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當過去成了負累
近年來，“小鎮做題家”在持續引發討論。這個說法最先出現在2020年前後，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中，不少名校生以此自嘲。他們出身農村或小鎮，歷經應試的篩選擠進重點大學的校門，卻發現大學生活是另一番模樣。當這個概念被越來越多討論時，其間的情緒也在不同圈層激盪。“做題家”，似乎正在成爲一種集體式的隱喻。但當我們在說起“小鎮做題家”時，我們究竟在討論什麼？
早在這個詞出現前的2013年，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就已經開始做相關研究。 當時，學生們還不知道“做題家”這個說法，但大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做題”的經歷。 即便如此，謝愛磊並沒有選擇使用這個說法指代他們，而一直把他們稱作“農村和小鎮的學生”。 十年前，媒體公共敘事對此的風向與今時今日大不相同。 他們還不是大衆印象中的“做題家”，而是“沉迷遊戲、無法適應學業”的“問題學生”。 這種敘事的轉向出乎謝愛磊的預料。 在他看來，不管是哪一種，其實都反映出我們並沒有真正瞭解過這個羣體。
“小鎮做題家”一詞走紅後，有媒體在採訪謝愛磊時無意問到，在“考公考編熱”的今天，這些“小鎮做題家”們是不是就有些優勢了？ 謝愛磊當即反駁，他說這正是他最擔心看到的。 外界可能在變質的公共討論中，忽略這個羣體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說到底，“人們不能把這個羣體只能依賴的東西，變成他們擅長的東西。 這是兩個概念。 ”
電影《背起爸爸上學》（1998）劇照。
這十年間，謝愛磊對2000名重點高校學生做了追蹤研究，並與其中的百餘位農村籍學生展開了跨越多年的深入訪談。 他希望將這些學生的聲音傳遞給更多的讀者，盡力還原在“小鎮做題家”噱頭背後的真實故事。 出於出版考量，這本書仍取《小鎮做題家》爲名，但全書均用雙引號標註。 他說希望讀者打開書後，能先懸置已有的判斷。
這些年，相關羣體的研究也層出不窮。 在這本書中，謝愛磊說他想嘗試暫時放下自己“理論化”的雄心，讓這些學生用自己的話講出自己的經歷。 他只在必要時，做一些“理論”視角的闡釋。 他不希望學生在讀過更多相關的書後，來和他感慨，“怎麼辦？ 自己好像就是這樣的人”。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對於所處的境遇，這些學生並非沒有覺察，他們在嘗試理解、分析來時的路，並尋找未來的出路。 謝愛磊稱之爲珍貴的“反身性”。
在這個概念流行數年後，我們在北京見到了謝愛磊。 和他聊了聊這個概念背後敘事的轉變，以及他接觸的這羣真實的“農村和小鎮學生”羣體。 在他看來，這個名詞背後隱藏的是一種更加廣闊的生存心態，它提醒我們思考，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是不斷教人“忘記過去”，那長大之後的這代人又該如何回望自己的來處？ 當舊的自我被親手否定，新的自我又遲遲無法建立時，文化意義上的“無家可歸”者還能去哪裡？
謝愛磊，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著有《“自我低估”：精英大學農村籍大學生社會能力的自我建構》《Desirability, technical skills, and misrecognition》《“讀書無用”還是“讀書無望”——對農村底層居民教育觀念的再認識》《精英高校中的農村籍學生-社會流動與生存心態的轉變》等。對探索宏觀社會結構變遷與個體精神境遇之間的聯繫有持續興趣。希望研究有助發掘基層“聲音”、並將其引入主流的政策文獻和學術討論中。（受訪者供圖）
採寫｜申璐
《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謝愛磊 著，北京貝貝特|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5月。
從“學業有問題”到“擅長做題”：
變化的農村籍大學生敘事
