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到底會掛多久？1980年鄧公給出答案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的畫像自1949年開國大典以後一直掛在那裡，彷彿注視着我們國家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

在每一年的國慶前夕，都會有一輛吊車和一輛裝載着毛主席新畫像的貨車從天安門城樓中間駛出。之後懸掛在城樓一整年的主席舊畫像會被吊車吊起再慢慢放下，新的畫像則會被吊起掛回原處，整個替換過程大約需要一小時。這個更換主席新畫像的慣例，從1966年開始，如今已經持續50多年。

其實國外許多政客非常好奇，爲什麼從新中國成立直到今天，換了這麼多屆領導人，但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卻從未被摘掉，換成他們自己或是別的什麼畫像。對於這個問題，其實早在1980年時，鄧公便做出瞭解答。

許多人以爲天安門上毛主席的畫像是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掛上去的，其實這不太準確。在1949年1月份，北平實現了和平解放以後，毛主席與8位重要人物的畫像一起被掛上了天安門。

到了後來就只留下了毛主席的畫像，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天安門上的主席畫像其實已經經過了多次改版，每一版都有其不同的意義。

這裡就不得不提起周令釗老人了，說起他，很多朋友可能會感到陌生，其實天安門城樓第一幅毛主席畫像就是出自有着“國家形象設計師”美譽的周令釗之手。

1949年9月初，周令釗從徐悲鴻那裡接到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在開國大典來臨前，爲天安門城牆上繪製一幅大型毛主席畫像。

選擇周令釗的原因則是在1949年4月，周總理在北平主持國共和談時，和談會場上的毛主席畫像便是周令釗繪製的，這幅畫像得到了在場領導的一致好評。

但接到任務時距離開國大典已經不足一個月，時間緊任務重，經過周令釗反覆翻閱毛主席的照片，慎重篩選後選定了毛主席在北平和談時的照片。照片中，毛主席頭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臉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

目標選好以後，周令釗和夫人陳若菊每天一大早帶着乾糧登上天安門城樓開始繪製畫像，一直工作到黃昏。經過周令釗高效率、高水準的作畫技藝，終於趕在9月30日將畫作完成了。

在毛主席畫像繪製完成後，時任北平市市長的聶榮臻登上天安門城樓觀摩過一次。看過畫像之後他不禁感慨“你畫得真不錯，像！”在仔細觀察之後，聶榮臻便建議畫像作點兒改變，把敞開的衣領畫成扣着的，周令釗按照他的建議做了改動，果然畫像顯得更加莊嚴齊整。

9月30日深夜，毛主席畫像早早地被掛上天安門城牆，靜靜等待第二天下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這時周令釗已酣然入睡，突然有工作人員急促地趕至他的家中把他從夢中喊醒，原來在毛主席畫像底線處，橫寫着“爲人民服務”五個字，中央領導在最後審閱時，覺得在主席畫像上寫字不合適，並且這幾個字在牆上掛着看得並不清楚，最終決定塗去。

明確任務之後，周令釗二話沒講，立刻趕到天安門城樓前，登上準備好的木梯，在夜色中，他一隻手提着顏料桶，一隻手拿着畫筆進行修改，終於在天大亮之前圓滿完成任務。

10月1日下午，毛主席率領衆多中央領導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就站立在畫像的正上方。不久之後印刻在我們腦海中的一幕在此出現，毛主席用獨特的湖南口音宣佈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了！”

因爲當年全國剛剛解放，毛主席的偉大成就深深地印刻在每個人的心裡，所以從新中國建立起，很多普通百姓家中都有了懸掛毛主席畫像的習慣。

在當年，如果走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中，一定能見到隨處張貼的毛主席畫像，對於那個年代的人民來說，這是他們見證主席如何帶領一個落後國家走向和平統一的偉大象徵。直到現在，在許多人家中還可以找到毛主席的畫像，這是普通百姓銘記主席的方式之一。

其實以1966年8月爲分界，在這之前，每逢重大節假日，例如五一、十一舉行慶祝活動時，天安門城樓上會懸掛毛主席畫像，但在這之後，主席的畫像才固定下來，天天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之上，直到每年國慶節前要更換一幅新的，這是爲了保證天安門上毛主席畫像的嶄新程度。

隨着新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慢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視線。

一位意大利的記者法拉奇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尤爲好奇。法拉奇是當時世界上鼎鼎大名的新聞記者，她有着傳奇般的經歷。

