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兩岸互動 漸進治理模式性價比高（劉國深）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以同臺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換取中國政府以和平方式爭取實現統一的對臺政策調整，如果美方片面撕毀承諾，中國政府必然會適度調整現有對臺政策，美臺雙方都將因爲對抗加劇而受損，這也是川普當局最終沒能推翻「一箇中國政策」框架的重要因素。（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2016年5月20日以來，臺海局勢進入本世紀最劇烈的動盪期，祖國大陸輿論場中要求儘快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聲浪與日俱增，同樣的呼聲也來自臺灣社會支持統一的人士。其中的原因，與民進黨在臺灣地區首次取得「全面執政」地位後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推動「漸進臺獨」有關，也與川普當局利用所謂「臺灣牌」對中國政府「極限施壓」有關。在「臺獨」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的聯手擾動之下，兩岸各界對臺灣未來走向的焦慮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爲專業的涉臺研究人員，還是要在冷靜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專業的分析意見。
本文認爲，過去5年來自臺灣方面和美方的「擾動」仍然屬於「戰術面」和 「消息面」政治訛詐，影響兩岸關係未來走向和互動模式的結構面、基本面都沒有發生質變。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兩岸關係就已經進入「不穩態」發展模式，未來的兩岸關係仍將階段性地發生「茶壺裡的風暴」，只不過相對於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來說，臺灣當局的抗爭能量將逐步衰減。海峽兩岸走向完全統一的過程，也是中國政府涉臺治理能力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如同影響股市漲跌的因素有消息面和基本面之分，影響兩岸關係發展模式和未來趨勢的因素，既有戰術性、消息面因素（以下亦稱「變數」），也有結構面、基本面因素（以下亦稱「常量」）。由於資訊取得的侷限，社會大衆通常難以將不斷變化的各種變數與相對穩定的常量進行綜合分析，因而難以得出既全面又深刻的客觀判斷。長期以來，在臺灣內部政治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的聯手擾動下，兩岸關係可謂波譎雲詭、起伏不斷、浪頭很大。2016年5月以來，上述兩股勢力的聯手擾動更是達到中美建交以來登峰造極的程度，在網路時代的輿情發展邏輯推波助瀾下，美臺雙方聯手對我進行「極限施壓」的各種「變數」很容易產生相加相乘的放大效應，無怪乎兩岸社會產生嚴重的焦慮。因此，筆者曾以「極限爆炸邊緣」形容過去5年的兩岸關係。
蔡英文當局與川普當局之間的勾聯活動從2016底的「川蔡通話」就已公開化。在過去的大約4年間，民進黨當局除了大幅增加對美軍事採購、大幅渲染臺美間的軍事互動、努力突破與美國官方互動界限外，以民進黨爲主體的臺灣分離主義勢力也一再以修改「護照」和「華航」飛機識別號、修訂限制兩岸人員往來的「法律」等一系列「技術」手段，挑動大陸民衆在臺灣問題上的敏感神經。但至今爲止，上述挑釁動作仍未真正越過「法理臺獨」底線，最多隻能說是「打擦邊球」。
以所謂「護照」和「華航」飛機識別符號的修改爲例，雖然放大了「臺灣」符號，但所謂「中華民國」的識別字號依然保留。同樣，美方也未放棄「一箇中國政策」框架。川普當局在利用「臺灣牌」對中國政府進行「極限施壓」的過程中，也曾經傳出「美軍重返臺灣」、「川普突訪臺灣」、「美臺復交」等「驚悚版本」。只不過直到川普任期結束，這些可能引發嚴重衝突的「驚悚版本」都沒有上演，就連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芙特訪臺的行程也半途而廢了。浪頭再大，終究重回大海。箇中原因就在於，過度挑釁的結果將徹底顛覆中美關係的格局，其結果不僅臺灣當局無法承受，美方同樣得不償失。
事實證明，無論是臺灣當局還是美方在臺灣問題上的選擇餘地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在美臺內部也存在一些具有結構性框限的「常量」。因此，近5年來的「臺海震盪」也是一場預謀已久的「壓力測試」，人們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臺灣內部政治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對我挑戰的極限；同時也讓美臺雙方認識到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強大的抗壓能力。過去5年來，中國政府主導下的兩岸關係，其基本面和結構面沒有在這些「極限施壓」下發生顛覆性改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抗壓」的過程中，順勢強化了對臺灣地區的管控能力，臺灣當局的政治、軍事和「涉外」活動空間不僅沒有擴大，反而明顯萎縮，「我強臺弱」的格局進一步固化。
