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陳耀昌擠擠眼

小說作家、醫師陳耀昌最近出版短篇小說集《頭份之雲》。（本報資料照片）

（允晨文化提供）

根據陳耀昌醫師自敘：〈老大昌幻想曲〉這篇小說寫於1967年，是投稿臺大醫學院《青杏》的作品。老實說：我反覆讀了幾遍，一直沒能弄明白故事（如果有的話）裡的科學內容－－不但推論不懂，連命題是什麼也完全不明白。

但是，用我長年讀小說的直覺來看，那科學方面的疑難一點也不重要。畢竟人類、物種乃至於現存世界的一切，也就是吾人稱之爲萬物的東西，終將歸於毀滅。其形式不外乎「地球必向太陽中心墜落」；而無論是白遼士的「走向斷頭臺」或者是貝多芬的「送葬進行曲」，大約只能說是作者對於預言這番播弄的一個帶着嘲謔的隱喻罷了。

「老大昌 / 小人物」的幻想曲不期然卻預示了陳耀昌醫師日後不甘於幹醫師分內之事，他用「耀昌剃刀」（Yoccham’s razor）改換了「奧康剃刀」（Occam’s razor），來暗喻他能夠「祭起照妖鏡」（運用邏輯思維的工具）使得「夢的僞裝部分頓時原形畢露、無所遁形」（夢，既可以是回憶，也可以是現實，也可以是歷史，更可以是信仰所不肯置疑的神祇、價值甚或真理）。只不過，我們要謹記：「奧康剃刀」的原始意義是：若對同一個問題能夠提出多種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能夠作出同樣準確的預言，那麼，這個理論的假設越少則越好。

換言之：被哲學家借用爲邏輯學法則的這把剃刀大意可以是說：較簡單的理論比複雜的理論更好，是因爲較簡單的理論更容易加以檢驗。

那麼，「耀昌之刀」既然豪邁地自稱宅「不是奧康之刀」，顯然他的照妖鏡是要走向相反的理論－他要建立更多的假設；假設回憶是經過扭曲的，現實是經過變造的，歷史是被誤會而形成的，神與我們慣常信仰的價值與真理也都是透過某些被人們忽略的認知機轉而打造的。托爾斯泰是不是早就說過：「歷史是衆人同意的傳奇而已。」（History is agreeable legend.）

我和陳耀昌醫師相識三十年，勉強也算是他同一代的晚生。我們那一代的文青有不能不讀之書。即使未能從這些文學經典上窮究其理、發明其義，若有某些淺明易見的概念不能琅琅上口，則不免會爲同輩的文青訕笑。

試以最浮泛平常的例子言之：佛斯特（E.M. Forster）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說「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這是「故事」，也就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陳述。而「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在情節中，仍然保有時間順序，但是已爲因果關係所掩蓋。

陳醫師與我差不多年紀，而在西洋文學教養的薰陶下或許也曾接觸過佛斯特這一套在文青羣中顯然熟極而流的著名理論。可是，他似乎並不在意推進情節的技術如何擺脫過於簡單、甚至寡談無味的文獻材料的限制。他苦心經營的是比「簡單的假設」更復雜一點的可能。當人們已經慣常接受而相信的事物尚有餘味餘趣，必然是它超乎吾人的認知而「原來有另外一番真相」，我們常用的一個詞：翻案。

因此，除了前文提到的〈幻想曲〉之外，收錄在本書之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跳脫了佛斯特式的因果情節觀，而代之以別具隻眼的史料判讀。其中，〈芻狗的正義〉最爲熟練。陳醫師確實試圖建立一個夾縫中幾乎無法立足存身的角度去爲「轉型正義」拈出難能可貴的慈悲和寬容。

小說作者似乎在提醒着：當後世之人一方面試圖還原歷史真相，一方面又試圖鞏固單極是非的時候，正義卻可能因此墮入益發武斷且模糊的知見僵局。

是的，陳醫師設若也會寫一部「小說觀」的話，大概不會着眼於佛斯特所謂的「因果關係」（Causality）；令陳醫師着迷的總是「當人們衆口一聲以爲某個角色如何被命運扭曲擺佈」的時候，揮舞着「耀昌之刀」的敘述者卻告訴我們：「其實，命運是在以另一個方式扭曲擺佈着這個──以及另外一羣人」。他總要輾轉發現：「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固然，這也是佛斯特批評過的：「在巨大的命運軌跡下人物變得渺小卑微，使我們懷疑他的真實性。」