新京報：先從“小鎮做題家”聊起吧。這個概念的出現時間並不算長，但這些年間卻數次引發討論，且公共討論中它的語義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延展。你是什麼時候聽聞這個提法的？或者說，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可能也算是其中一員的？可否結合私人感受聊聊看。
謝愛磊：的確，這個概念最初來自豆瓣的一個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早先它只是在當中的部分學生間流傳，他們用這樣的說法來自嘲，講農村或城鎮出身的學生，各自在重點大學的經歷。後來，當這個概念引發越來越多討論後，它被賦予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甚至會有批評的聲音。有人覺得這背後指向的是那些出身於農村或鄉鎮，擅長做題，但可能“只會做題”，同時又視野狹隘、思維僵化、敏感自卑的學生。這是我非常擔心的部分。
早在2013年，我就開始做相關羣體的追蹤研究。在此之前，有段時間國內重點高校的農村籍學生比例是在下降的。2012年前後，國家出臺了專門面向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專項計劃，重點大學校園裡農村籍學生的比例才又逐漸上升。但當年媒體對此的敘事和今天很不同，大衆認知中這些學生進入校園後就沉迷遊戲、學業不能適應，甚至是很多極端事件的主角。我就是從農村來的，我很清楚媒體敘述中的樣子並不全面。所以當年我做這個研究時，更多是想扭轉對農村籍學生的“污名化”敘事。
有意思的是，在當年的那些訪談中，“小鎮做題家”這個說法還沒出來，但很多學生幾乎不約而同會聊起“做題”的經歷，戲稱自己是“做題機器人”。即使這樣，我也不太喜歡用“做題家”概括這個羣體，而一直把他們稱作“農村和小鎮的學生”，或“農村籍大學生”。
爲什麼不太想用這個詞呢？我是一直做農村教育研究的，我會很擔心，當我們從客觀意義上使用“小鎮做題家”時，很容易導致外界對這個羣體的刻板印象，認爲他們真的“擅長做題”。
電影《女大學生宿舍》（1983）劇照。
新京報：意思是，他們不擅長做題嗎？
謝愛磊：我們先想想在“做題家”背後的農村學生羣體。綜合上講，這部分學生相比城市學生，是更難進入國內重點大學的，他們更缺乏優秀的師資，更缺乏優質的教育資源。我曾在訪談中詢問過不少農村學生，教育是不是能夠改變命運？他們說“不知道”，“但這好像是唯一的出路了”。
我記得，還有個媒體記者也曾問我類似的問題。他說“考公熱”的今天，這些“小鎮做題家”是不是就有些優勢了？我當時就立馬反駁，不是這個意思。這也是這個提法潛在的風險，外界可能會忽視這個羣體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人們不能把這個羣體只能依賴的東西，變成他們擅長的東西。這是兩個概念。
退一步講，這種“做題能力”的差異實際上到底是否存在呢？訪談中，我也有意識詢問過他們，會不會覺得從村鎮選拔上來不容易，學業更優秀？他們幾乎都說：“老師，您千萬別這麼想。”“城市的學生也是拿着分數進來的，爲什麼在做題上不如我們呢？” 實際上，村鎮學生進入大學後，已有研究表明他們在學業上和城市學生是基本相當的。理解“小鎮做題家”，是要讀出背後的潛臺詞，不是在說他們真的擅長什麼，而是他們心裡自認爲缺失的是什麼。
新京報：你提到，這些年公衆對於村鎮學生的敘事其實出現了很明顯的轉向。可否展開談談，這十餘年間，這樣的轉向具體是如何發生的？
謝愛磊：我記得2012年前後，在公共敘事裡，農村和小鎮學生給人的典型印象是普遍找不到人生方向，沉迷遊戲，學業困難。到今天，他們似乎搖身一變，就成了擅長學業的“做題家”。從“學業有問題”到“擅長做題”，這幾乎是180度的反轉。十餘年間，這個羣體本身或許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但我們對這個羣體始終沒有足夠的瞭解。
這種敘事上的差異既可能和敘事者是誰有關，也可能和時代變遷有關。我們生活在一個極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時期。在早期，寫農村教育和農村生活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點兒農村生活經驗。當他們進入公共輿論場時，他們是知道自己在寫誰的。例如，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講農村青年，感情講得細膩。