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的是，爲何新中國政府成立至今已經72年，仍沒有將 「解放臺灣」付諸行動？本文認爲，朝鮮停戰後，中國領導人更加堅定地認識到， 「現代化建設」纔是當務之急。直到21世紀初，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世紀三大任務」中，「現代化建設」仍然高居第一位，而「祖國統一大業」緊接其後，「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則是第三順位的工作。如果說早年新中國政府能夠將工作重點優先放在自身發展上，與「蔣氏父子」未曾放棄「一箇中國」立場有一定關係，那麼，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自信，已經完全建立在壓倒性的綜合實力基礎上。又經過 30多年的快速發展，海峽兩岸在經濟、軍事、面積、人力、世界影響力等競爭力上的差距進一步拉開，雙方已經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之上，這纔是影響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和模式的真正的「常量」。
因此，法理上的「臺灣獨立」實際上已變得更加遙不可及了。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繼續推進現代化進程，「臺獨」分裂勢力將更加絕望，國家完全統一的目標將在這一進程中水到渠成。今天談論的「兩岸統一」形式與內涵，已經不是40年前的「兩岸統一」，更不是70年前的「兩岸統一」。我們在討論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和模式時，不能「見樹不見林」，更不能被「臺獨」分裂勢力各種政治花招（變數）引入歧途。72年後的今天，解決臺灣問題的重點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如何更好地結束政治對立的問題，全民涉臺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亟需全面更新。
二、兩岸關係「分殊發展」新模式
近年來的兩岸政治僵局雖然對兩岸民間關係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兩岸民間交流的基本面仍然是相當強勁的。大陸方面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同時，繼續着力於擴大兩岸民間關係發展。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結一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再次明確表示：「完善保障臺灣同胞福祉和同等待遇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密切兩岸經貿往來，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這一宣示傳遞出兩岸關係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政經分離」。
2020年12月30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的公開講話透露出，儘管受到疫情衝擊，2020年兩岸人員往來受到很大影響，但兩岸之間各種線上線下結合的「雲交流」依然活躍。在各種通訊往來的資訊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兩岸各界都在期待疫情早日結束，希望兩岸人員往來重回正軌。2021年春節期間，大批臺商、臺生、臺師選擇留在祖國大陸過春節，甚至有臺灣同胞舉家來到祖國大陸過春節。這種旺盛的兩岸民間往來需求到了不可阻擋的程度，臺灣當局也只能順水推舟。
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即在2021年春節前夕的公開講話中稱：「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時，我們也期待，兩岸人民會逐漸恢復正常有序的交流。」回顧民進黨在臺全面執政以後、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4年間，兩岸民間往來總量每年仍維持在900萬人次上下。根據海關總署公佈的資料：2015年的兩岸貿易額是1885.6億美元，2020年是2608.1億美元，從資料對比來看，儘管兩岸政治關係遇到極大困難，但兩岸經貿關係依然克難前行中。
其實，無論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還是公權力與民間社會的關係，這兩組關係內部既有很強的關聯性，又有一定的獨立性。長期以來，受到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維的影響，我們更多地是強調兩者的關聯性、聯動性的一面，人們因此擔心兩岸對立會對兩岸民間關係造成嚴重的衝擊。但回顧過去30多年來的兩岸關係歷程，兩岸政治關係或者說公權力部門互動水準雖然會影響到兩岸經濟關係或民間社會往來，但至今爲止都沒有造成長期性、顛覆性的影響。「從1979年到2019年，兩岸人員往來規模直線增長。」從兩岸貿易統計情況來看，即便在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陳水扁在臺執政期間和蔡英文上臺後，兩岸貿易總額也基本上呈現出正增長（其間只有2016年臺灣地區政黨第三次輪替當年出現4.5%的負增長）。這說明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兩岸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公權力部門互動與民間社會往來還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區分」，並以不同的樣態、規模和速度分別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儘管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相對滯後，臺灣當局對兩岸民間關係還設置不少障礙，但兩岸民間關係的發展仍然高歌猛進，時至今日已經形成一個客觀存在的「兩岸間社會」。這個「兩岸間社會」既不單獨從屬於大陸，也不單獨從屬於臺灣，而是兩岸共構的關係。數以百萬的民衆往來於兩岸之間，成爲「兩岸族」，他們更多地是基於工作、生活或學習的需要。「兩岸族」大多與公權力部門的關係不密切，他們就是一羣「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羣體。「兩岸族」不僅成爲兩岸公權力部門難以忽視的現象，而且成爲公權力部門需要非常重視的羣體，他們與兩岸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構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基石。
