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 夏道平家史：一個時代的見證（2）

夏道平家史：一個時代的見證（連載之二）

作者：夏明

編者注：本公號連載的“夏道平家史”正文主要是李曉波博士對夏道平之長子和次子的採訪記錄，由夏道平之孫夏明教授整理，風靈公號授權代發。連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下文）爲夏道平長子夏宏琛的採訪記錄。

母親朱啓保

我母親生於1905年5月，大我父親一歲，父親的出生年月應當是1906年5月（現在誤記爲1907年，不知何故），這是妹妹晦鳴從母親那裡得知的，應該是真實準確的。母親去世是1983年7月，這些我妹妹記得很清楚。

母親也是保安鎮人，舅舅家裡原來也開了大商店，叫做朱春陽號。母親文化不高，識字不多，不會寫信，包了小腳，後來又放鬆了，叫半大腳（我們祖母那一輩都是很小的腳）。

那個時代都是十八九歲結婚，婚後，母親侍奉公婆，撫育子女，是很辛勞的。父親從私塾轉入新制學校，就要長年離別，特別是抗戰八年，和1949年後的永別，簡直是象守活寡一樣的內心痛苦，外人是難以想象的。

從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慢慢地對父親的牽掛，隨着歲月的流逝，可能逐漸淡化了一些，也可能是絕望了。誰知是死是活？

但，1979年，突然接到從臺灣來信，母親的第一反應就是“那就叫他回來呀！”她喊出了這一句話。我耐心地解釋：一下子不可能回來，要等。可是她等那麼久了。她的眼瞎了，她有嚴重的白內障，醫生認爲她年齡大，有高血壓，不敢爲她動手術。接着，她神經有些失常了。身體每況愈下，支撐不了了。我想本來等了二十年，逐漸平靜了，突然受到一個不能接受的刺激，精神上崩潰了，任何安慰的話都不管用了。

這是社會是時代歷史給我們家庭的一個悲劇。

第一次收到臺灣來信，應是1979年初。那一年是葉劍英發表了一次講話。

這信是託大冶的同鄉輾轉從香港帶回大陸的。

住在武昌的孔蔭棠（又叫孔惠）先生讓他的兒子找到我，約我到他家相會，隨信還附有一張匯款單（外匯-100美元）。孔先生是原住保安鎮上街的同鄉。

我的第一封回信，則是請四叔轉給他當時在香港的舅兄劉再予再設法帶去臺灣的。

當時還沒有正式通郵，所以通信很麻煩。有時一封信對方要一個月多才能收到，甚至更慢，或會丟失。

例如1980年8月14日他的信中說：最近接到宏琛本年五月二十七日來信，……那就說明五月底的信他八月初才收到。他寫的這封信的右上角還寫有：“蔭棠兄：屢次麻煩你，謝謝！這封信再請你轉交。拜託了。震英敬託。

這就說明我們開始通信的情況。

當時信中所寫主要是介紹基本生活情況，雙方寫得都不太長。慢慢才寫得較細，通郵以後，寫得就長些，想到什麼都隨便寫了。

（1994年1月12日寄回武漢的信，只七天就收到了）

父親的信，充分表達了對親人的懷念以及讀到我們的信件後的欣慰和喜悅之情。

上述1980年8月14日的信，是他初知家中情況後寫的：“……我們一家人都生活得不錯，我很驚喜。媽媽雙目不明頭暈等毛病，特別叫我想念。她一生辛苦，晚年有你們兄、弟、妹、婿、媳、孫子、孫女常在一塊，總算享有天倫之樂。她一生無甚嗜好，只喜歡喝茶。我寄回那一點錢，請你們爲她經常買點好茶葉請她喝。好好安靜過日子，不要多煩心。”

