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想當公共知識分子？

“你居然還在寫，還在說。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做到，我是早就沒力氣跟人爭吵了，也不想堅持講什麼道理了。我累了。可能也老了。屬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說出來也無人傾聽，退回來，平常有二三知己也就夠了，不然就一個人過活吧，總比在外吵架完還鬧心要好。”

有老友這樣對我說。當然，我並不意外，像這樣的話，我最近兩三年聽了很多，那語氣裡有時是欽佩，有時又夾雜着憐憫，因爲他們以一種洞察世事的哀矜斷定，那份堅持只不過是無用功，是落伍於時代因而也無人理解並欣賞的愚頑，就像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隱含着某種不自知的滑稽。

這並不是“歲月靜好”，他們不是不知道外面衆聲喧譁，那種“與世無爭”與其說是修行到家，不如說是受傷之下的心灰意懶：自知精力有限，也放棄改變那個外部世界了，此時承認自己的失敗和無能爲力，也算是最後的體面從容。至於別人如何看待，活到這份上，難道還有必要在乎嗎？

像這樣想的，可不是少數，更不是現在纔有。至少從三四年前起，我就注意到公共空間的變動：曾經活躍的那些知識分子，在“公知”這一名號被污名化之後，且戰且退，逐漸放棄了對公共話題的關心，紛紛撤離這一喧囂的空間，身後留下一地枯枝敗葉。

對曾懷抱理想和熱情的人來說，走到這一步 當然不 可能是心甘情願的。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將網絡輿論的變質譴責爲“劣幣驅逐良幣”的墮落，由此將退縮美化爲潔身自好，彷彿唯有退路纔是出路。

隨之興起的一種話語更進一步表明知識分子與民衆的疏離：他們以孤傲不屑的犬儒語氣說，“不跟蠢人說真話”，因爲這些庸衆不值得拯救，他們的認知“配得上自己的苦難”。這樣，曾經的進步、啓蒙這一救世使命，切換成隱逸的個人救贖：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潔者，只能轉而拯救自己的心靈。

我知道，照這樣的看法，我仍然在呶呶不休，看起來多少有點像是天真，彷彿不知道自己做的是無用功，當然，更多時候是困惑，爲什麼像我這樣的人會看不破。

三年前有一次，朱嶽不無戲謔地說：“我覺得維舟老師的講理是一種無意識的不講理的講理，可以對付無意識的不講理、有意識但不講理的不講理，但對付不了有意識但講理的不講理。”

這番繞口令一針見血地道破了我們這個輿論場的複雜性：早已沒有什麼“道理”能取得共識，而講道理能否勝出，靠的也不是道理本身，既然如此，講道理又有什麼意義？

如果說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還有一點士大夫情結，不說“家國天下”吧，至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責任感（“捨我其誰”），想要努力把一個更好的中國帶給下一代，彷彿做不到就是對後人的失職，那麼現在，連這一點也在煙消雲散，對不想要後代的人來說，過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唯一應盡的責任。

我們所熟悉的公共空間正在坍塌，不僅僅是因爲權力的鉗制和暴民的衝擊，也因爲越來越多人正在放棄。對那些不受歡迎的白烏鴉，根本沒必要消滅或駁倒，只須讓他們邊緣化就行了。

社會學家趙鼎新發現，李贄對正統觀念的挑戰相當尖銳，但在中國社會卻沒有帶來什麼改變，孤獨的異端是很容易被無害化的：

歷史正在重演。這一次，知識分子不但被邊緣化，也在主動自我邊緣化，其結果就是我們的公共空間“垃圾化”和私人空間的公共化，許多人都心領神會：現在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倒是在私領域，但那不對一般人開放。

我當然也經歷過灰心失望，不止一次。 在低沉的日子裡，我重讀過張愛玲，那種穿越時空的孤獨感也是我們當下的寫照：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艱難時世，你越是看清自己和他人的現實處境，就越能意識到這一點：在這時代洪流中，我們即便能有所預見，卻無力掌控，“知識”與其說是一種改變現實的力量，不如說是讓我們看清身爲個體的無力，尤其當你孤立無援的時候，而這又會反過來加深那種孤獨感。

我完全清楚那種滋味，但我之所以還在說，還在寫，不是爲了改變誰，而是不願意自己被改變：我像其他人一樣有權利就公共話題發表看法，如果我因爲恐懼、厭惡、沮喪就退縮回來，那我不再是我了。

這甚至談不上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殊擔當，只不過是作爲社會一份子的職責，因爲這種參與不僅是我們不可放棄的基本權利，而且也正是這種參與讓我們成爲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成員。就算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也可以成爲“公共人”。

退縮是一種自我限制，阻礙我們自由地成爲自己。我始終記得埃利亞斯·卡內蒂所說的：“ 我想看清一切，卻依舊保持寬容； 被所有人追隨，卻依舊保持獨立； 在不經意間變得更好； 在憂鬱中勇敢生活； 在別人的快樂中感受自己的快樂； 不從屬於別人，卻在別人那裡生長； 愛最好的，安慰最差的； 永遠不恨自己。 ”

我相信這自有力量，相信當更多人 看到 彼此發出的微光，我們就能想象不一樣的可能性。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