兩岸雙方都清楚，民間關係發展符合兩岸雙方共同利益，也正因此，儘管兩岸政治關係陷入僵局，但大陸公權力部門仍然努力維持兩岸民間關係的發展。大陸公權力部門更多地是站在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角度思考相關政策，而非簡單地針對臺灣當局或某一政黨進行短線操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已是一個民間社會與公權力體系相當分化的地區，在政黨輪替已是臺灣政治體制常態的情況下，大陸方面更有條件小心區分兩者的關係。
事實證明過去40年兩岸民間關係的發展已經取得重大成就，雖然還沒有大到主導兩岸公權力部門的政策制定方向，但已經成爲兩岸公權力部門不可忽視的因素。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對兩岸雙方都有好處：就大陸方面來看，臺商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從臺灣方面來看更是如此，如果失去中國大陸這一龐大市場，臺灣經濟將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
但經濟因素仍只是「小道理」，對中國大陸來說，畢竟兩岸經貿只佔整體對外貿易的一小部分。根據海關總署2021年1月公佈的統計數字推算，兩岸貿易額僅佔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的5.6%。因此經濟誘因顯然不是大陸方面維持兩岸民間關係發展的主要原因，大陸方面推動兩岸民間關係發展確實是着眼於國家民族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事實證明中國大陸選擇以現代化建設爲第一順位的任務是明智的。無論從世界格局還是從兩岸格局來看，千方百計謀發展，在發展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一條利國利民的正道。從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的佔比變化，以及兩岸經濟總量對比發生的巨大變化（臺灣經濟總量曾經達到中國大陸的44%左右，目前已下降到不足4.4%）中，人們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爲何將現代化建設放在第一位。
兩岸之間實力差距的擴大，絕對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對比上，兩岸之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兩岸軍事能力等許多領域的差距都拉大了。而基於經濟互利基礎上的兩岸社會、文化、法律、生活等總體民間關係的發展，又爲臺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武力之外的新選擇。因此，單純運用軍事或經濟手段解決臺灣問題已經過於簡單化了，兩岸關係已經到了公權力部門與民間社會分殊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儘管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可能是合作的、競爭的、對立的、對抗的關係，但維持兩岸民間關係發展是兩岸雙方的共同利益，公權力部門之間和民間社會之間完全有可能保持不同樣態的發展。
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的競爭是一對結構性的矛盾，如果既沒有共同的政治目標，又沒有共同的社會基礎，和平解決是極其困難的。但在共同的社會基礎建構完成之前，雙方如果能夠秉持求同存異的「雙贏」理念，兩岸公權力部門仍然有可能實現最高領導人直接會談，2015年11月的「習馬會」就是成功的範例。相反，如果雙方沒有共同的政治目標，又缺少足夠厚實的共同社會基礎，兩岸公權力部門之間的聯繫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甚至中斷往來。近年來，由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又提不出大陸方面可以接受的替代性方案，兩岸政治關係陷入「零和遊戲」的困境中，臺灣當局的處境比以往更加艱難了。
網路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持悲觀情緒的言論，更多地是注意到了民進黨當局和外部勢力的挑釁動作，看到了兩岸經貿關係中臺灣方面獲益的一面。目前各種所謂「去中國化」的政治小動作，其實只是「臺獨」勢力的自我安慰或困獸之鬥而已。「臺獨」勢力越掙扎，就越能夠激發大陸方面加快對臺灣地區的有效治理。一般來說，經濟基礎的變革導致上層建築的調整是一個累積的過程，上層建築的調整往往有一定的滯後性。兩岸民間關係的發展目前尚未累積出足夠的能量，但隨着「兩岸間社會」的逐漸強大，臺灣當局將越來越難以忽視來自民間社會的正當需求。在民進黨在臺全面執政4年後，臺灣當局依然不敢逾越兩岸關係底線，也說明美臺雙方聯手對中國政府進行「極限施壓」存在難以逾越的「極限性」。
三、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趨勢