可見他最思念和關懷的是媽媽的身體。此信還提到“宏光是否每年能來武昌看看媽媽。”因爲只有宏光一家不住在武昌，是在大冶縣城。

隨後，在同年十一月七日的信中又說：“媽媽的眼疾白內障，能否動手術，要聽醫生的意見，如能重見光明，那是再好不過了。她晚年有你們兄妹和孫輩都在身邊，這份天倫之福，是很難得的。你們可常以此語安慰她。希望她能夠比較愉快地過晚年生活！”“老年瞎眼，越想越難過”。（1981.2.12信）

1983年7月8日他的信中說：“媽媽的情況怎樣呢？看她的照片和你們的報道，她比我衰老多了。”

誰知這一年的這一月正是她離世的日子。

他對老年體弱多病，又雙目失明的母親特別的思念和感到歉疚是深切和自然的；此外，對子女和孫輩每個人都深懷親子之情的愛護和掛念。他好像發覺我們每個人都有優點，對每個人都讚美和鼓勵。

他在給我們兄妹的信中說：“……收到宏琛及明孫來信，還有明孫的照片一張。明的照片，我愛不釋手。”而且，他還另給夏明回信說：“明明，我把你的名字重疊起來叫，你覺不覺得更有親切感？你的照片真棒。你這個人想更棒。我真想緊緊地抱着你，我好想啊！”又比如，對夏芳，他也在信中誇獎她：“從你的文字和文字間傳達的事實，我看出你是多才多藝，而且敬業，具有上進心。”他說最愛讀夏芳的信，寫得很幽默，看着看着就笑起來了。所以，他對我也就多次提到，夏芳好久沒有來信了，可見他巴不得夏芳多多給他寫信。但是，他又很諒解。在給肖青雲（我夫人）的信中（1988.12.10）說：“夏芳和我一直不斷在通信，但也要間隔一些時她才寫。她實在是忙，要寫論文，要打工，也要玩玩。”他這個做爺爺的就是這麼設身處地的替年輕人着想，寧可自己耐心等待。有趣的是，他還真的在信中對夏芳說：“搬家是件麻煩事，……當然要花掉許多時間。遲遲沒有給我寫信，我不會怪你。何況，‘等待’不一定是件苦事。”不是苦事，難道是樂事嗎？可是沒有解釋，沒有發揮，只好由我們去想了。

我是每次收到父親的信，兩三天之內一定寫回信，而且確實是有話要說，有事可寫，自自然然寫得很順暢。從這十多年的通信中，我得益良多。我也盼望時時能讀到他的來信。但是有時知道他是在身體不適的時候寫回信，有時明顯地寫得簡短潦草，就勸他不必每信必回。特別是兩代人大家都寫信或者輪流寫信，他一個人來回信，怎麼對付得了。但是他的回答是：“我以接到你們的來信爲樂，也以給你們寫回信爲樂。不同的話題，有不同的樂趣”。說“與兒女婿媳孫子們寫信，是輕鬆愉快的事情。”又說“我給每個人分別回信，固然不省事，但可象是在對話。因爲每個人談的話題不一樣”。

杜甫的詩句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麼，被內戰阻礙了二十年的海峽兩岸，這樣的家書該抵得上多少金呢？那麼，父親所說的最近幾年，我最快樂的是接到家書。所以我給夏芳寫信時，經常提到莫忘記給爸爸媽媽寫信。（又在設身處地，推己及人了）。

還有，他說：“我每次給你們寫信，心中就想到家中的每一個人，你們的媽媽，你們的配偶，你們的子女。這是人的天性，對於自己的親屬特別關愛。人類社會以及社會文明的持續，大都有賴於此。”這算是作了總結。

1989年香港小聚

1989年香港聚會夏氏全家合影，第一排中爲夏道平

1989年夏芳還在德國留學，她當時的丈夫陳寧，有個舅舅在香港，夏芳和陳寧想先到香港玩幾天，然後再回國。於是陳寧出了個主意，想撮合我和父親分別從武漢，臺北到香港，大家見面一次。於是就有了1989年9月初的一次小聚。