由路遙同名小說改編劇《平凡的世界》（2015）劇照。
到近期，講農村社會和故事的人估計已經和農村社會很少再有什麼聯繫了，有時候好像在講另外一個國度發生的事，不少關於農村和小鎮青年的敘事，或多或少都帶着獵奇的心態。因爲缺乏一些內部人視角，對他們的理解也就變得越來越困難。儘管不少人能夠在公共場域發聲，講述農村青年的處境，但這種聲音有時候反而容易被誤讀。
“小鎮做題家”：
一種特殊的生存心態
新京報：這本書從標題看聚焦的正是“小鎮做題家”這個羣體。你在實際研究中是如何界定這個羣體的？儘管這是圍繞“小鎮做題家”的研究，但你在序言中其實提到，這項研究涉及的2000名學生中，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佔比是“近28%”（並非全部是農村籍）。
謝愛磊：我在書中談到這個概念時，都使用了引號。我想表達的是，它是農村和小鎮學生（當然，它現在也不專屬農村和小鎮青年）一種特殊的主觀建構。它代表的是這個羣體在進入新的文化環境後，所產生的特殊的生存心態，一段獨特的人生探索和一點對這段人生經歷的反身性思考。透過這個視角，我們或許會看到原先社會中存在的那種物質層面的分化，逐漸轉向更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分化。
談到研究時具體的操作意義上的界定，也就是當年具體的抽樣方法，我是這麼考慮的。在做這個研究時，我們在四所985工程和平臺大學進行了抽樣，希望這個樣本是具有代表性的，能把重點高校的城市籍、農村籍學生都囊括在內，這樣有助對兩個羣體進行比較。至於農村籍學生，則按照行政劃分上的定義來抽取。
什麼是“農村籍”呢？它指的是出身農村和小鎮，早期也生活在農村和小鎮的學生。而小鎮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鄉鎮”，縣城城關鎮都沒有包含在內了。我想起我和原來有些合作者的一個故事。在分析數據前，我們沒有預先做充分溝通——我假定她是知道這個劃分的，結果分析數據的時候，她把縣城城關鎮裡的學生也划進去了。她從小在城市長大，在她的理解中，“縣城關鎮”也是農村。
紀錄片《高三》（2005）畫面。
新京報：其實當我們今天說起“小鎮做題家”時，這裡的指涉已經相當模糊了。我注意到，書中提到的不少案例中也有來自省份中心城市的學生，他們似乎也面臨着與常規意義上“小鎮做題家”相似的困境？
謝愛磊：的確是這樣。我們經常說，個體的困擾往往也是時代的困擾。他們願意使用相同的表述，意味着他們可能遇到了相似的結構性困境。在當前，這個困境大概就是青年人感知到的就業壓力、社會流動機會以及個人在尋求生活意義和目的時遇到的困難。
幾乎所有采訪過我的人都會提到，到底拿個名校的文憑還能否一定保證可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保證過得幸福。但答案可能並不那麼確定。文憑貶值，青年就業比較緊張，爲了獲得一份工作，在教育系統裡可能就要卷，就業以後又要面對高速運轉、分秒必爭的社會節奏，工作的全部意義好像就變成了“卷出新高度”。有人說，當代青年在成家立業、出人頭地的主導意義系統中面臨的工具性意義壓力過重，在學業、職場、家庭生活中經常遭遇意義貧困。大部分生命時間都被限制在教室、考場，工作場所的格子間內，失去了閒暇時間以及從事其他活動的可能。“做題家”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一個表達他們自己的載體。
電影《四月物語》（1998）劇照。
新京報：有趣的是，“東亞性”近來成爲一種新的羣體自嘲。“在意輸贏、總是盡力而爲、迷戀苦難敘事”等也在引發共鳴，其中與“小鎮做題家”式的自嘲有重疊之處。這背後是一種更大的全球化文化邊界的碰撞。你怎麼看這之間的聯繫？所謂“東亞”的盡頭是“小鎮”嗎？
謝愛磊：（笑）先聲明我瞭解的也並不全面，這裡只是簡單談談提起這個詞，我想到的東西。
其實它講的故事是有相似性的，只是說我們相對於什麼對象在談這個問題。這裡我們能看到一種相似的文化傳統。這也部分能解釋爲什麼有城市學生也會自稱“小鎮做題家”，因爲東亞文化圈整體上是比較信奉賢能主義的，相信教育改變命運。當這些學生不論是進入大學，還是留學進入另一個文化場域，都會或多或少面臨“賢能”定義的破產，或者叫“優績”。到底什麼是“績”？過去是成績，現在可能是業績。以及到底要不要信奉業績和成功之間的聯繫？這既是他們和外部環境之間的衝突，也是他們的內心衝突。
