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HK》英國式自由放任路線貽害香港(陳國祥)

英國女王辭世被認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能否反思長久以來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問題?(新華網)

英國女王辭世被認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部分民衆哀痛逾恆,有人將對現實的不滿投射在心目中美好年代的君王身上。這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也毋需深究;重要的是,在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之際,香港人能否反思長久以來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問題?從而建構在新時代、新世界、新現實中切合客觀事態與整體需求的新策略。

香港在英治時代臻於興旺,所以凡百政策、制度、觀念與習性都深深烙印着英國樣態痕跡。過去幾個世紀,英國爲全球現代化的主要驅動者與打造者,其整體文化確有過人之處,香港深受其益,因而對其文化、意識形態與制度頗有孺慕之情。現在到了必須審視其非並再尋新路徑的時候了。

就在英女王逝世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顯示,印度擠下英國,晉升爲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英國退居第六。女王的過世是否象徵着大英帝國的國祚真真實實的壽終正寢了?而曾經盛極一時的英帝國何以淪落至此?

美國在一個世紀之前憑其地理與制度優勢早已稱霸世界,然後二次大戰重創英國,使其持續衰頹,但要探究英國近40年來的進一步衰敗的緣由,就不能不檢討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的功過。她在上世紀80年代義無反顧也無所保留地推展新自由主義政策,徹底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對企業減稅並放鬆政府監管,大幅減少社會福利,並且靈活勞動力市場。這四大政策對於提振經濟卓有績效,但另一方面,其在財富分配上的效應卻是有利於資本家,而對英國平民百姓不利,造成英國多重病症。

回顧前塵,徹底民營化導致大量失業;社會福利大砍,出現大量窮人,加上全球化發展,導致民不聊生情況惡化。別的不說,光就大幅削減教育支出而論,原本讀大學的英國人基本免費,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大學學費持續高攀,現在一年接近一萬英鎊,導致青壯年人口多揹負重債,而且嚴重阻滯社會流動。

新自由主義對企業大幅放松管制,表現在具體政策上是對企業與富人減稅、放鬆對資本家的管制,金融業方面更是百無禁忌。由於暴衝過猛,從美國源起的金融海嘯重創英國,股市暴跌,多家銀行倒閉,許多馳名企業銷聲匿跡,其後帶來長期的低薪導致窮人愈來愈多。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資產濫投資導致英鎊和房價持續增長,資本擁有者大發利市,平民百姓則難以度日,更難翻身。而且,熱錢一古腦兒涌進金融業、房地產,嚴重排擠了實體經濟的資金投入,致使製造業萎縮,危害國家的經濟長遠發展。

至於促進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讓僱主更方便解僱勞工,儘可能不聘用正職勞工,而以成本較低的勞動派遣、臨時工、外判、合約工、時薪工等非典型就業代替,其結果是受僱者缺乏保障,忍受長期低薪,使整個社會財富分配更不平等。同樣造成嚴重後患的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的光輝旗幟下,英國政府以自由化爲口實,拋棄了很多政府原本承擔的公共責任,在小政府的模式下導致政府職能萎縮,也驅使許多弱勢者自生自滅。

香港從英治時代後期以迄現在,基本上一直遵循英國的自由放任式的發展模式,奉新自由主義爲圭臬。其結果一如英國,尤其是以「自由經濟」爲幌子遂行低稅率,減少干預產業經營與勞工市場等,導致產業結構偏倚發展,社會福利不足所需,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政策難以落實,房價高企,而且商家坐大,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香港目前的深層問題與英國類似,歸根結柢,是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利益主導,經濟權力非常集中,而且商業稅偏低,監管規例鬆綁,公營部門不復存在,甚至讓財閥主導政府決策及行政執行,進一步妨礙社會正義的實現,愈來愈多民衆被捆綁在深重的被剝奪感中。總而言之,香港發展與管治模式40年來緊密追隨英國,賦予資本經營更大的權力與自由,同時讓社會保障及福利政策更加微不足道。

如果確有「英國病」,香港也被傳染了,而且病情不輕。如果英女王辭世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則香港應當掙脫英國模式的桎梏,減輕英國病症狀,同時審視現實缺憾,改弦更張採納新策,以期創造一個全港共同富裕的新時代。

(作者爲臺灣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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