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飛：論地方誌對王陽明文獻的重構與還原

提要：地方誌在著錄王陽明文獻時往往對其文本進行重構，達到以光志乘的目的。或在王陽明文獻的題目中添加和更換地名，以凸顯文本的創作地點；或刪減王陽明文獻內容，以迴避原有的地域特徵。地方誌所收文獻與陽明別集所載文獻的差異，可以反映陽明弟子處理陽明文獻的態度與策略。陽明弟子在編排詩歌文本時，往往拼合寫作時間相近、內容相似的詩歌，重新擬定總的題目；在處理序文時，有意根據文本內容選取不同稿次，甚至對文本內容進行加工和潤色。在歷次編刻王陽明別集的過程中，主事者偏重於篇目順序的調整，極少考訂文本的具體內容。地方誌所收文獻可以還原陽明文獻的文本面貌，如揭示和校訂別集中文獻的脫訛，恢復文本的原有內容；重新議定王陽明輯佚文獻的著作權，探尋文本的真實作者。

關鍵詞：地方誌 王陽明文獻 重構 還原

王陽明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三不朽”賢者，清代王士禎稱：“王文成公爲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因此王陽明始終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學界對其研究已經由心學思想拓展到文學創作、心學對文學的影響、文獻刊刻與傳播、陽明學的當代價值，甚至域外陽明學、陽明後學等各個方面。面對如此繁盛的研究現狀，融合“陽明學”與“方誌學”不失爲一種有效的創新途徑。

王陽明與地方誌有着密切的聯繫，不僅體現在其以志觀政、經世致用的方誌觀，還體現在地方誌收錄了大量的王陽明文獻。地方誌中所收文獻或散附於山川、驛站、寺廟等條目之後，或統一收錄於藝文志之中，內容涉及詩文、序記、奏疏、公移等多種文體。這些文獻一方面撮錄自王陽明題壁詩、碑文等，另一方面轉抄自王陽明別集。地方誌與王陽明別集中的文獻雖然同出王陽明之手，但往往呈現出不同甚至矛盾的面貌。目前學界對地方誌中王陽明文獻的關注主要着眼於文獻輯佚，而對於地方誌所錄陽明文獻與王陽明別集所載文獻的差異缺少深入研究。趙廣軍曾以福建地方誌爲例，指出王陽明全集所收詩文與地方誌記載有許多差別，認爲地方誌的可信度更高。實際上，地方誌所載王陽明文獻的具體情況需要辯證對待。藉助這些紛繁複雜的異文，既可以窺見地方誌纂修者的採錄動機，也可以反映王陽明別集的編纂策略，還可以還原王陽明文獻的文本面貌。

一 重構文本以光志乘

在王陽明別集刻印之後編纂成書的地方誌中，纂修者收錄王陽明相關文獻時往往以王陽明別集爲材料來源，但又往往對別集中的陽明文獻進行重新編輯，或改動文本題目，或刪減文本內容，這種編纂行爲可以稱爲“文本重構”。地方誌重構王陽明文獻的主要目的是突出該地域的人和物與王陽明的聯繫，借王陽明的名望提高地方聲譽。

（一）更換文本題目

地方誌常在王陽明原有詩歌的題目中添加地名，以此凸顯文本的創作地點。如王陽明別集中有《方思道送西峰》一詩，是王陽明離開常山縣時留給方豪之作。明清時期各種《常山縣誌》，或在《山川·西高峰》下著錄此詩，如萬曆《常山縣誌》將此詩題爲《過常留別方豪》；或在《藝文志》中收錄此詩，在題目中明確標舉“常山”二字，如雍正《常山縣誌》將此詩題爲《過常山別方棠陵》。

有的王陽明詩作題目中已有地名，地方誌收錄時會改爲與本地相關的地名。如王陽明從龍場驛丞赴任廬陵縣令途徑沅江，有詩《沅江晚泊》。在廬陵縣的各級方誌中，此詩均題作《沅江晚泊》，如嘉慶《沅江縣誌》、嘉靖《常德府志》、嘉慶《湖南通志》。但道光《桃源縣誌》卻改題爲《桃源晚泊》，修志者或因沅江流經桃源，將原詩題目中的“沅江”改爲“桃源”。