但稍微展開一點，我們會發現全球範圍內，都在面臨不同程度的對“優績主義”的反思。小鎮學生在考慮“小鎮做題家”，東亞人在思考“東亞性”，美國人可能在考慮“工人階層的子弟”……比如近年來出版的《河流的源頭》（The Source of The River: The Social Origins of Freshmen at America's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馴服河流》（Taming the River: Negotiating the Academic, Financial, and Social Currents in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他們關注的就是非裔學生羣體。今年5月，美國社會學家梅麗莎-奧斯本（Melissa Osborne）的作品《Polished: College, Class, and the Burdens of Social Mobility》出版，講的是美國版的“小鎮做題家”。
經J.D. 萬斯同名暢銷書改編的電影《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20）劇照。
這些共同反映的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裡提到的，全世界範圍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正在發生的一個歷史趨勢轉向。收入不平等在加劇，底層想往上流動，上面的人想保持住。但與此同時，人力性的資本在下降，財產性的資本在上升，也就是說，這對於夾心階層的中產意味着，很多人會經歷滑落，因爲他們主要的競爭性資本還是知識。你看，不僅是底層的學生面臨這些困擾，中產出身也是如此，他也要通過教育再複製命運。這個社會結構變遷下的各個階層羣體，都在不同程度遭受這個東西，只不過在小鎮學生身上表現出的是困惑、矛盾，在中產階層可能就是焦慮、壓力、“完美主義病”。
“理解”還是“框定”？
被忽視的學生主體性
新京報：圍繞“小鎮做題家”的討論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關於“階層流動”。這在社會學領域是一個被反覆研究過的問題。這些年，國內不少研究也逐漸開始從主流的經濟維度（關注社會位置、聲望等相對可測量的範疇），轉向更內部的情感維度（相對主觀、重感受和體驗）來描述社會流動。爲什麼會出現這種轉變？
謝愛磊：這和社會學近些年發生的“情感轉向”有關。早些時候，在研究社會流動問題時，學者對個體的感受是相對忽視的，他們更關心一些客觀指標，認爲社會流動主要可以從經濟收入、職業聲望等層面來衡量，好像看看這些客觀的指標變化，就一定能折射清楚社會是開放還是封閉的。另外，對個體而言，好像只要實現人生座標的幾何移動，從一層位移到另一層，收入更好，聲望更高，就萬事大吉了。
在情感之前，其實學界也在不斷製造不同的工具，去解釋變化中的複雜性。比如，我們做高等教育研究，大家關注的是高等教育機會在不同羣體間的分配。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你能不能上大學？但後來發現，問題很複雜。柯林斯講“文憑通脹”，布迪厄可能講得更悲觀，他提出“文憑破產”。人們慢慢開始注意到，文憑內部可能也是有分化的。既有普通高等教育，也有精英高等教育。這時，人們發現原來還可以用“縱向分層”來看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於是，問題不再簡單地是，你是否獲得了社會流動機會，而是你獲得了怎樣的社會流動機會。
電影《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但即便這樣，問題依然存在。到底什麼是精英高等教育？我們現在的高考，伴隨着“世界一流大學運動”，當然全球範圍都是這樣。我們開始給這些大學分類、貼標籤。但這背後也有一個潛在的話語轉向，原來的是“公平話語”，我們要建立“示範性質的大學”，讓這些大學的模式可複製，但如今是“精英化”的話語，它強調的是“拔尖、創新”，讓最優秀的人被篩選出來做最厲害的事情。這樣情況就更復雜了，精英高等教育內部還有分層。這個問題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研究了。到了今天，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單談“機會”已經很難揭示其中的複雜性了。即便個體克服了結構性的障礙，進入了精英大學，你依然要承載這個社會結構對你的影響。