從大陸到香港，當時是有限制的。就是從臺北到香港的往來機票，也因供不應求，要提早兩個月預定。後來，陳寧的舅舅爲我辦了赴港旅遊的手續。而有了去港探親的證明以後，夏宏倫、夏晦鳴、夏明三人也辦了赴港的手續，最後肖青雲也得到別人的幫助，辦了赴港會見女兒的手續。這樣，我們共五個人從大陸到了香港。在約定的日期，父親也到了香港。陪同他的主要是陳宏正，還有殷海光的夫人。

陳寧的舅舅舅婆請我們以上所有這些人聚了餐，此外還到海洋公園等地遊玩，看海豚表演等。

驟然見面真不知叫人從何談起。父親當然對我說，這麼多年你們受苦了啊！我避開話題，回答說，不過有失也有得吧。好在也都過去了。這也是我的真實意思。這麼多年耽誤了我最美好的年華，但也的確對社會基層有了瞭解。對農村農民有了些瞭解。父親還說到他沒有很好盡到自己對家庭的責任。我說那是歷史原因、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我們不會怪你，而且現在不是都很好嗎？細節問題也記得不太清楚了。

事隔多年了，記起來總的情緒是興奮的歡快的。在海洋公園內，太陽有點曬人，好像是晦鳴妹妹用塊白手卷讓父親當帽子，他不習慣，摘下來了，後來夏芳買來一把小花傘他很高興。這個小鏡頭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時拍了一些照片，夏芳拿走了。看看照片，可能還記起一些細節。

正如父親後來在信中所說的（1990年9月19日）：“去年我們在香港短期相會，我是存心要讓大家歡聚，你們也都作如是想。所以我們都沒有象一般人會親時那些激動哀傷的場面，所以至今我們對去年的聚會，都是歡樂的紀念。”

這次聚會前，他的身體還較好。知道我有時到廣西南寧去上課，就想到我有無可能到廣州去上課，如有可能，他到有可能去廣州和我見一面。動了這個念頭，告訴夏芳後，夏芳和陳寧纔想到了香港和她的舅舅和這個在香港的會見。可見最初還是父親發起的。他想會見自己的親人，又覺得回湖北迴武昌，恐怕受不了，身體受不了，旅途勞頓受不了，情緒的波動也受不了。而到廣州則比較現實穩妥。後來相會在香港就再理想不過了。

根據我的分析，我認爲雖然短短三天，還是打亂了他的生活規律，起碼比原來的日常生活要勞累些，興奮也集中了一些，過度了一些。一個月後，1989年10月9日來信說：

琛兒，青雲媳：

九月二十一日來信收到。這次香港相聚，我確是很興奮。三天時間真太短，臨別時，有一陣心酸。回臺後，頭幾天只覺得疲倦，沒有什麼其他病象，到了15日心臟病發（輕微度）住了十天醫院，早已出院好了，我會注意，我們各自保重，勿念。

夏芳回德後，我們通過三次電話也接到她來信兩封。

茲寄來照片三張，請□□分別轉寄（注：方框內有兩字辨認不清）

此信草率，再談。

爸：10／9 89

以上是這封信全文。

我是根據這封信和以後他發病的頻率來分析，這次香港相聚對他的健康多少還是有影響的。

所以，此前或此後當有人希望他能真回家一趟或者我們可否到臺灣去看望他（柴松林先生就有過這一建議）時，他都不太積極。晦鳴和餘家林去臺一次，那是很成功的。他考慮到很多實際困難，比如，在臺北都按規定要本人或親屬去辦理手續，路很遠，要人跑路，又無人可託，那一次臺北的媽媽親自跑了幾趟，很累的。再則，父親又是一個極不願去隨便打擾別人，爲生活上的事去請託別人的。

他的信中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的處世哲學中有一條：“凡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就不把它當作問題。”

1995年1月的一次信中又對我說：

“……最重要的，還是在我們已在寧靜喜樂的心情中過日常生活，怕的是外來干擾。俗世的價值觀，我們已消除了，這又難得你們瞭解。”