地名變更也會導致地方誌對王陽明詩歌題目的更改。王陽明寓貴期間有詩《天生橋》，後來天生橋被改名。嘉靖《貴州通志》卷2“龍潭洞”載：“去洞十餘丈，有天生橋，高丈餘，闊二丈，其上可通往來。巡按御史魏洪冕立石坊，匾‘龍泉石徑’。”可知“天生橋”後來被改名爲“龍泉石徑”。此後萬曆《貴州通志》將此詩復題爲《過天生橋》，其他地方誌均將此詩著錄爲《龍泉石徑》。《王陽明全集補編》認爲此詩“與龍泉石徑無涉”，這一論斷不確。

更換詩歌題目中的人名也是地方誌凸顯地域名聲的方法。王陽明在平定桶岡匪亂時，有詩《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此詩題目在明清方誌中的表述較爲混亂，有的地方誌遵循王陽明別集中的題目，如康熙《南安府志》，有的地方誌則改爲別的題目，如嘉靖《崇義縣誌》稱爲《平詩》、嘉靖《南安府志》稱爲《平回軍》。最爲奇特的是改爲《桶岡寄桂東令餘達二首》，如乾隆《桂東縣誌》，後續的《桂東縣誌》因襲之。正德十二年（1517）十一月，王陽明平定橫水、左溪、桶岡等地區的匪亂後，在茶寮山寨勒石紀功，即《平茶寮碑》。碑在今江西贛州崇義縣思順鄉，碑文主體東側有王陽明這兩首草書詩歌，清晰可見，此外幾首詩歌模糊不清，僅有“邢珣”“舒富”等字依稀可辨。嘉靖《崇義縣誌》在王陽明的詩歌后收錄季《平詩》3首、邢珣《平詩》4首，其中季有兩首詩與王陽明第一首同韻，邢珣有兩首詩與王陽明第二首同韻。季時爲南安府知府，邢珣時爲贛州府知府，均隨王陽明一道平定匪亂。這些詩歌是王陽明與僚屬之間的唱和詩，與湖廣郴州府桂東縣縣令餘達沒有任何關係。

（二）刪減文本內容

同一則文獻載於不同方誌，常見於同一地域的不同級別地方誌，或者相鄰地域的地方誌，但也偶見於相隔較遠的地域方誌。這種跨地域地方誌中的文本互著，往往刪減了原有文本的內容。

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爲王濟校刻的謝枋得《文章軌範》作序，是爲《重刊文章軌範序》。此序的創作地貴州，在方誌中較早收錄此文，如嘉靖《貴州通志》，內容與王陽明別集所載相同。謝枋得的家鄉江西弋陽在方誌中也收錄此文，如咸豐《弋陽縣誌》。咸豐《弋陽縣誌》將此序題爲《疊山先生文章軌範序》，文末有注“王文成公集增”，而且按語云：“按此陽明先生因侍御王汝楫與郭方伯梓是書於貴陽，而爲之序，故鍼砭當世學者之意多。”可知該志採錄自王陽明別集，但卻刪減了兩段內容：“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以及末尾一段“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這兩段文字均涉及貴陽，交代了王陽明寫序緣由，故而《弋陽縣誌》修志者刻意將此隱去。

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見於浙江、山西、廣西等三地地方誌。嘉靖三年（1528），紹興知府南大吉委派山陰縣令吳瀛重修紹興的稽山書院，並新建尊經閣。落成之後，王陽明應南大吉之邀完成《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作爲此文的誕生之地，紹興的各級方誌大多收錄此文。山西的地方誌也收錄此文，如萬曆《山西通志》題爲《儒學尊經閣記》，雍正《澤州府志》和乾隆《高平縣誌》均題爲《高平儒學尊經閣記》。弘治八年（1495），王陽明應好友楊子器之請，爲其纂修的縣誌寫序，即《高平縣誌·序》。王陽明與高平縣的聯繫僅限於此，並沒有爲尊經閣寫記。此外，《稽山書院尊經閣記》還見於廣西的地方誌，康熙《平樂縣誌》將此記改題爲《平樂府學尊經閣記》。嘉靖六年，王陽明出兵兩廣，先後平定思田叛亂，以及八寨、斷藤峽的匪亂。但實際行跡並未到過平樂縣，後世修志者或出於對王陽明“三不朽”的仰慕，收錄了這篇記。王陽明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中着重闡發“心外無物”的心學思想，只在末尾一段介紹尊經閣的修建始末和撰文緣由。末尾一段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故而在山西、廣西兩地的方誌中均被刪除，以符合所在地域方誌的空間要求。