新京報：這些年，國內相關的作品陸續出現。從“讀書的料”到“金榜題名之後”，這些研究其實都在嘗試從更具體的維度解釋這一代年輕人的處境。但不少讀者也會困惑，這些偏重情感與經歷的分析，在帶來共鳴之餘，其實並沒有太超出大衆既有的預想。甚至在瞭解到這種結構性的處境後，個體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種“無力”。你怎麼看這類研究的走向？或者說，相關的嘗試究竟還能提供多少新的認識？
謝愛磊：這也是我在寫這本書時一直在想的問題。我想做的其實不是一種客觀實在論層面的描述，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嘗試。我沒有急於給這個羣體下一個定義，或者說分類。很多學生跟我說，他們在讀完相關的書後很難過，覺得“我就是這樣的學生”，失去了行動力。這是我很擔心的。
我在這本書中突出的是“反身性”。這些學生對自己的處境是有所認識的，我想把這個事情講清楚。書中大量內容是這些學生的自我敘述，我想把我所有“理論化”的雄心先放下，先呈現故事，我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做了一點微小的理論化的工作，這是我們共同的故事。
這也是我在寫這本書時，獲得的關於“理論”的一個私人感受。過去人們總認爲，學者的理論纔是理論，殿堂的理論纔是理論，但理論其實就是關於當下世界的一種新的理解。它爲什麼不能是普通人提出來的？我曾擔心過，有人會認爲這裡面的分析不足，但我最終覺得，我還是不要那麼“愛惜自己”，而要更多考慮，要做什麼。比如其中有受訪者，他們在大一、大二階段的講述是稚嫩的，很感性，但越到後面越冷峻，這就是他們的轉折。
研究者經常用真實的故事作爲材料，來豐富所提的概念，進而足夠和既有的理論對話。但這在這本書中都沒有，我放棄了這些努力。我想做的，只是增進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了解。歸根結底，我總覺得，人是有主動性的，他（她）是會變的。他（她）不可能一直是“讀書的料”，或者“目標掌控型人”。社會學研究應該提供的是理解的工具，而不是框定的工具。研究者有自己發表的渠道，而當面向公衆時，我想應該慎用“理論上的努力”。
《風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 The Liz Murray Story，2003）劇照。
新京報：書中其實化用了一些西方學者的理論視角。包括布爾迪厄在內，社會學家們在20世紀就已經開始關注到文化資本在階層流動中催生的“區隔”，以及個體所承擔的相應的心理代價。你在書中也多次提到這些研究發現。當我們嘗試用這些結論分析當前國內的情況時，會有哪些錯位、新的發現或者說困惑嗎？
謝愛磊：肯定有的。從最表層看，概念的內涵在不同語境下肯定有所不同。比如書中比較多地用到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研究人員一般把它看作是與高雅文化（例如，對藝術品和古典音樂的欣賞）有關的認識和才能，並將其與韋伯“精英地位文化”的觀點結合到一起，將文化資本視爲個體所習得的特定類型的文化特質，品位和風格。
當美國人把這個概念引入他們本土時，安妮特·拉魯就提出，文化資本其實不侷限於與高雅文化有關的認識和才能，它可以指涉被相關機構（正式或非正式地）認可，能夠爲個體帶來競爭優勢的文化品位、實踐與技能。在書中應用“文化資本”概念時，我也根據本土學者的嘗試和立足本土環境做了相當多的改造。比如，在關注針對孩子的文化資本投資時，用家庭藏書量、文化活動（例如參觀各類場館，聽音樂會、看運動賽事、國內旅行和國外旅行）的參觀狀況，家長和孩子的閱讀狀況以及接受各類藝能訓練的狀況等來衡量。
《學做工》，[英]保羅·威利斯著，秘舒、凌旻華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2月。
但這個過程中還存在一個問題，這些理論能不能“化”？比如“文化資本”理論究竟能不能化。這裡面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被忽視的問題。保羅·威利斯曾在《學做工》中提到過“工人階層的文化資本”。而英國學者們在談教育和社會流動的關係時，其實是在一個“矛盾主義”的前提中的。這部分人認爲，教育是讓個體認同自己的命運、服從權威的機構。教育和社會流動是悖反的關係。當底層對教育的基本價值觀是這樣的，那當他進入學校後，學校裡流行的文化就是他要反抗的東西，那抵抗的東西怎麼會成爲資本呢？