這已是一個基督信仰者晚年的哲學語言了。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父親的好友詹紹啓及夫人同我們見過一面。他們都是大冶人，租了一輛車到家鄉去尋舊，環境都變了，找不着地方。問了一些人，也問不出結果。詹的夫人是讀武大中文系的，她見到我們很興奮。說是夏道平的兒子我倒要見見。然後說的一句話是，你爸爸這個人呀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知道她引用了《論語》中的一句話，我答着回答她，這些話從小他就讀熟了的。當然，父親不僅讀熟了，而且是他終身做人的道德。比如，抗戰時期穿軍裝做私是可賺大錢的，特別是大軍官，父親就很鄙視（是不是大伯父說的，我記不清了）；又如，夏宏光在銀行部門工作，四十年來，天天與錢打交道，沒有一筆賬是經不起檢查的。他大加讚賞說：錢與權力，是極具誘惑力的。宏光這種對誘惑的抗拒力，真難得！

1988年9月20日的來信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我是個不善於儲蓄的人。教了一大輩子書，雖不至於象抗戰時期那麼窮得“教授、叫瘦”，但拿定額薪水的人，即在經濟繁榮期也是無法靠儲蓄來買住宅的，除非不務正業，賺外快。這是爸爸所不爲的。所以我有三十年左右是住在朋友王家。現在住的房子，是“牽手”的產業。日常家庭的生活費用是我們二人合擔。各人自己的花費由各人自己支付。我自去年生病以後，只作半天工作，不久恐怕要全天休息了。我想，如果我還可活三兩年，當不至於愁錢用。我這一生，沒有負起家庭責任。想起來總難過。三十多年的憂心，後來竟出意外地知道你們兄弟妹乃至長一輩的人還生活過得去，而你們都有不壞的工作，這又是晚年的快心事。

餘家林和晦鳴從臺北回家，帶回了一張舊的債券。那是抗戰時期重慶國民政府發行的。上面填寫的是夏宏琛的名字，實際上是父親那時用節約下來的錢，無法寄回，就用這個辦法儲存下來。數額相當高，但後來時過境遷，錯過了兌換期，只能保存下來當作紀念品了。從這個具體事實來看，說明是時局社會等原因使他無法直接承擔家庭經濟責任，但還是設法在想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雖然他是研究經濟理論的人，但對具體的經濟活動卻忽略了。用現在的說法叫做不會理財。

杜星符先生

摘自1991年8月19日給宏琛、青雲的信。

我讀線裝書時代的老師杜星符先生是我終身難忘的恩師。他在我家教書時，我家後院的樓叫“怡樓”，因爲我的祖父名怡庭，故名。樓中的藏書，一半是我祖父買的，一半是杜師介紹給買的。後來經抗戰之亂，我回家時，都沒見了，還有許多的字畫也完了。我也懶得究問，反正事已過去了，無法挽救。現在想起來，有點難過。

我之出來考新式學校，也是受杜師一再鼓勵。因爲我的長輩都不大主張讀洋堂的。沒有杜師，我這一生不是這樣。是更好或更壞，固然難說，總而言之，不是這樣。杜星符先生，我總記得他。

附記：⒈“怡樓”，1954年被水災沖垮，已不存在了。

⒉關於老一輩的守舊思想。

我們祖上這些老輩都是十九世紀清皇期統治下的人。如果讀書，就準備去應科舉考試。1911年推翻了皇帝，這條路走不通了。理所當然地想不通，所以接受事物也就有牴觸。

我記得大伯祖父那位留着長鬍子的老人，還對着孫中山的遺像罵他是“污（wu)臉子”。因爲黑白照片上臉部是有陰影的，而傳統的畫像（如皇帝的畫像）是不會有影子的。連黑白照片他都接受不了。

從無人際恩仇念 老病方慚虧負多

父親在病中寫信到：……不敢用腦筋的時候，睡也睡不着的時候，我就寫毛筆字消遣。我最近想到兩句述懷的詩句，我經常寫它以自況。那兩句就是：

從無人際恩仇怨，

老病方慚虧負多。

唉，就想到這麼多。現在我們也老了，也常唸叨這兩句詩。

夏宏琛

2012.5.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