二 還原陽明文獻的編纂策略

王陽明弟子獲得陽明文獻主要有兩種途徑，錢德洪在《刻文錄敘說》中對此有記載：“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倖免散逸……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校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一方面直接獲取自王陽明書篋中的手稿；另一方面是派人趕赴王陽明行旅所至之地蒐集王陽明遺文，包括題壁詩和碑文等文獻。而這些文獻同樣著錄於地方誌中，但卻與王陽明別集所載文獻不同，據此可以窺見王陽明弟子編纂陽明文獻的態度與策略。

（一）編纂詩歌文本的隨意性

王陽明早年溺於辭章，與復古派諸人交遊酬唱，潛心於心性之學以後逐漸迴避並反思辭章之學，認爲“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王陽明弟子在編纂陽明文獻時，竭力弘揚的是王陽明的學說和事功，故而對詩歌的態度十分隨意，總體策略是精簡詩歌文本，突出的表現是拼合寫作時間相近、內容相似的詩歌，重新擬定總的題目。這種現象不僅可以從地方誌中得以證實，還能從王陽明的墨跡、別集的其他刊本、詩歌的內部信息等多種途徑佐證。

如嘉靖六年（1527）成書的《汀州府志》載有王陽明《四年壬戌復過□□□□》“見說相攜霅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夜坐有懷故□□□次韻》“月色虛堂坐夜沉，此時無限故園心”等兩首詩。《陽明先生文錄》將這兩首詩合併爲《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但與題目密切相關的只有第一首。王陽明在《與希顏、臺仲、明德、尚謙、原靜》一書中稱：“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霅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可知寄給徐愛（字曰仁）的只有一首詩，別集誤載爲兩首。嘉靖三十六年董聰刻本《陽明先生全錄》在《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下只收錄“見說相攜霅上耕”一首，將“月色虛堂坐夜沉”移置《即事漫述》，董聰刻本或已意識到此前刊本的錯訛，故而作出調整。

拼合詩歌的做法會造成歌詠對象的含混，如王陽明別集中收有《喜雨三首》，其實是拼合3首不同題目的詩歌。嘉靖《汀州府志》錄有王陽明《南泉庵漫書》2首，其一“山城經月駐旌戈”，即陽明別集中的《回軍上杭》；其二“即看一雨洗兵戈”，即陽明別集中的《喜雨三首》其一。第一首有真跡留世，後有附註：“雨中過南泉庵，書壁。是日，樑郡伯攜酒來呈，因並呈。時正德丁丑五月四日，陽明山人頓首。”由此可知這兩首詩本是同韻題壁詩，王陽明後來手錄其中一首贈給樑郡伯。乾隆《汀州府志》將《喜雨三首》分題著錄，前兩首題爲《上杭喜雨二首》，後一首“前旌已帶洗兵雨”題爲《巖前剿寇班師紀事》。錢德洪等人或因三首詩中均有描寫下雨帶來歡欣的場景，所以總題爲《喜雨三首》。

冠以總的題目也會暴露內部寫作時間的矛盾，如“歸越詩”中的《化城寺六首》並非寫於同一時間。第一首“天外清秋度明月”和第二首“幽谷風多六月秋”寫於秋季。而第三首“春暖石芝抽玉芽”明顯寫於春季，應當王陽明第二次前往化城寺時所寫。陽明弟子將這些詩歌籠統地稱爲《化城寺六首》，也使吟詠對象變得含糊。第二首、第三首並沒有具體描寫化城寺，嘉靖《池州府志》將這兩首詩題爲《遊九華山二首》。而第三首“一百六峰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歌詠對象應該是金地藏塔，乾隆《池州府志》記載：“地藏塔，在化城寺右一小山，由八十四級以上。”所以在光緒《青陽縣誌》將此詩被附載於“金地藏塔”下。

（二）處理序文文本的針對性

王陽明的部分序文存在初擬稿與修改稿，陽明弟子在編排這些文本時似乎有意根據序文的內容選取不同稿次。對於無涉心學思想的序文，不太注重蒐集修改稿，只是著錄較易獲取的初擬稿。而對於闡發心學思想的序文，儘量收錄修改稿，甚至主動進行加工和潤色。

