩、三大段的英文，然後加以講解，這樣的步驟最重要的就是讓我接觸原文的教材。那個時代中文書還是相當的少，所以上課之後，讀原文書還是一大考驗。大一的時候，微積分、會計學當然也都是原文書，但是經濟學的確最需要花功夫，因爲我們用的是鮑莫（William Baumol）的課本。鮑莫的書，天南地北的寫，因此讀起來很累，往往一整頁都是滿滿的單字。辛苦之下，英文卻能日進有功。這讓我們養成直接從原文書上吸收知識。農經系班上一屆才30幾位同學，我們班出了一打博士，而且大都是經濟博士，這絕對要歸功於王老師的經濟啓蒙。

當王老師的學生，最重要的是學到「獨立思考」的觀念，就誠如王老師常講的，不要相信哪一個學派，哪一位大老講的話，自己把它想清楚，成爲自己的想法。王老師一生不畏權貴，因爲底氣足，講話就大聲。這也是王老師鐵筆寫作鏗鏘有力、立論有據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不論是當王老師的學生或是後來的導生，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就是每學期到老師家。師母每次都準備一堆的米粉、水餃、雞腿等，讓我們享受豐盛的一餐。師母也陪我們聊天，噓寒問暖，非常親切。後來知道師母範馨香女士是司法院的大法官，跟王老師是中央大學同學，倆人同科考試，同榜錄取，老師是政治系，師母是法律系。兩人在大學時認識，並在當時抗戰的重慶沙坪壩展開戀曲。我後來到重慶開會，也特別請人帶我到沙坪壩一遊，遙想當年他們在此讀書時的大學生活。

到老師家更重要的是可以聽老師更多的「課外話」。老師說他是個內向的人，但幾次的感覺都是老師在找話題，也在教育我們。我們接受到最重要的訊息是知識分子要有傲骨與愛國的情操。

王老師大學畢業後就在重慶擔任公務員，抗戰勝利後坐船到西雅圖華盛頓州大留學，取得學位後因爲國共內戰，放棄博士班就讀機會，返國報效國家。卻因戰事吃緊，一路奔波到臺灣。在臺北安定下來後，受到尹仲容賞識，成併爲他最重要的幕僚。

王老師比較美中當時的情形，認識到中國的窮困，臺灣唯有發展經濟、自立圖強，才能繼續生存，才能拯救中國。他更把握公費機會到美國范登堡大學學習經濟發展課題，及到紐約接受世界銀行半年的訓練。因此對如何發達經濟，逐漸瞭然於胸，做出規畫。

王老師也有機會接受聯合國聘請，到曼谷任職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並因爲表現優異獲得終身職。但後來卻一心掛念臺灣而辭職返國。讀過《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一書，尤其是畫龍點睛的序文，對老師的心情轉折，及如何從以色列、日本等國的發展經驗來建設臺灣成爲現代化國家，無不衷心佩服。

我們大一下時，遇到千載難逢的經濟政策辯論：「王蔣大戰」。同學莫不關注當時每一篇文章的論點及情勢的發展。這不但加深大家的學習動力，也讓我們瞭解經濟學的淑世特性。

當時歐美面臨石油危機，全球經濟學界逐漸倒向貨幣學派；凱因斯學派在被通膨及停滯問題夾擊下，逐漸式微。但王老師當時主張追求成長爲優先，以低利率活絡工商企業，促進經濟發展，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其背後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老師的一貫思想：要以經濟發展來建設富強國家。

40多年前王老師的上課及文章影響了我以後的人生甚多，我要感謝的太多，不是一紙文章可形容於萬一。

（作者爲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