然而，小說家闖入角色個人的內心世界、將他對人性的獨得觀察作一犀利的解剖，這本應是走出亞里斯多德式的悲劇觀所宰制的戲劇性美學的載體。唯其如此，角色纔不會一再淪爲對造化弄人空唱奈何的自憐工具。只不過陳醫師更願意讓角色的情感再三爲更巨大的、不由自主的力量所牽動，而顯現其值得被同情的處境。

猶如在〈粵東二十七公〉裡的何義，他和另外二十六個被迫在「臺灣民主國」號召之下「戰無可戰、降無可降」的散兵遊勇在逃亡途中和民衆起了衝突、橫遭誤殺，但是，日後卻受封爲「粵東義民」擁有了「褒封粵東忠義諸公之神位」的祀享。

陳醫師花了相當的筆墨去刻畫何義不知死爲何事而已經死去的場景，甚至感官（如：飄飄然身輕如燕、經聲佛號充滿耳際、眼前乍亮有如走出隧道……），到最後，何義甚至還搭上了返回故鄉的船隻，與他同行的居然還是「臺灣民主國」的副總統丘逢甲。這個荒誕悲涼的情節似乎必須建立在沒有深度意識的角色身上纔會使得那渴望更加沉重，纔會使那悲傷更加絕決。我們做讀者的也更因角色是個「扁平的小人物」而發出了自然而然的同情。

〈牡丹頭顱的復仇〉也有類似的映襯之筆。四顆流落在愛丁堡一百三十六年的排灣族人的頭顱回家了──如果以牡丹社事件的殺戮日爲起算點，這四個頭顱已經在外漂泊了一百四十九年。陳耀昌醫師以第一人稱敘事者「我」爲媒介，給了讀者一個簡明版的《斯卡羅》故事大意。

這是一個「見鬼的故事」。既不恐怖，也不殘忍。血腥味早就乾涸飄逸了；但是還能展現靈力的Aruqu父子身爲幽靈的狀態似乎更像是喜劇性的。他們聆聽也訴說着牡丹社事件的邊邊角角，對象就是作者所化身的那個「我」，「我」既提供了註解大小Aruqu生死之謎的文獻材料，也透過這一對父子的自剖而覆案了他還原歷史現場的企圖。「祖靈」彷彿就是解答排灣族被殖民者遭壓迫、受操弄、被棄置侮蔑的見證，但是遲到了。

Aruqu的復仇似乎也帶着些荒謬意味地失了準頭，但是作者給了我們一個更荒謬的結局。在返鄉（猶如〈粵東二十七公〉中的何義和丘逢甲），於是竟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先生，要來一些wine嗎？」在機吃完中餐後，空中小姐笑瞇瞇地問着。

「好，給我一杯白酒。還有，有威士忌嗎？有Johnny Walker最好，我這位朋友會很高興。」我指了指我身邊座位的箱子。

空中小姐有些莫明其妙的神色，還是拿出一小瓶黑牌約翰走路給我。

「對不起」，我厚着臉皮再問：「可以有四瓶嗎？」

我們在四個箱子前的餐桌各放了一瓶酒。「四位牡丹英雄，乾杯，MASARU﹗」

「Aruqu，乾杯﹗我會把2023年的你，回到一九一四年去復仇的事寫下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至於讀者有沒有悟性，是他們的事。」說完，我自個兒笑了起來。

方纔的空中小姐又回頭望了我一眼，我也向她擠擠眼，心中說：「妳不懂的，因爲你們沒有天線，我有。你們只能停在Universe，而我可以去Meta Verse﹗哈哈。」

我猜想：陳醫師在寫到這故事尾聲的時候，應該特別感到輕鬆愉快；他那非職業小說家的天真本色便流露出來了──故事中的「我」實在不應該向那位空中小姐「擠擠眼」的，那是一個完全沒有必要的小動作，在虛構故事裡，應該只有史恩康納萊所飾演的James Bond這樣做纔不令人覺得那是糟老頭。

不過，也許還是可以容忍的罷？畢竟，〈牡丹頭顱的復仇〉裡所動用的推理工具──那頭顱骨底下的知識記憶、邏輯推導、以及豐富緊緻的想像力，都是一個偵探或諜報人員所不可或缺的。那隻眼該不該得意地擠那麼一下呢？讓我們像個偵探一般反覆琢磨琢磨。只不過，請不要忘記佛斯特的警語，他引用諾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寫給勞倫斯（D.H. Lawrence）的一封信裡的片段：

「小說家的筆觸」產生於對人心的複雜多變缺少體認。它爲了文學的目的，僅選取人性中的三兩種特性──最能聳人聽聞，所以也是最有用的特性──而將人性的其他部分棄而不顧。……這就是「小說家的筆觸」，它歪曲了人生。

幸而陳耀昌醫師還不是職業小說家，他在人生的邊上，還有笑着的餘裕，既冷亦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