未來中國政府是否會放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大政方針呢？這個問題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美國政府是否從根本上推翻「一箇中國政策」？ 衆所周知，美國是臺灣問題的主要外部因素，20世紀70年代末，美方以同臺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換取中國政府以和平方式爭取實現統一的對臺政策調整，目前看來這一歷史性成就對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方面都是有利的。如果美方片面撕毀承諾，中國政府必然會適度調整現有對臺政策，美臺雙方都將因爲對抗加劇而受損，這也是川普當局最終沒能推翻「一箇中國政策」框架的重要因素。
第二，臺灣當局是否在「法理臺獨」問題上跨出實質性一步？近年來，民進黨當局採取一系列「臺獨邊緣」政策，其結果就是大陸方面從政治、軍事、外交、法律等方面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進一步落實對臺灣地區的治理行動。如果臺灣當局在「法理臺獨」上跨出實質性一步，中國大陸必然依據《反分裂國家法》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民進黨當局之所以在臺灣地區取得全面執政5年後仍然不敢跨出這一步，原因就在於其承擔不起如此沉重的代價。因此，現階段中國政府不會主動放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大政方針。
經過30多年的經驗累積，中國政府處理臺灣問題的選項已經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武統」、「和統」簡單思維，「漸進治理」成爲解決臺灣問題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首先，兩岸在歷史脈絡、法理基礎、政治現實三個層面上都同屬一個國家，也就是說，解決臺灣問題的邏輯起點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如何更好地結束政權對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如何實現「善治」的問題。
其次，對於中國政府/大陸方面來說，不可能在解決臺灣問題上進行自我設限，如果說和平解決是追求至善，一旦選擇武力解決則一定是迫於無奈。在和平解決和武力解決之間，仍然存在更細微的想像空間。大陸方面既可以與認同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臺灣當局進行「兩岸共同事務合作治理」，亦可在臺灣當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則的情況下，以中央政府的身分漸進地、全方位地落實涉臺治理。
最後，中國大陸方面有足夠的自信和耐心透過兩岸融合的方式重建兩岸人民生活共同體。過去40多年兩岸從軍事對立走向交流合作，人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全世界都讚賞中國人的智慧。目前兩岸雙方之所以仍難達成終局安排的共識，是因爲建構中的「兩岸間社會」還很脆弱，兩岸人民要最終形成共同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尚需時日。
兩岸之間已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的競爭關係，大陸方面沒有必要主動採用極端方式處理臺灣問題。在中國政府/大陸方面居於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將「武力解放」與「和平統一」對立起來，進行排它性、唯一性選擇，這樣的思維方式既不符合國情，也不符合國家存在的本質屬性。戰爭與和平手段相輔相成，這是世界各國治理中都不可偏廢的左右手，我們在臺灣問題上當然也不能左手打右手。戰爭不是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戰爭只是爭取和平、維護和平的有效手段，實現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才是國家存在的最高價值。
對於臺灣當局來說，透過戰爭的方式實現所謂「臺灣獨立」簡直就是癡人說夢，只要臺灣當局領導人心智正常，就不可能做這樣的選擇。以臺灣現今所處的大環境，在「兩岸間社會」已然成形的事實面前，臺灣當局既不敢逾越「法理臺獨」的底線，又不願被大陸方面「完全統一」。因此，他們最有可能採取的方式就是以「有限抗爭」的方式，換取大陸方面合理讓渡一定的利益和發展空間。但是，什麼纔是「一定的利益和合理的空間」？對這一問題，兩岸雙方居於各自立場一定會產生理解的差異，因此，未來一段時期兩岸之間最有可能出現的互動模式就是「漸進治理—有限抗爭—治理深化」的循環往復、直至「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落實。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將始終與我們相伴隨，而智慧的力量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增長點。如果臺灣當局的「抗爭」行動超出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底線，其結果要麼招致中央政府的進一步管制，要麼就是成爲中國政府加快完全統一進程的着力點。
（作者爲劉國深，廈門大學「閩江學者」特聘教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原刊載於上海臺灣研究所主辦的《臺海研究》雜誌2021年第1期，經上海臺研究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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