王陽明別集所收《山東鄉試錄序》，是王陽明主試山東時所寫的初稿，此序定稿見於上海圖書館藏刊本《弘治十七年山東鄉試錄》。山東地方誌，如嘉靖《山東通志》所收就是實際刊刻的定稿。王陽明別集中的《山東鄉試錄序》具有明顯的草擬痕跡，如“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位考試官”，嘉靖《山東通志》所錄定稿補充了“及其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兩位主政者姓名。再如，別集中此文末尾雲：“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偁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於錄矣。”這些有待後續填寫的“某某”，充分說明這篇序只是初稿。嘉靖《山東通志》則刪除末尾一段，又在“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後增補一句“其亦有卓然而顯如顏、閔、遊、夏之徒者乎？”王陽明在此感慨山東人才凋敝，不禁連續發問：由三千士人是否出自孔子鄉人之後，七十五人是否兼通六藝，進而以孔門賢哲來勉勵山東士子。

王陽明曾爲熊世芳所編《紫陽書院集》作《紫陽書院集序》，序文王在陽明別集和地方誌中都有著錄。儘管《紫陽書院集》亡佚，無法看到隨書刊刻的序文，但仔細辨別王陽明別集和地方誌中的文獻，可以發現別集所收爲定稿，地方誌所收爲初稿。嘉靖《徽州府志》錄有《紫陽書院集序》，其中記載：“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士之秀而躬教之。於是七校之士懼政之弗繼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書院之故，復弁以白鹿之規，遺後來者，使之所教。刻成，畢生珊來，致其合語，請一言之益。”王陽明別集中此段作：“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生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別集所記語言更加簡潔。嘉靖《徽州府志》雲：“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寂，卑之而支離，流蕩而失宗，勞而靡有所得矣。”第三句“流蕩而失宗”顯然不能與“高之而虛寂，卑之而支離”兩種情況並提，所以別集將後兩句改爲“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嘉靖《徽州府志》又云“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王陽明別集進一步強調“學”的功用，將後一句拆分爲“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別集中的文本更加流暢精準，應當是陽明弟子在編纂文集時進行了加工和潤色，以凸顯王陽明的心學思想。

三 還原陽明文獻的文本面貌

王陽明弟子從四處搜訪遺文，在文本辨讀和謄錄的過程中時有舛誤。這些文本被編入王陽明別集後，逐漸固化爲“原始文獻”。王陽明弟子在歷次編刻陽明文獻時，大多聚焦於篇目順序的調整，而沒有仔細考辨文本內容，往往輾轉因循。現代學者在輯錄王陽明散佚文獻時，難免會疏於考證，誤收他人作品。藉助地方誌，既可以訂正王陽明別集中文本的脫訛現象，也可以考辨輯佚作品的真實作者，進而還原王陽明文獻的文本面貌。

（一）還原文本的內容

王陽明在巡撫南贛期間，平定了以謝志珊爲首的流民起義軍，刻有紀功碑《平茶寮碑》，王陽明別集中最早收錄碑文的是嘉靖十二年黃綰序本《陽明先生存稿》：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三四年，於是三省奉命會徵。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覆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兇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在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刊刻以前，嘉靖《贛州府志》、嘉靖《南安府志》、嘉靖《崇義縣誌》等3種地方誌均著錄這篇碑文，但與王陽明別集所載有較大差異。

可以發現，嘉靖《贛州府志》中的碑文極有可能採錄自王陽明別集，而嘉靖《南安府志》與嘉靖《崇義縣誌》與王陽明別集所載有異，且文本高度同源。清代同治年間，崇義知縣有感王陽明文集與地方誌記載的差異，曾親赴桶岡，謄錄碑文，同治《贛州府志》在碑文後有注：“《茶碑文》前志所載，與《南安志》、各縣誌，及《陽明文集》互有同異。同治庚午，署崇義知縣周長森親赴桶岡，相度形勢。碑在萬山中，高一丈……今照碑刻正面全文采列，並附碑制，以備金石之採。”同治《贛州府志》從石碑過錄的碑文與嘉靖《南安府志》所載完全相同，且多出“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紀功御史屠僑……共百有餘名”一段落款。贛州市檔案館藏有碑文拓片，內容清晰可識，與嘉靖《南安府志》、同治《贛州府志》所錄完全相同。碑文中的“庚辛”並非“庚申”之誤，而是庚申和辛酉的略寫，如此方能稱之爲“復連戰”。由此可知，陽明弟子在謄錄《平茶寮碑》時多有疏漏和訛誤，而嘉靖《南安府志》和同治《贛州府志》的碑文直接抄錄自石碑，文本更加準確。