這在中國還有根本性的不同。人們或多或少相信，教育是能幫助我們實現社會流動的，是同一陣線的。這種最基本的假設上的不同，爲我們在套用這個理論時也帶來很大問題。當我們都認可教育的這套目的和價值觀時，底層所謂的“資本”就不能稱之爲專屬底層的。我們會發現，如果能將研究對象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在更加準確地理解他們後，也許再來回看理論本身，很多困境就不攻自破了。
社會流動的“隱形傷害”：
到不了的遠方，
回不去的家鄉
新京報：我們經常容易忽略，其實成爲“做題家”本身可能已經經歷過了一輪篩選。書中的不少受訪學生提到，經濟壓力和學業困難並不是困擾他們的主要問題。這個過程中，農村家長付出的是一種“看不見的努力”。這種“努力”從另一層面看，是否也不亞於中產家庭在教養上的投入？
謝愛磊：在談這個問題時，我更多是想讓讀者看到農村社會內部的分化，這些學生在更微觀層面究竟是來自哪裡。在我的書中，被調查的農村籍學生，其實也不成比例地來自農村社會的中上層家庭，來自上層和中層家庭背景的約爲65%。（而按照李強教授於2014年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的文章《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四個世界》中的統計，2010年——也就是樣本中所含學生入學前三年——在農村社會，職業上層羣體比例約佔農村人口的3%，職業中層羣體比例約佔農村人口的12%，職業下層羣體比例約佔農村人口的85%。）我想，也可能正因爲是這樣，纔有了託舉的力量，讓這些孩子能夠有機會夠得着精英大學門檻。
既便如此，爲了培養一個名校生，每個農村家庭都要實踐相應的“家庭策略”，付出異乎尋常的努力。比如，踐行還不錯的養育行爲，儘早將孩子送到好一點的鎮上的小學或初中，甚至犧牲自己的閒暇時間或打工掙錢的機會去陪讀。部分父母還會跟隨孩子上學的腳步，去學校附近打工，成爲被動意義上的“農民工”， 我記得有位受訪者就和我強調自己的“家一直是以自己的讀書爲中心的”。我在書中形容這是“舉家體制”。
動畫片《瘋狂元素城》（Elemental，2023）畫面。
這種體制也是這些學生在生命其他階段，經歷的情感困擾的來源。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會“儘早懂事”，“承擔家庭責任”，甚至對讀書的期待是——“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結果”。就好像《瘋狂元素城》（Elemental）講述的移民元素城的火族女孩小焰（Ember）。她在影片中說：當你帶着沉重的愛、帶着希望、帶着虧欠長大，你又怎能不希望自己是個“好孩子”呢？到了高考前，這種由報答演變而來的責任感成爲“壓力”的主要來源，它裹挾着個體、家庭、與學校的多重期望，最終達成了一種穩固的“合謀”。這麼一想，其實沒有誰是天生的“做題家”。
新京報：“小鎮做題家”面臨的主要是身份認同上的困境。你在書中提到，“小鎮做題家”的階層上升期待和路徑本身是充滿矛盾性的。它在實際中會產生相當複雜的情感體驗，大多數人往往“兩頭都抓不住”，陷入“飄萍”狀態。你形容這個過程是“社會流動的‘隱形傷害’”。它具體是如何形成的？
謝愛磊：不管是家庭還是學校，對於這些學生而言，二者既是“來時的路”，又是“他日走進新生活的障礙”。赫斯特在《學業成功的負擔》中提到，我們今天講的“金榜題名”，對於這些學生而言，它可能會成爲一種預料之外的“精神負擔”。它來自於學業成就與要逃離的“過去”之間的對立關係。
當學生們被反覆引導，讀大學是去見見“更廣闊的世界”，是要走出小鎮，這背後是一整套相應的社會建構。一旦接受它，就意味着他們在回看過去時，需要承認他們來自的地方是“落後的”“粗鄙的”。舊的自我被親手否定，新的自我遲遲無法建立時，就會產生文化意義上的“無家可歸感”。
很多人曾問我，這些學生中有沒有成功的案例。我會反問說，你在什麼意義上談“成功”？如果是物質層面，我們的學生都在轉型當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看，書中的所有“小鎮做題家”們都“成功”了，他們能夠反觀自己所處的境遇，都在跌跌撞撞中尋找一種自洽的可能性，去適應不確定性。