出生意大利的她在10歲時就跟着父親參加革命，小小年紀就做起了情報工作，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她逐漸瞭解到生命的脆弱以及戰爭的殘酷，在這過程中，法拉奇培養出了堅韌不屈的性格。

戰爭結束後，法拉奇的父親得到了國家的嘉獎，她也得以返回學校繼續讀書，長大之後她立志成爲一名記者，爲民衆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一個新聞媒體人該做的事情。

她曾經採訪過許多世界頂級政要，面對這些人生經歷波瀾壯闊的偉大人物，她總會提前花大量時間查閱資料，爲採訪做好準備。

其中，曾經爲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因爲法拉奇的一次採訪斷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1972年，正是基辛格在在美國的政壇上叱吒風雲的時候，爲了進一步宣傳政績，他欣然接受了法拉奇的採訪，這時的法拉奇已經是國際上出了名的記者，基辛格想要通過她爲自己造勢，但是他面對法拉奇的訪問時卻大意了。

在訪談中，法拉奇對基辛格進行旁敲側擊有關越南戰爭的事宜，導致基辛格在不經意間，說出了“美國打越戰毫無意義”的言語。

訪談結束後，法拉奇立即將這個消息登報，一時間，美國舉國上下都震驚不已，基辛格更是在當天對媒體否認自己從未曾說過這話。但讓他沒想到的是，法拉奇沒給他留一絲一毫的臉面，竟然將訪談的錄音片段公佈了出去，讓基辛格啞口無言。

對此事，基辛格一直耿耿於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道：

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我一生中做過最愚蠢的事，這是我最具災難性的對話。

這次採訪結束後，法拉奇的“犀利”、“難纏”傳遍了整個世界，使以後接受法拉奇採訪的各國政客在說話前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後快速發展，法拉奇也十分好奇這個新生的東方國度，她有了採訪鄧公的想法。尤其查閱資料，瞭解鄧公的各項政策之後，她更是兩次向中國新聞司提出了訪問的請求，但兩次都被拒絕。

這讓她找不到門路，就在這時，意大利總統即將訪華，而法拉奇因爲父親的原因與總統有些許聯繫，於是她拜託意大利總統向鄧公再次遞交了採訪的請求。

當時的新聞司知曉法拉奇的言辭犀利，曾經向鄧公提出拒絕的想法，但鄧公最終還是表示：“讓我看看這個世界第一的女記者有多厲害。”

其實當年鄧公接受採訪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國沒有好的國際發聲渠道，中國急需向世界傳達自己的聲音與主張，借法拉奇之口最爲合適。

在正式開始採訪之前，法拉奇給鄧公列出了提問方向的大綱，提綱內容是：談談中國的改革開放。

1980年8月21日，一輛轎車載着法拉奇來到了鄧公的居住地。因爲這次採訪是獨家報道，整個採訪現場只有鄧公、法拉奇、以及一名記錄員、翻譯施燕華和外交部的新聞司司長錢其琛，除此之外再無他人在場。

在採訪開始時，剛一坐下，法拉奇就將錄音筆打開放置在桌上，緊接着進入採訪環節，她的第一個問題便令翻譯施燕華冒出了冷汗。

只見法拉奇面帶微笑地說道：“過去，中國到處都張貼着毛主席的畫像，如今我來到中國，卻只看到了三張，我想問鄧先生，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畫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面對如此犀利的問題，鄧公絲毫不懼，沉吟片刻後便斬釘截鐵地說：“要永遠保留下去。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在中國人民的情感中，將永遠把毛主席作爲我們黨與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回答是十分的乾脆利落，法拉奇聞言不由得挑了挑眉，見此話題無果，她便繞開了毛主席畫像的問題，將提問內容轉移到了其他的方向，但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

鄧公是見招拆招，絲毫不懼。

採訪結束，回到意大利的法拉奇向外國媒體表示：“我很少發現擁有如此智慧、坦率且文雅的人，鄧先生無疑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這是我最爲成功的一次採訪。”

這年的8月28日，外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法拉奇與鄧公的採訪內容，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讓鄧公的偉人風采展現在了世界各國的新聞政壇上。

因爲這次採訪，很多人重新定義了毛主席對中國的意義，更多的人也明白了大街小巷摘下毛主席畫像的原因：因爲畫像太多了顯得不夠莊重。

在這之後，中央開始每年國慶前夕更換新的畫像，保證畫像不會因爲時間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