（二）還原文本的作者

《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可謂王陽明佚文整理的集大成之作，但其中部分作品疏於考證，誤將他人作品歸在王陽明名下。地方誌卻完整保存了部分作品的作者和文本信息，地方誌可以輔助考實部分僞作。

《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從2008年晉寶齋書畫古董交流會錄出《謁文山祠》：

汗青思仰晉春秋，及拜遺像此靈遊。浩氣乾坤還有隘，孤忠今古與誰侔。

南朝未必當危運，北虜烏能臥小樓。萬世綱常須要立，千山高峙贛江流。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謁宋文山公祠，有賦一則。王守仁。

此詩不見於王陽明任何文集，最早見於嘉靖《固始縣誌》卷10。該卷錄有“知縣張梯《俱和許忠節過贛弔文丞相韻》”一首，其後附有“忠節原韻雲”一首，即此詩。許忠節，即許逵，固始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此詩當是許逵所寫。作僞者或因王陽明寫過《重修文山祠記》，將此詩也託名王陽明，並根據王陽明行跡，僞造跋語。

《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輯有《遊鐘鼓洞》一詩，註明“詩刻在辰溪縣沅水畔丹山崖下鐘鼓洞內石壁上”：

奇石臨江渚，輕敲度遠聲。鼓鍾名世聞，音韻自天成。

風送歌傳谷，舟回漏轉更。今須參雅樂，同奏泰階平。

道光《辰溪縣誌》過錄了鐘鼓洞內的石刻，居首者即爲此詩，題爲《奉和陽明先生□韻》，有兩處異文，“今”作“會”，“泰”作“太”，署名“門人太和曾□漢”。向彪等人曾前往辰溪實地考察，撰有《湖南辰溪丹山摩崖石刻羣考》。經過傳世文獻和石刻文獻的互證，可知此詩題爲《奉和陽明先生題鐘鼓洞韻》，爲王陽明弟子曾才漢所寫。王陽明原詩《鐘鼓洞》爲七律，收入《王文成公全書》。《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或因石刻風化導致部分字跡模糊不清，憑“陽明先生”誤將此詩歸爲王陽明。

餘論

隨着陽明學研究的不斷推進，文本材料的關注點由王陽明別集轉向其他文獻是大勢所趨。“方誌學”與“陽明學”的結合，將爲陽明學研究開闢新的路徑。《陽明行跡方誌文獻選刊》影印王陽明所經之地的309種地方誌，爲“地域陽明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如何利用這批材料進行學術研究，是研究者需要面對的問題。除了張宏敏指出的還原王陽明的詩歌吟誦、講學授徒和軍事活動，分析地方誌與王陽明別集所載作品的異同，並思考差異產生的原因也是利用這批材料的方法之一。

儘管地方誌會出於光耀志乘的目的，對王陽明文獻進行不同程度的重構，但地方誌也保存了很多王陽明文獻的原貌，尤其是王陽明沒有留下手稿的碑刻、題壁詩等作品。這些作品經人實地考察、謄抄後才進入王陽明別集，在此過程中文本面貌難免發生變化。地方誌屬於就地取材，更加接近作品的創作地點，故而地方誌的可信度要高於王陽明別集。針對王陽明的部分作品，地方誌可以與王陽明的墨跡、王陽明的別集等文獻形成互證，反映王陽明弟子編纂王陽明文獻的策略與傾向。地方誌有資於校正王陽明作品的訛誤，還可以輔助考辨王陽明輯佚詩文的真僞。當然，面對地方誌中紛繁的陽明文獻，我們既要看到它與王陽明別集所載陽明文獻的差異，也要考訂差異產生的原因，如此方能準確解讀王陽明的作品，合理闡發王陽明的思想。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原文載《中國地方誌》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臺限制，註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