紀錄片《高考》（2015）畫面。
新京報：我注意到，書中很多受訪對象在講述各自的境遇時，時常用到的是偏道德判斷式的詞彙。比如形容自己“不太功利”，外部環境變得“不再單純”……這種話語使用一方面試圖探討的是個體在其中面臨的信息差、路徑受限等實際問題，但另一方面對“不功利”“單純”等保有的這種情感上的偏向，往往又會讓討論變得失焦。相較於中產子弟能夠用一系列行動型的話語描述自己的選擇，“小鎮做題家”們是否缺乏相應的話語講述他們的經歷？這種話語的架空與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有關嗎？
謝愛磊：如今很多“小鎮做題家”遇到的困擾就在這裡。我們的社會結構沒能提供給他們一套合適的認識過去的方式。社會流動中內在的隱喻是自下而上，這背後的含義是上層的文化品位是值得肯定的，小鎮青年的童年在這套體系裡是“沒有價值的”，它充其量只是“天真”的，是“快樂”的，但另外一種童年“更有價值”。
回到這種“話語”，其實如果我們對於“文化資本”只有唯一的準則，就是“懂或不懂”，那當這些“小鎮做題家”們熟悉這套規則後，可能未必會形容這是“功利”，而會覺得這是“必須的路”。但當我們把“反身性”這個概念引入時，或許會發現，他們未必“不懂”，反而可能是真的不喜歡。
我想起在做訪談時，有個學生曾提過這樣一個比喻。他說，老師您有沒有注意過城市的道路？他發現城市的道路和農村的道路是不太一樣的。在農村，道路就是用來走路的地方；而在城市，大家可以在路上玩一玩。“同樣都是路，卻有不同的走法。”你是選擇去走，還是選擇去玩，這就要自己去探索。
新京報：精英階層往往通過各種方式延續文化資本。那麼，這些初代“小鎮做題家”在跨越不同文化邊界後，你覺得他們又會如何傳遞這種“資本”？
謝愛磊：我現在還正在做一箇中產教育焦慮的課題，做過相關的訪談，發現這裡面也比較複雜。一種情況是，這代“做題家”在成爲父母后，可能會新一代“雞娃”的家長，給孩子報各種班，讓他們積累學業和文化資本，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擔心子女社會地位下滑。我的女兒曾和我討論這個問題，她調侃說，這是“自己淋過雨，就把別人的傘都撕碎”，我估計她不太希望我成爲這樣的家長（笑）。
但也有不同的。比如說我自己，玩過這個遊戲，感覺給個人的身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就不想孩子再重複了，儘量給她少報班。但我想，其實我和她的日常交往，至少可能也給了她其他類型的文化資本吧。我記得我時常和她討論這些問題，她有時候就會考慮得比較深入，例如，有次寫作文，她就寫到“學習不是爲了考試，不是爲了拔得頭籌，不是爲功名利祿，而是爲了認識這個美麗、廣闊、精彩而又神秘的世界”。我自己的書寫完的時候，我還請她看，讓她還爲我的書配了一個插圖，名字叫做“我們並不一樣的童年”。
謝愛磊的女兒爲《小鎮做題家》一書畫的明信片。（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會擔心，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可能沒辦法支撐她的這種期待嗎？
謝愛磊：那如果她哭，我就陪她一起哭吧。
哪怕我到了這個年齡，還是會有時做夢重回高考，夢裡還總是做不出題。我不想她再重複這樣的經歷了。
我們的教育
如何幫助人正視過去？
新京報：這些年，每當有相關的研究出現時，讀者很難不關注到研究者的個人經歷。你曾在採訪中提到過一些。你從農村學子，一路到縣市上學、去上海、香港、海外讀書，從博士到博士後、教授。這聽上去是一個“小鎮做題家”實現階層躍升的成功敘事。實際上是這樣嗎？爲什麼說“在生命歷程的這個階段，我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能深刻地體會到家庭背景對我的影響”？
謝愛磊：坦白說，在過往不同階段面臨選擇時，我看似有很多選項，但實際上我又沒有選項。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交通大學，但待的時間並不長，很多人說你在名校多待兩年，收入可能就翻一番了，更重要的，會有更好的社會聲望。但當時的那個階段，我卻苦於收入過低，感覺壓根在上海買不起房，這樣就會照顧不好家人，心裡想着還是需要有一份收入更好的工作才行，才又回香港大學工作。後來再回內地工作，也有很多一流大學的offer（指聘用通知），但我都沒有接受，收入成了我的首要考慮。
