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全球債務高企，暢通經貿是根本對策

來源：環球時報

國際金融協會（IIF）發佈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債務總額增加了超過15萬億美元，達到31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全球公共債務接近90萬億美元。世界經濟論壇（WEF）總裁布倫德表示，全球公共債務佔全球GDP的比例已接近100%，幾乎是182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全球公共債務總額逼近GDP，讓各國乃至全球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不斷加劇。統計顯示，截至2023年年底，美國政府債務總額升至34萬億美元，連續10年位居全球第一。美國政府被迫大規模舉債，數次上調債務上限。而日本自“失落的三十年”後，政府債務持續攀升，其“債務貨幣化”的應對措施已不可持續，2022年時其政府負債率高達261%。歐盟國家也因債務問題分歧嚴重。截至2023年年底，歐元區政府債務規模達12.6萬億歐元，創歷史新高。其中希臘、意大利的負債率高達165.5%和140.6%，遠高於歐盟60%的目標，進一步加劇了歐盟內統一的貨幣與各國獨立財政政策間的矛盾。此外，31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居民和企業債務爲104.6萬億美元，佔GDP比例達255％，財政赤字和償債壓力居高不下。

多重因素交織造成此輪全球債務風險不斷累積。一是各國爲應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及後續影響，持續提高負債率、擴張財政支出；二是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紅海危機等地緣政治博弈因素疊加，導致全球通脹水平居高不下；三是美聯儲自2022年下半年以來持續加息並不斷推遲降息預期，形成“強美元”，引發多國金融緊縮週期，也讓一些國家面臨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從長期來看，新的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週期要轉化爲實質性生產力還需時日，難以對衝掉這些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將延續下降趨勢，全球債務的長期脆弱性風險也會增加。

不難發現，全球債務增量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一邊大力推動自身經濟“脫實向虛”，令本國製造業產能受到嚴重削弱，另一邊不斷推出各種制裁、限制舉措割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劇了全球商品供需失衡，讓緊縮貨幣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導致債務問題遷延日久，損人而不利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則受“強美元”影響，普遍發生輸入性高通脹併疊加資本外逃，讓系統性金融債務風險不斷累積。

整體來看，我國公共債務規模可控，系統性金融風險較小。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數據顯示，我國2024年一季度政府部門槓桿率爲56.7%，低於60%的警戒線。雖然地方債務壓力較大，但我國債務問題有兩大“定心丸”：一是赤字率可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國今年赤字率擬按3%，赤字規模較上年年初預算增加1800億元。同時，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定調、加大對金融資本市場的監管改革、中央加大地方轉移支付，緩解地方償債壓力等舉措降低了我國出現系統性金融債務的風險。

二是經濟增長可期。從債務結構來看，我國債務以地方債務爲主，所涉及的多爲基礎設施、產業園區、鄉村振興項目等優質資產。隨着各項目的工業設備大規模更新換代，新質生產力將夯實基礎、穩步發展。而從實際數據來看，一季度及“五一”假期的各項經濟數據均表明國內經濟正持續回升向好。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國內經濟增長按不變價計算同比增長5.3%。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爲73.7%，貨物和服務淨出口的貢獻率爲14.5%。今年廣交會和北京車展上新能源汽車的火爆，也都證明了中國在數字經濟、綠色轉型上取得的成績，博得許多國際資本對國內經濟前景的看好。

國際債務債權人身份轉變爲我國帶來加深全球治理參與的契機。隨着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調整，我國已由傳統債務大國轉變爲新興的債權大國。各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逐步替代成熟的歐美市場，成爲我國貿易、投資的重點區域。由“債務人”向“債權人”的身份轉變，更令我國需要重視國際債務治理中的話語權問題。

應對全球債務風險的根本措施在於保持全球經濟增長與暢通經貿合作，短期則需要防範並化解國際債務違約等風險問題。在當前複雜國際形勢下，高通脹或將成爲常態。對我國而言，對內要穩步推進經濟增長，加大科研創新與綠色轉型投資，對就業與消費保持高度重視，提高宏觀調控與債務管理水平；對外，則要堅定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各國共享超大規模市場與新增長機遇，積極拓展與歐洲地區國家的合作空間，穩步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項目落地。此外，應充分發揮G20、聯合國等多邊治理平臺功能，推動多邊協調及減債政策協商，不斷提高我國在全球債務與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