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家興專欄》加徵關稅 美七傷拳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22日宣佈，對中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及電池、電腦晶片和醫療產品等，措施將於8月1日生效。（中新社）

5月中，美國宣佈301貿易條款調查結果，將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光電產品等約180億美元商品加徵25％～100％不等的關稅，以應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爲，保護美國工人與企業的利益。

其實，雖然中國去年已躍居世界最大汽車出口國，但新能源車出口到美國的數量有限。因此美國知道單靠一己之力無法打擊中國相關產業，趁着本週末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在義大利召開之便，美國財長葉倫積極奔走歐洲各國，希望呼籲歐盟聯合關稅行動，對抗中國「產能過剩」的新能源車等行業。

美國推動貿易保護的集團化，但未必能在歐洲得到廣泛的支持。一方面，歐洲減碳的環保主義呼聲更強，消費者飽受通膨之苦更勝美國，加上各國產業利益鏈各異，不容易形成共識，即使真的加關稅也未必如美國那樣的懲罰性高稅率。

何況，中國在東南亞諸國的RCEP貿易協議，以及與中東、中亞、非洲國家的各種自由貿易協議，都有助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再加上，中國大陸本身就是一個人口大國，對高科技產品創新的需求也正方興未艾。就算美國關稅壁壘能傷到中國部分產業發展進程，大概也不會是傷筋動骨的重傷。

貿易合作締造雙贏，貿易衝突則導致雙輸。因爲貿易是基於比較利益法則，出於互利、自願原則而產生。反之，政府製造的人爲干擾，只會徒然損及社會福利與經濟效率，並且就像200多年前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且被後世所證實的理論，就算他國設置了貿易壁壘，對一國政府來說，開放貿易邊境也是合理的決定。生活在自由貿易國家的居民能夠享受更低廉的物價與更豐富的商品種類，而企業則能專注於最擅長領域的生產。相比之下，進口關稅會縱容本國效率低下的企業，並損害消費者利益。

例如，美國穆迪（Moody's）等機構曾估算，2018年川普政府對36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其中92％的增稅成本是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導致家庭每年平均額外支出1300美元。結果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確實減少，但更大的貿易逆差卻來自其他第三國。此外，美國早在2011年就對中國新能源太陽能光電企業實施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高稅率措施，但幾乎絲毫無益於美國本土太陽能光電企業的競爭力。

拜登總統在競選前曾批評川普的高關稅，但當選後基於政治正確，不願取消損人不利己的前朝政策。因此，全球化帶來低通膨的美好時代過去了，貿易對抗的思維導致美國消費者承受30年以來最高的通膨打擊。即使聯準會連續多次超預期升息，也難將核心物價指數漲幅壓制在2％以內，對拜登競選連任的選情恐怕添上一層陰影。

如果保護主義也無益於美國經濟的競爭力。那麼重振美國經濟的關鍵何在？英國學者羅思義（John Ross）以跨國跨時的資料分析，發現「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的高度相關。而美國該項比重從二戰後的14.8％下降到最近的4.4％，從而使美國GDP年增速下滑到2.1％。他認爲美國要提高淨固定投資的比重，就要抑制軍費開支與醫療支出。然而這正是難中之難！在當前美國政經體制的框架內，幾乎難以期待利益驅動的政商複合體推出符合經濟理性的改革。

美國《國家利益》期刊最近有專文分析，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俄羅斯或中國，而是35兆美元的債務！財政赤字高漲不斷增加國債利息支出，也使財政補貼半導體與新能源行業的力度有限。在這種背景下，保護主義式的懲罰性關稅打壓不了中國企業，扶植不了本土企業，徒然讓消費者承擔通膨苦果，這樣的政策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作者爲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