我並不是想突出個人的困難，而是想說很多相似出身的人都面臨過這樣的困擾。社會學上經常發問卷，說來自低社會羣體的人容易“目光短淺”，容易因爲“短期的利益忽視長遠的發展”，但如果他們真的能站在這些羣體的角度考慮問題，感同身受，可能會發現這樣的結論有點傷人。我不喜歡高高在上的社會學理論。我希望它是有立場的，更謙卑的。
曾經有段時間，我用社會學的視角回看時，可能會覺得這些因素限制了我的發展，自己要去反擊社會所給的結構性壓力，爭取個人的空間。不過，這是所謂的“赤字”視角，也就是把過去的家庭生活看作是一種負累。而到了如今這個年齡，我再去回看這些經歷時，會逐漸認爲這是一些“饋贈”。它讓我能有機會看到，不是類似背景的人看不到的東西。但依然要承認，我是到了這個階段，解決了許多生存方面的問題，纔有了這樣的認識上的轉變。
電影《大學生軼事》（1987）劇照。
新京報：除了做社會學相關研究外，我注意到你也在實踐中有所嘗試。你在學校同時也是一個定向本科生班級的班主任，班裡有不少學生就來自農村和小鎮。你覺得好的大學教育應該爲他們帶去的是什麼？
謝愛磊：我想，這其中首先是自主性。進入大學後能夠自主去探索，你不喜歡它可以，但在這之前先試着玩一玩。第一年，我在班委的幫助下，啓動了好幾個項目，其中兩個，一個叫“師友計劃”，另一個叫“學長學姐話你知”。在開展師友計劃時，在學院老師的支持下，我帶着班上的學生跟系裡的老師一個個吃飯，每次5到6名學生，1到2位老師，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小西餐廳吃飯聊天，請學生們事先準備好幾個要問的、關於大學學習和生活的問題，還請老師和同學們互加微信。
在開展“學長學姐話你知”時，我們請高年的學長學姐給同學們分享自己在大學的經歷，例如，到底要不要參加社團，參加幾個爲好。我想讓學生們儘早地去接觸老師和同學，瞭解大學中隱性的文化規範、互動規則，應當可以幫助同學們緩解剛進大學時可能遇到的侷促和不安，有助於他們更加充分地利用在大學的時光。這算是一種文化增益。
電視劇《歡樂頌》（2016）劇照。
新京報：除了“文化增益”，你在不同場合還提到過大學校園的“文化賦能”。可否再結合一些實例展開談談具體能夠怎麼做？
謝愛磊：想要扭轉這樣的境遇，更爲根本性的嘗試是“文化賦能”。也就是這些學生如何正視自己的來處，鄉村生活的要素能否在整個話語結構中有所體現？比如我們在設計相關課程時，能否增加些鄉村生活的情境，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生活經驗作爲認識新知識的基礎。這既有助於掌握新知識，也能幫助他們去肯定過往生活的價值。
有位支教老師在分享結束後，回去把課上發生在“shopping mall”的英文對話，改成了在村口的“小賣部”，效果很直接。當鄉村的孩子們學習新單詞時，他們可能還在想“shopping mall”是啥。當他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時，在理解更核心的學習內容中，就要猜很久。
很多小鎮學生進入大學後不敢說方言，怕“丟臉”。但如果他在廣東，粵語很流行；或在四川，“川普”很流行。在小的環境裡，各種要素相對處於平等的位置上，他不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們能不能在更大的環境做到這樣？
這本書出版後，有位讀者的留言讓我很感動，他說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最近去參加女兒的學校活動，心裡很不是滋味，感覺自己好像沒什麼特長。直到不久前學校組織親子集體春遊，其他家長看到他能熟練地生火做飯，都很羨慕。那一刻他突然覺得，自己過去的生活可能也是有價值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場景太少了。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採寫：申璐；編輯：西西；校對：趙琳。封面題圖素材爲《大學生軼事》（1987）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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